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柯立芝繁荣”［一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恰巧在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期之内（1923—1929），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正在巅峰。霓虹灯、T型汽车的喧嚣、百老汇的流光溢彩在苏联的宣传材料中构成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在无数青少年心中种下了憧憬西方禁果的苗头。兰德立刻陶醉其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难以置信的欢乐与不羁，跟苏联真是大相径庭！”
爵士时代的拜金热情和20年代的路易斯·布鲁克斯发型给她留下了终生的印刻。她的作品在字面上绝对信任逻辑和理性，但那种“土鳖移民见世面”的天真热忱始终呼之欲出。只有厌倦的贵族才会发现穷山恶水的浪漫；胸怀大志的乡下少年进城，要的就是灯红酒绿。兰德作品挥之不去的场景总是这些菲茨杰拉德式的意象，她的文学吸引力主要在于绚丽的意象和炽烈的渴望，而非图解式推理。当然，她不会忘记自己的最爱。她在纽约逗留四天，就看了四部无声电影。其中一部是法庭情节剧《不愿工作的女孩》。兰德在30年代成名，主要就是依靠撰写这种剧本。
在纽约开往芝加哥的列车上，兰德（当时还叫阿丽萨·罗森鲍姆）为自己设计了“安·兰德”（Ayn Rand）这个新名字。这时，她已经下定决心投奔好莱坞。梦工厂的灯红酒绿之于满腔幻想的苏联大学生，犹如金銮宝殿的雍容华贵之于茅屋中的范进。一朝得偿所愿，简直无异登仙。兰德的后半生精确地显示出她青少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渴望。有趣的是，她的认知图景跟苏联宣传中的资本主义大本营高度一致，跟盎格鲁新教徒心目中的山巅之城却相去甚远。
在她的后半生，好莱坞（以及美国）始终意味着自由与冒险、 投资与回报、 蔑视清规戒律的不羁生活。她对另一个好莱坞不屑一顾。后者是基要基督徒（坚持《圣经》原旨的基督徒，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选民库）的重镇，《圣经》价值观影片的票房相当于其他影片的四倍。数千名男女演员是虔诚的教徒。法律授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他们却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自律规则。著名的反色情《海斯法典》［原名为《制片法典》（Production Code），是禁止女演员脱衣露点的电影行业规范，由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威廉·海斯制定，习称 “海斯法典”（Code Hays）］就是这些自律规则之一，它的废除绝不意味着行业自律的结束。
这不是文化产业独有的现象，美国大多数新教社区和重要行业都有远比国家法律更苛刻的自我约束。一位医生或律师早在有机会面对陪审团之前，就会遭到同业的集体歧视， 再也没有办法把生意做下去。美国自由派（左派）后来反对的目标就是这些社区和行业自治规则，而非原本莫须有的国家限制。在50年代的所谓 “麦卡锡白色恐怖”中，真正有幸引起这位参议员或其他议员注意的左派人士少之又少。大部分“迫害”实际上就是各社区和各行业对他们的集体歧视和保持距离。许多人难以忍受这种千夫所指的难堪感觉，不得不逃往欧洲。
在欧洲（尤其是拉丁国家），国家管制更严厉；但在国家触角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几乎认为“凡是成文法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在美国，只有新移民和知识分子可以多少豁免新教徒的自治规范。值得注意，兰德终生没有脱离这两个圈子融入主流社会。她在政治上的门徒罗恩·保罗父子遭到保守派主流的侧目而视，正如她的客观主义哲学遭到哲学界主流的类似待遇。在知识分子圈内， 兰德是文学家的成功典范； 从移民社会学角度看，她却是失败的典范。在某种意义上， “创造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除根（切断乡土和社会联系）过程。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大多不幸，美国（至少人文）知识分子往往由外国移民或难民（及学生）组成，原因就在于此。
19 世纪以来，社区自律和国家管制的斗争构成英语世界保守与进步斗争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大体上站在进步一边。他们对新教规范的严苛有切身之痛，希望借助强大的国家干预创造更加宽容的社会。而且，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天高皇帝远的国家管制肯定比近在咫尺的社区集体监督更有空子可钻。然而，保守派认为，以国家管制取代社区自治，肯定会将英语世界变成另一种版本的法兰西或意大利；武断统治和社会放纵的结合并不令人羡慕。
自古以来，美国人歧视腐败的欧洲，英国人歧视腐败的大陆，西方人歧视腐败的东方，原因都在于此。在前者眼中，后者是暴虐政府和堕落国民罪有应得的组合。一旦政府武断为治，国民就遭到虐待；一旦政府放松管制，国民的放纵就会造成非专制不能止乱的格局。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不太值得同情。这条鄙视链造成了许多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路线图与此大同小异。
兰德那种蔑视宗教和社区的激进知识分子乌托邦不受前者欢迎，坚决敌视大政府的立场又不受后者待见。她亲睐的自由意志派不成气候，但她并不怎么介意。她真正的关注在于：一面利用美国资本主义的机会，一面全心全意反对苏联集权主义。她的态度为她赢得了某种超党派的尊重，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不受欢迎的无神论和尼采主义。
这种形势绝妙地展现了兰德的蛮族名将身分。瓦伦斯皇帝[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Flavivs Ivlivs Valens,328—378），罗马帝国东部皇帝（364 年至 378 年在位）]和李林甫宰相都发现： 蛮族将领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介入帝国的党派斗争，因此比本国将领更安全；远比本国人更了解蛮族敌人的特点和弱点，因此比本国将领更善战。
兰德改名换姓当然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移民局的管制；但她为什么选择安·兰德这个名字，却是一个不解之谜。兰德本人提出了几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明显不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实话实说。读者猜测了几十年，没有得出什么可信的结论。
流行的几种解释是：借用一位芬兰男作家的名字，借用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牌打字机的名字，俄国原名的缩写或变形，希伯莱语昵称的变形。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她绝少对人泄露真名实姓，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都不愿意让人知道犹太人的出身。罗森鲍姆家族在美国的分支全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显然，犹太家庭对安全的焦虑已经融化在血液里。兰德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肆无忌惮的冒险者，具备“自己人”才有的身份自信。她自己可不是这样。
安娜·斯托恩的曾孙女说，曾祖母和其他亲戚告诉她：兰德认为她不能用犹太人的名字出书，因为人们不会听犹太人的话。这种说法比兰德对公众的说辞更可信，因为根据东方人的习惯，家族才是真正的祖国，真心话只能对血亲说。“抬起你的头，有话直说。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
这种习俗只能适用于得天独厚的盎格鲁人，在东方人的生活环境中万万行不通，即使移民美国，也要经过两三代人才能摆脱隐秘诡诈的习惯。当然，这种现象造成至少加强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犹太人的话听不得”只是偏见的一小部分而已。甚至到60年代，兰德已经是著名的公众人物，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左派和右派的要人，却仍然对自己种族身分讳莫如深。兰德在荣耀中去世时，身边的朋友和崇拜者居然无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新诞生的兰德在美国买下了她第一部英语著作——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她在斯托尤宁学校时，早已熟悉这位意志论的鼻祖。此后，她的自由意志论和精英反传统论还要大大借重尼采的洞见。对许多作家而言，创作时期就是学习时期的结束。兰德就是他们的一员。美国是她安全创作的庇护所，却不是她的思想源泉。从文学意义上讲，她从来没有离开萨文科夫和布尔加科夫的世界；从思想意义上讲，她从来没有离开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以上摘自《安·兰德传》，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