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阿道司·赫胥黎：正是赫胥黎运天赋之笔将我们自身的模棱两可呈于我们自己的眼前来审视。一面成日与动物为伍，一面承受着“将来完成时”的折磨。只怕那一只名叫罗浮的流浪狗也无法想象出一个狗性的光芒得到彻底绽放，身上干净得长不出虱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亏得人类举世无双、结构精妙的语言，人类在自己的脑子中居然能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加强版的、彻底解放的未来，尽管，人类自己对那些堂皇的建筑也疑窦丛生。但也正是人的双面性能力催生了像《美丽新世界》这样的推测未来的大作。

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文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 蔡希苑 吴厚平

哦，美丽的新世界啊！住着这样的一群人！米兰达，在莎士比亚之戏剧《暴风雨》中第一次看到这个沉船上的朝臣时如是说

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两本力透纸背的书把我们的后面的日子也覆盖于它们的预言之下。一本是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一九八四》，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残忍的、控制思想的极权主义国家——那里有“老大哥”、“思想罪”、“新语”、“记忆空间”以及名为“爱之部”的刑讯宫殿，以及一个让人丧失勇气的、永远踩踏在人脸上的靴子的画面。另一本则是1932年出版的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它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不同的、温和的极权主义形式：精心调制、瓶装控长的婴儿；催眠式的软语劝诱，而非通过粗暴制约实现整齐划一；以无节制的消费维持生产车轮的永动；以官方强制的男女滥交消除性别尴尬；预先划分种姓群落之高低贵贱——使其有高高在上的聪明的管理阶级，有专门被设计出来热爱仆役工作的缺心眼的苦工。此外，还有苏摩，一种无副作用的、予人及时福乐的药物。

哪一个模式能胜出呢？我们都不无好奇。冷战期间，《一九八四》似乎胜出了。但是等到了1989 年，柏林墙倒下之后，各路权威专家纷纷宣告这正是历史的最终答案。到处是欢欣购物的场面，每个角落里都弥散着类“苏摩”的气息。然而，真相却是，放荡遭到了艾滋病的重击。但从整体来看，我们似乎难免陷入无足轻重的、吃吃傻笑的、药物加强后的“花钱—阿—罗摩”（Spend-O-Rama）的模式——看来是《美丽新世界》胜出了。

然而，随着2001年纽约双子塔被袭倒塌，这样的画面改变了。思想犯罪和踩在人脸上的靴子终究无法被轻描淡写地抹去。“爱之部”又回到我们当中。且早已不再局限在那铁幕之后的土地上。新的情况似乎是：西方社会发展出西方自己的，特色版本的“爱之部”。

而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也未曾远离我们。大型购物中心在大地上寸寸推进，鳞次栉比。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基因工程人群来讲，许多真正的信徒一面叨叨着“根里富基因”和“根里穷基因”——赫胥黎笔下的“阿尔法”种姓和“埃普利森”种姓——一面忙着为基因加强制定计划，推动美丽新世界向前发展，成为可以长生不老的、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样两种未来——一个强硬、一个温柔——有没有可能共存一处？果真如此，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形？

看来如今，我们确应重温《美丽新世界》，检验它对“如今每个人都很幸福、快乐”的全面计划型社会的各种正面颂和反面讽。看看我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幸福？需要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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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美丽新世界》是在1950 年初，年仅十四。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以我当时的年纪并不能够透彻地理解书的全部内容，并且既不知道灯笼裤是什么，也不清楚女用紧身衣是什么，甚至对于拉链在初次问世之际，因为使得衣服便于脱卸而被视为魔鬼的诱惑，为卫道士弃如敝帚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但是我却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地想象出“拉链灯笼女紧身衣”（zippicamiknicks）的样子，——这可能是对赫胥黎的高超的写作技法最好的颂扬——贴身内衣，正面是一拉到底的拉链，可轻轻松松地脱了去：

嗤的一声！浑圆的粉红就分开了，像一只被利落地切成两半的苹果。手臂上下轻轻一抖，接着先抬一下右脚，后是左脚，那拉链灯笼女紧身衣，软成一堆，像是被谁抽了气，摊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而我自己生在“弹力女童束身衣”时代——想要脱下或穿上这束身衣，不经过一番史诗般辉煌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于我而言“拉链灯笼女紧身衣”真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东西。

那位从拉链灯笼女束身衣中脱出来的姑娘叫兰妮娜·克朗，一位蓝眼睛的美人，将纯真无邪与风流撩人奇异地融于一身的“充气胎”——她的男性爱慕者就是如此称呼她的。兰妮娜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看上谁就和谁相好，时机对了应该就没问题啊。要知道，这可是又礼貌恭良、又利己利人的行为。而让她褪净衣衫，极力诱惑的男人“约翰”，正是那个“野蛮人”——生长在远离文明区的野蛮区，飨食莎翁的贞妇/娼妓论、尊奉祖尼教、喜欢自鞭、笃信宗教与爱情，为了配得上自己心爱的人饱受煎熬。约翰一直将兰妮娜奉若女神，直到兰妮娜在他面前毫不在乎地，用几近毫无廉耻的方式脱下那件“拉链灯笼女紧身衣”。

从未见过两个相互渴望的男女间差别有如天渊，而这正是这差别里蕴藏了赫胥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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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丽新世界》到底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世界，还是它的肮脏不堪的反面——反乌托邦，全赖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里的居民是美丽的、安全的、远离一切疾病和烦恼的，虽然依我们的惯性思维方式这实在美好得难以置信。“乌托邦”一词，间或意味着“不存在的地方”，源自希腊语“O Topia”，而在其他的时候它的涵义则取自“eu”，正如“eugenics”（优生学），一词，意味着“健康的地方”或者“美好的地方”。托马斯·摩尔爵士在他的十六世纪小说《乌托邦》中使用的也许一直都是双关语：乌托邦是一个美好的但不存在的地方。

作为一种文学构想，《美丽新世界》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文学宗族清单：柏拉图的《理想国》，《圣经》中的《启示录》，神秘的“亚特兰蒂斯”算得上这类文学的曾曾曾祖辈了。时间上稍近一些的则有托马斯·摩尔爵士的《乌托邦》，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彻底理性的慧骃国里会说话的马的国度，以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在这最后一部中，有无脑却美貌，整日在阳光下嬉耍的“上层一族”，以及负责地下机构运行的丑陋的“下层一族”——他们专在晚上出没，吃掉那些社交花蝴蝶。

这些小说都对社会现状不满，但也不认为人类的前景晦暗无望。虽说乌托邦近乎疯狂，但是就他们所秉持的观点而言——人类是可完善的，或者说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则更近似于理想化的传奇故事。一战为文学中的传奇现实主义乌托邦梦画上了句号，而与此同时，几个现实的乌托邦计划正欲携带它们灾难性的结果一展宏图。统治了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占据了德国的纳粹，最初都是以乌托邦的幻象出现的。

然而，据绝大多数的乌托邦文学所揭蔽的结果，人类的可改善性最终都在异议的巨石上撞得粉身碎骨。怎么处置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或者那些与计划格格不入的人？让老鼠钻进他们的眼睛吧——《一九八四》里面就是这么设计的——只要你不爱“老大哥”。（当然，《美丽新世界》里也自有一套温柔的惩罚手段：对于那些不遵纪守法的人，将他们驱逐到冰岛就好了。就让他们这帮“志同道合”的家伙在岛上终日探讨人类的终结，还不会烦扰到“正常”人——真可以说有点大学的味道。）

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降，无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都将种种现实社会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囊括其中。因为所有形态的社会都必须回答同样的问题：人应该住在哪里，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穿，怎么对待性和孩子的抚养，谁来掌权，谁来做具体的工作，文明和自然间应该建立起怎样一种关系，经济怎样起作用。乌托邦传奇小说，例如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哈德逊的《水晶时代》，展示的是一幅幅前拉斐尔派的景象——居民都穿着飘逸的长袍，在自然风光的环抱里安家，听起来就像安装着巨型彩绘玻璃、陈列着许多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英国乡村庄园一样。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放弃工业化，返璞归真，解决人口过量问题，我们的未来将一片光明。

而赫胥黎在三十年代初创作《美丽新世界》时，用他本人的话说，他还是一位“愉悦的、皮浪怀疑主义的唯美主义者”，是聪明、年轻、自命不凡、整日混迹于布卢姆茨伯派，喜欢攻击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一切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因此，《美丽新世界》舍弃了飘逸的长袍、手工艺品和“抱树”行动。它的建筑是未来派的——灯火璀璨的高塔，闪耀着柔和的粉红色光的玻璃——在它的城市的风光之中，没有一件是天然的。处处显示工业化特色：材料是纤维胶、醋酸纤维和仿真皮，悦耳的音声是人造出来的，公寓房居所里有能流淌出香水的水龙头，出门乘的是私人直升机，婴儿不再从母亲体内诞生，而是长在孵化器中，装着他们的瓶子顺着流水线而动，按照“蜂房”的需求分成不同的型号和批次，吃的是“外来分泌物”而不是母乳。“母亲”，这个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无比尊崇的词，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成为一种令人震惊的污秽，而媾和，曾是维多利亚令人恶心的词，反变成依礼行事。

“今天下午，他从背后拍了我。”兰妮娜说。

“你看，明白了吧，”芳妮洋洋得意，“这就表明了他是哪一类人。土得掉渣。”

《美丽新世界》中许多异乎寻常的笑话就这样开启了种种观念颠覆——虽说它们带给我们的震惊不似初次听闻者那么强烈，但仍旧让人觉得不无揶揄。维多利亚时代的节俭变成了花钱的义务，维多利亚时期“至死方休”的专一爱情让位给了“人人属于我，我属于人人”，维多利亚时代虔诚的宗教信仰流变成了对“人造神”的崇拜——我们的福特，以美国汽车沙皇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一位生产流水线之神——通过公共狂欢而实现的崇拜。甚至连圣歌“我们的福特”——“狂欢之礼”——也是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摇篮曲的颠覆。在摇篮曲中，亲吻会让姑娘们哭泣，而在“新世界”中，只有你拒绝亲吻姑娘——就像“野蛮人”那样——她们才会流泪。

“性”永远占据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世界里的中心舞台：谁来做什么，用哪一套生殖器做，跟谁做一直是人文学科的诸事之要。因为“性”和“生殖”被截然分开，妇女不再需要生儿育女——它成了让女人们厌恶唾弃的事情——而“性”成了一种享受。赤身裸体的小屁孩在灌木丛中演练“色情”游戏，以便尽早能对此艺驾轻就熟。部分女人是不会生养的，也即“雄化牝犊”。虽说有点小胡子，但是这些女人都是非常理想的姑娘。还有一些姑娘则求助于“马尔萨斯”措施——一种生育控制形式。详细说来便是：倘若有女子产生了想生育的念头，便可接受一种名为“怀孕替代品”的荷尔蒙治疗，戴上一根香甜、小巧、时尚达人用的、人工仿皮的、填满了避孕药的弹药带。可是如果“马尔萨斯措施”失效，还有可爱的粉红玻璃建成的“堕胎中心”。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之前，避孕药尚未问世，而避孕药的问世使得赫胥黎之“全民免费共享的性爱”的想象朝现实大大地迈进了好几步。（只是同性恋怎么办？“人人属于我，我属于人人”真的意味着所有人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从书中找到答案。）

至于赫胥黎本人，他的一只脚依旧停留在十九世纪，他本应该做梦也想不出那些是非颠倒的道德观念，除非他本人已了解这种观念的危险性。在创作《美丽新世界》的那段时期，赫胥黎还沉浸在访美旅行所感受到的震惊之中，尤其被美国社会大众的消费主义以及它的群羊心理和粗鄙惊得不轻。

我用“做梦”一词，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美丽新世界》，如果不计较细节的话，确实展示出一种“非经刻意控制的幻象”。一切都摆在明面上，没有丝毫的遮遮掩掩。就好比一位视力受损的作者对景象的描写可能给你的感受：最强烈的是视觉，颜色是一团一团的，浅色亮得明艳，深色暗得醉人。听觉紧随其后，尤其在描写集体仪式和狂欢之时。再次，是“多感觉艺术”品的感觉——在“多感觉艺术品”里，你可以亲身感受到那些屏幕上的诸多印象，比如《大猩猩的婚礼》《抹香鲸的爱情》乃是最有代表性的。气味描写则位于最末——香水味随风四散，抹得浑身都是。在野蛮人约翰和可爱的兰妮娜之间的邂逅中最辛酸的一回即是当约翰一脸崇拜地将他的脸埋进兰妮娜嗅起来无比圣洁的内衣中的时候，而兰妮娜却处于毫无知觉的沉睡之中，一半是因为她服用了大量的苏摩，另一半却是因为她实在受不了“新世界”尚未推行的“保留区”中令人作呕的，真实生活的气味。

许多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重视食物（可口的、难吃的、比如像斯威夫特的慧骃国里的麦片粥），但是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些菜谱一样也没有。兰妮娜只要她那“一个月一次的沉睡”，而亨利就吃那个“绝好食物”，可是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依我猜，有可能是牛肉，因为在其中有个养满牛的巨大谷仓，为人们提供外分泌物。）除却那些“即时云雨”用得上的团团块块，《美丽新世界》里的身体一个个都奇怪地失去了实体意义，这也正好强化了赫胥黎的观点：“在什么都不缺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事实上，在《美丽新世界》中，意义被剥除了，尽可能地剥除了。除了技术书之外，其他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正如雷·布赖德伯利1953年的小说《华氏451度》；博物馆的人通通被灭了，就像亨利·福特说过的，“历史就是扯淡”。至于上帝，不过是一位缺席者，好像根本不存在。——当然，除了约翰，这位长在美丽新世界的居民禁入的祖尼“保留区”的野蛮人，心中还怀着对宗教深深的敬畏。在古老的“保留区”，古老的生命持续着，并因各种强烈的“意义”而充实。约翰是书中唯一拥有真实身体的人，但他却是通过疼痛而非快乐进行感知的。约翰这个被带入这个世界的“试验对象”如是评价这个到处飘着香水味的新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毫不值得。”

穆斯塔法·蒙德——这个世界的十大控制者之一，柏拉图称之为“保护者”的直系后裔——提供的“舒适”不能满足约翰。他渴望回到自己的旧世界——肮脏的、有疾病的、意志自由的、有恐惧、有痛苦、有血、有汗、有泪以及一切。他相信自己有灵魂，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宣称拥有灵魂的人一样——比如萨默塞特·毛姆1921年的故事“汤普森小姐”中的传教士，就因为和娼妓有了一段“罪恶”之后，把自己吊死了——约翰也被逼为了这种信仰付出代价。

在1964年版的《美丽新世界》的前言中，也就是在恐怖的二战结束，希特勒推行的“最后的解决方案”失败之后，赫胥黎自我批评说自己不应在1932年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世界中只给出两种选择——要么是乌托邦里疯了的生活，要么是“在印度村庄里的原始人生活，虽然在某些方面过得比较像人，但是在其他方面完全是奇怪的，不正常的”。（然而，事实上，赫胥黎也为大家提供了第三种选择——格格不入的学问人在冰岛上的生活，只是可怜的约翰不被允许去那里。不过，即便到了那里，约翰也不会喜欢，因为那里没有当众鞭笞。）到了1946年，赫胥黎又想出了另一种乌托邦，在新的乌托邦里，“心智正常”成为可能。借助这种乌托邦，赫胥黎传递了一种“神志清醒、理智地”追求人类的“终极目的”，与内在的“道或逻格斯、超越神性或婆罗门”合为一体的“高级功利主义”。难怪赫胥黎最终深陷“麦司卡林”迷幻之中，写下《众妙之门》，并刺激了整整一代（1960年代）吸毒鬼和音乐家在被药剂蚀变了大脑的化学物质中寻找上帝。看来，赫胥黎对于苏摩的兴趣绝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而此时，沿着尘世蹒跚而行的我们，还能读书的我们，就这样被留给了《美丽新世界》。而这样一个世界又是如何在七十五年之后立稳脚跟的呢？在真实生活中，我们离那些了无生趣的消费人群，空虚无聊的、寻欢逐乐的人，遵章办事的墨守成规的人又有多远？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要我来说，就是这世界它好端端地立着呢，一如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那般，充满生气，新鲜，当然也莫名地让人震惊。

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亲爱的读者，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美丽新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仔细看着它：你看到的，向你回眸微笑的人是兰妮娜·克朗还是约翰？如果你确系人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你会同时看见他们二人。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既想拥有兰妮娜的生活又想拥有约翰的生活。我们既希望自己能像住在奥林匹斯山的无忧无虑的众神一样，拥有永恒的美貌、享受性爱，还能以他人的痛苦为飨，但同时，我们又想做饱受苦痛的“其他人”，因为我们相信，与约翰生活在一起，生活的意义将远超感官游戏，即时的满足感并不足以带来慰藉。

正是赫胥黎运天赋之笔将我们自身的模棱两可呈于我们自己的眼前来审视。一面成日与动物为伍，一面承受着“将来完成时”的折磨。只怕那一只名叫罗浮的流浪狗也无法想象出一个狗性的光芒得到彻底绽放，身上干净得长不出虱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亏得人类举世无双、结构精妙的语言，人类在自己的脑子中居然能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加强版的、彻底解放的未来，尽管，人类自己对那些堂皇的建筑也疑窦丛生。但也正是人的双面性能力催生了像《美丽新世界》这样的推测未来的大作。

借用《暴风雨》（它正是赫胥黎这部小说的名字的出处）的一句话：“我们都是用梦的材料做成的。”或许赫胥黎还应该加上另一句：“其中也有噩梦。”

（本文转载自上河卓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