海明威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没有哪个混蛋会写出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60岁获奖的索尔·贝娄打破了这种宿命。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被誉为海明威与福克纳的文学继承人。贝娄是个获奖大户，曾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68年，法国政府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76年，由于其作品“融合了对人的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贝娄去世，终年89岁。一生结了5次婚，除了他的举世闻名的小说，还以结婚次数多而引来好奇。他曾说小说是一种更高级的自传，于是，人们就未免会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到他的这些婚姻的蛛丝马迹。
父亲
1913年，贝娄的父亲随身带着一些里面塞满了织锦马甲、高顶礼帽、塔夫绸黑裙子、鸵鸟羽翎和高跟纽扣的浅皮箱，和妻子及三个孩子离开俄国，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1915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这就是美国二十世纪极富影响力的文学大家索尔·贝娄。
他们1913年移民了。不得不离开，因为我父亲凭借伪造的文书做生意。我不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有次审判。他保存所有的报纸——非常神秘，用的是俄语字母表，印在绿色纸张上——他总是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
——《索尔·贝娄访谈录》
贝娄的父亲是个倒霉蛋，在《赫索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父亲刻画：他身架小巧匀称、容貌俊美，圆圆的头，机警敏捷，不过脾气有点急。但他从俄国带来的那几千卢布很快蚀个精光，“1913年，他在魁北克省的瓦利菲尔德城附近买了一块地耕种，但失败了。这之后，他搬到城里开了家面包店，失败了；做批发商，失败了。战争时期，开了家睡袋加工厂，别人都赚了钱，他又失败了；做废品商，也失败了。后来他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仍然失败，因为他脾气太急躁，而且说话太鲁莽。而现在，他做的私酒生意，又面临失败。”
当我们从加拿大过来后，我母亲不久就生病了。她得了癌症。她切除了一个乳房，后来死于癌症，所以，那就是家庭生活的主线。我父亲很狂躁，没有时间亲自带孩子，再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带孩子。所以，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在芝加哥过了几年后发现的那样，我们有了一个垂死的母亲。我们不得不在感情上倾向于她。
——《索尔·贝娄访谈录》
对贝娄来说那段岁月虽不无艰辛，却又充满迷恋，他说：“我天生依恋情感和家庭。”
我父亲是个爱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而在那些日子，有许多东西可读。
——《索尔·贝娄访谈录》
贝娄从小接受犹太教的宗教教育，后来又接触并深入了解基督教，这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
作为一个俄国犹太移民，贝娄的父亲亚伯拉罕·贝娄从未肯定过儿子选择的写作道路——那一代的“俄国-犹太父亲天生就是专制的”（贝娄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他去芝大读书的时候亚伯拉罕掏学费都是很勉强的。贝娄的前两部小说成功后，他的父亲也没有承认过他，只是说你的首要身份还是“我的儿子”。老亚伯拉罕死后，贝娄迅速地写了《抓住时机》，写一个电影梦破碎的犹太男子向富裕的医生父亲求助未果、崩溃的故事：
“老阿德勒医生退休了，不再行医；他拥有可观的财产，能够很轻易地帮助他的儿子。最近威廉告诉过他：‘父亲——现在我恰巧境况不佳。我很抱歉自己不得不说出来。你明白我宁愿有好消息带给你。’然后这是真的……别的父亲也许会体谅到这种坦白是如何的困难——这么多的不行，消沉，软弱和失败……可是医生没有答话。他仅仅是点点头。早知道他脸上那种健康英俊、心情愉快的老年人的表情几乎不为所动的话，你就应该跟他说说西雅图附近的普吉特海湾，或者巨人和道奇在打夜场比赛。”——《抓住时机》
女人
除了他的举世闻名的小说，贝娄还以结婚次数多而引来好奇。一生结了5次婚。他曾说小说是一种更高级的自传，于是，人们就未免会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到他的这些婚姻的蛛丝马迹。
贝娄的朋友和出版人乔治就曾提到：“每次我遇到贝娄，他总在妻子们或情人们之间摇摆。”确实，贝娄毕生都在纠缠这类情感上的风流韵事。热衷于搜寻丑闻和秘密的媒体报刊，也得以迅速而持久地在这位文化大亨身上大做文章。
1937年，23岁的贝娄结婚了，这是一生结了5次婚的贝娄的头一场婚姻，新娘是俄国移民后裔安妮塔·戈什金，她正如贝娄后来在《赫索格》中描写的样子：“大大的绿色斜眼睛，金黄但毫无光泽的鬈发，皮肤倒很白净。”安妮塔很快发现了丈夫的花心(贝娄有一张性感的嘴，一头鬈曲的头发，一双大眼睛“映射出母鹿般的神情”)，她发现丈夫居然和另一个女人一起消失了一个星期(这样的事情后来似乎成了他婚姻生活中的常事)。1955年，他们结束了他的长达18年的第一段婚姻。在《只争朝夕》中，他借自己的话语权，描绘了这么一个悍妇的形象：“她只要有打击我的机会，就打击我，她仿佛专为摧残我而生存的。而且，她的奢望也太多，没完没了。”
贝娄与桑德拉于1956年2月结婚，次年1月二儿子亚当出生。但婚姻很快出现了问题，1959年，虽然贝娄仍然不知道桑德拉的婚外情，但他感到是她造成了现在的一切。桑德拉提出离婚，贝娄黯然离家。当得知妻子的私情后，贝娄一开始也想与赫索格一样用枪报复，但最后这个冲动的计划没有实行。1960年他们离婚。《赫索格》出版后，桑德拉认为，虽然她曾经对不起贝娄，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她也报复得差不多了，这部小说让她尴尬痛苦，还让贝娄名利双收，这下要算扯平了。
1961年，贝娄第三次结婚。新娘苏珊和桑德拉一样认为自己的娘家更高一等，习惯和上层社会交往，对贝娄的亲戚看不上眼。1964年3月，贝娄的第三个儿子丹尼尔·奥斯卡·贝娄出生。贝娄名满天下，但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现危机，他和苏珊的很多差异体现出来了。苏珊喜欢“贝娄太太”的名头，也喜欢抛头露面，天天赴宴，而贝娄显然兴趣不大，他天天要看书和写作，每天上午都要工作。当然，贝娄也有责任，不到一年，他和其他女人往来。于是，苏珊和贝娄开始了战争，到1966年年底，这个婚姻就难以为继了。1967年贝娄和苏珊离婚。但是，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礼物》让苏珊极为光火，在书中，贝娄居然把她描写成容貌漂亮却缺少人性，很有风度却内心凶狠，天天唠叨着要结交达官贵人，她质问：贝娄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德了？苏珊与贝娄有多年的法律大战，这让试图谎报收入的贝娄损失了大部分财产(包括诺贝尔奖金)。
1974年11月，贝娄的第四个结婚对象是一个比他小19岁的知识女性，叫亚历山德拉·伊俄奈斯库·图尔西亚，她是罗马尼亚人，耶鲁大学的博士，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在贝娄随后的《院长的十二月》中，他把她写入书中：她给人以“真情实感，她那漂亮的后背脖颈和那好看的脸蛋”，以及优雅的风度，给人极好的印象，这次连苛刻的朋友们也认为他们的婚姻能持久。开始的婚姻看来是幸福的，在《院长的十二月》中，贝娄这样写道：“精神集中使她面孔严肃。她进行科学研究时就是这个样子……使他高兴时，她会跳上跳下，像小姑娘一样拍着手”。逐渐地，两人之间的裂痕出来了，在贝娄看来，她不关心他，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研究上，他承担了不少家务活，她却全不理解。而亚历山德拉则认为，贝娄把一切花在自己的书上，说话尖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她的感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在研究上没有突破，她把一切怪罪于他。1986年的一天，贝娄回到家里，发现亚历山德拉在他的物品上都贴上了红色的标签，而在她自己的物品上则贴上另外一种颜色的标签。她走过来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我要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去。亚历山德拉认为，既然她无法让贝娄感到幸福，还不如分手。在《拉维尔斯坦》中，亚历山德拉是以维拉的名字出现的，她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整天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很冷漠，很不关心，不愿意付出太多情感。
1989年8月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与詹妮斯·弗里德曼结婚。这一年，贝娄74岁，詹妮斯31岁。尽管外界对这段年龄差距达到43岁的婚姻议论纷纷，但这最后一段婚姻应该说是幸福的，并在 83 岁拥有了最后一个女儿。贝娄离世那一天，也是她和贝娄的那些长大了的子女们守在床边。经历了这么多婚姻灾难，上帝终于给贝娄安排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拉维尔斯坦》中的罗莎曼就是詹妮斯：“瞧瞧罗莎曼多么容光焕发。嗨，这位女士正在享用精美的食物”，书中的她温柔、体贴。这本书也是献给她的：“献给詹妮斯，我心中最美丽的女人，指引我航程的明星
儿子
贝娄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他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父亲和一位糟糕的丈夫。频繁的婚姻给他的家属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的儿子格雷格在贝娄去世后曾写下《索尔·贝娄的内心》，在这本书中，格雷格表达了对贝娄的不满和埋怨：“我希望自己有勇气用雪球去砸自己的父亲。……在8岁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割掉了氧气瓶的深海潜水员。”贝娄的孙子安德鲁也说：“为什么他们都说我爷爷改变了美国文学？他只是一个坏脾气老头。”
索尔·贝娄2005年去世时，他的律师选择了首先通知媒体而非他的亲人。贝娄的长子格雷格是从汽车里的广播听到自己父亲的死讯的。
“索尔·贝娄的印记留在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有着把我们的情绪和思想写在纸上的冲动。”
贝娄家三兄弟是索尔·贝娄跟三任不同妻子所生，他们三兄弟也从来没共同生活超过一周。
格雷戈里·贝娄的这本回忆录，也促成了他们贝娄家三兄弟第一次共同公开谈论其父。因为每个儿子与父亲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他们对索尔·贝娄的看法也互有出入，尤其是在关于索尔晚年强硬的保守主义问题上。
三个儿子都与索尔在外型上有相似之处，不过格雷戈里有他父亲没有的繁茂白胡子，而丹尼尔在穿衣上则比索尔更为随意（索尔在中年时期爱穿定制西装和皮鞋），而穿着一身西服的亚当则更符合父亲的风格。
在格雷戈里的回忆录中，他写到索尔的内心的重中之重是他与其总令人失望的父亲之间的破碎关系。格雷戈里说还记得自己八岁时索尔在与父亲吵过架后失控大哭的样子。
“他对自己重复‘成年人也是可以哭的’来控制情绪，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格雷戈里回忆道，“但我知道他内心很受伤。”
回忆录中还捕捉到了索尔的幽默感：索尔曾给还是婴儿的格雷戈里喂食腌鲱鱼，说是为了给他培养一种酸酸的品味；他还曾让还是小孩的格雷戈里指自己后背和手肘的位置，格雷戈里照做后，索尔告诉他，“现在你比哈佛毕业生知道的还多了。”
尽管索尔曾经担心如果三个儿子聚到一起可能会出现不和，不过三兄弟之间现在还是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亚当说：“我们不仅仅是索尔的儿子，我们之间作为兄弟的情感联系也同样紧密。”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南京万象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