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住了将近两个月。好几天的早晨，我在伸向海滨的阳台餐厅里，发现角落的一张长条桌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玻璃杯，晨光洒落在上面，晶莹而多芒，美极了。玻璃杯竟会如此熠熠生辉，以往我在别处是不曾见过的。就是在天光海色同样明媚艳丽的法国南部海滨尼斯或戛纳，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索兰特半岛的海滨也是不曾见过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阳台餐厅里的玻璃杯闪烁的晨光，将作为由堪称常夏乐园的夏威夷和檀香山的日辉、天光、海色、绿林组成的鲜明的象征之一，终生铭刻在我的心中。

成排玻璃杯摆在那里，恍如一队整装待发的阵列。玻璃杯都是倒扣，就是说杯底朝天。有的叠扣了两在层，大大小小，杯靠杯地并成一堆结晶体。晨光下耀眼夺目的，不是玻璃杯的整体，而是倒扣着的玻璃杯圆底的边缘，犹如钻石在闪出白光。究竟有多少玻璃杯呢？大概有二三百只吧。虽然不是在所有杯底边缘的同一地方，但却在相当多的玻璃杯底边缘的同一地方，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一排排玻璃杯亮晶晶的，造成一排排美丽的点点星光。

我凝视玻璃杯底边缘的这些亮光。这时候，聚在玻璃杯体的某一地方的晨光，跃入了我的眼帘。这光辉，不像杯底边缘的闪光那样强烈，是朦胧而柔和的。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这个日本式的“朦胧”的词，也许不太合适。不过，同杯底边缘的光放射出星星点点的光全然迥异，杯体的光是柔和的，映在杯面，扩散在杯体上。这两种光，确是晶莹、美丽。这大概是由于夏威夷的阳光明媚，空气清爽的缘故吧。发现和承受了摆在犄角上备用的这堆玻璃杯发出的晨光之后，我为了养养眼神，望了望阳台餐厅，玻璃杯早已放在客人的餐桌上，注上了水和冰。那玻璃杯体、杯里的水和冰上，幻化出微妙的十色五光。这种光依然是晶莹、美丽，倘使不留心就发现不了。

早晨的阳光把玻璃杯映得如此的美，恐怕不限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的海滨吧。在法国南部的海滨、意大利南部的海滨，或者在日本南部的海滨，说不定像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阳台餐厅一样，明媚的阳光也照射在玻璃杯体上吧。即使我没有在玻璃杯这种无价值的一般东西上，发现日辉、天光、海色和绿林组成的鲜明的檀香山象征，但一定还会有其他象征夏威夷的美。这种美，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别处是无以类比的。比如色泽鲜艳的花丛、千姿百态的茂林，还有我尚未有幸一饱眼福的奇景，即仅有一处海面上的雨中瞬间飞起的彩虹，像月晕般环绕月亮的圆虹等等。

然而，我却在阳台餐厅里发现了晨光照射下的玻璃杯的美。我确是看到了。这是第一次遇见这种美。我觉得这是过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的。像这样的邂逅，难道不正是文学吗？不正是人生吗？这样说，会不会过于跳跃、过于夸张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吧。过去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在这里才第一次发现、第一次感受到玻璃杯的这种闪光。

不至于是饭店的人估计到玻璃杯闪光会达到如此美的效果，才摆放在那里的吧。也不至于是他们知道我发现美的存在吧。我对这种美的感受太深了，心里常常惦挂着：“今晨会怎么样呢？”于是，我凝视着早晨的玻璃杯，可是已非昨日的景象。我观察得更加仔细了。我曾说过，玻璃杯倒扣底朝天，圆底的一处闪烁着一点星光，后来我反复观察，由于时间和角度不同，发现闪光不止一处，而是许多处。不止杯底边缘，连杯体也辉耀着星光。这么一来，仅有杯底边缘一颗星光，是我的错觉或幻觉吗？不，有时是一颗星光。繁星闪烁要比独星发光美得多。不过，对我来说，第一次看见的一颗星最美。或许文学或人生的道路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我本应首先从《源氏物语》谈起，如今却把餐厅玻璃杯这类事情都讲了出来。尽管我嘴里说玻璃杯的事，但我脑子里不断浮现的却是《源氏物语》。就是这点，别人大概也不会理解，也不会相信吧。我唠唠叨叨地讲了一大堆玻璃杯的事。这是我的文学和人生的愚拙之处。在我来说，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要是从《源氏物语》谈起就好了。或用精炼的语言，或用俳句、诗歌将玻璃杯的闪光表现出来、吟诵出来就好了。此时此地我想用自己的语言，将玻璃杯在晨光下闪烁的美的发现与感受表现出来，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彼时彼地也许会有类似玻璃杯这种美的存在吧。但是，与此完全相同的美，在彼时彼地恐怕不会再存在了吧，不是吗？至少我过去不曾见过。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生中只有一次吧。

在夏威夷，我听日本俳人描述过海面的一处架起的长虹，和月晕般环绕月亮的圆虹之美。听说我是在夏威夷，他也有意写夏威夷的“时宪书”（日本俳句按“季语”分类的注释书），这两种罕见的彩虹，都是夏季的“季语”。姑且说它是“海之雨”、“夜之虹”更贴切吧。在夏威夷，也有“冬绿”这个“季语”。听了这番话之后，我想起了自己的一首俳句习作：

一片绿意碧葱茏，

去岁今朝一样浓。

作为夏威夷的“冬绿”的“季语”，似乎也是通的。这俳句是今年元旦我在意大利索兰特半岛所作。我从落叶、枯冬的日本起程，飞越北极的上空，来到太阳只在地平线上低低爬行就西沉的、白昼短促的瑞典，呆了十天，又经过仍然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了南意大利的索兰特半岛。隆冬时节，树叶、野草仍全是一片悠悠绿韵，令我游目驰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街道两旁的橙树果实累累，染上了黄澄澄的一片。但是，这年冬天，意大利也是气候异常。

元旦清晨雨迷閈

不见维苏威积雪。

海上山间降雨雪，

索兰特市见晴晖。

元旦匆邃驱车游，

向夕始归索兰特。

遥望港口拿波里，

一片灯火将近夜。

第二首歌也是驾车翻越山岭时所作。来到山上，纷纷扬扬地下着鹅毛大雪。在索兰特，这是天气的明显变化。

很遗憾，我不会作俳句、和歌和诗歌。但是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乘旅游之余兴，姑且试写，消遣自娱。我把这些戏作文字记在笔记本上，有助于日后备忘或诱发回忆。

吟咏冬绿的俳句中有“去岁今朝”一词，这是正月的季语，具有送旧岁迎新春、忆旧思新的意思。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儿，乃是因为我脑子里总萦回着高滨虚子（1874—1959，日本俳人，小说家）的俳句：

去岁今朝似箭逝

这位俳句大师住在镰仓寒舍的附近。战后我曾撰文赞美过虚子的短篇小说《虹》，这位老先生亲自登门致谢，我实在不敢当。他当然是身穿和服、裙裤，脚登高齿木屐。最显眼的，却是他在颈项后的衣领上斜插着一束诗笺。这诗笺是送给我的，上面写了自己的俳句。我这才知道原来俳人有这样的做法。

每逢年终岁始，镰仓车站内都挂上当地文人墨客书写的和歌或俳句。记得有一年年底，我在车站里看见虚子这首“去岁今朝”的俳句，不禁一惊。我对“去岁今朝似箭逝”一句，很是惊异，感佩不已。这是绝妙之句。我恍如坐禅时遭到大喝一声。据虚子的年谱记载，这俳句是一九五○年所作。

主持《杜鹃》杂志的虚子，不知写了多少平庸的俳句，看起来简直像平常的会话或自语脱口而出，自由自在、漫不经心地就写了出来。然而，在这些俳句中就有无以类比的名句、警句、妙句、深刻的句。

白色牡丹带微红

枯菊虽残意犹存

秋晴万里闻淡香

年华默默流逝中

   “去岁今朝似箭逝”与“年华默默流逝中”有相通之处。一年元旦，我在随笔中曾引用了阑更（1726—1798，俳句诗人）的句子：

元旦欢畅心犹存

友人请我挥毫以作新年挂轴，我便书写了这一句。这一句，因鉴赏角度不同，可低可高，可俗可雅。我担心人们会误认为充满平凡的教训味道，我犹疑光写这句是否合适，便又挥毫添写了其他几句：

美哉岁暮映夜空

                 （一茶）

去岁今朝似箭逝

                 （虚子）

元旦欢畅心犹存

                 （阑更）

春空千鹤若幻梦

                 （康成）

当然，我的俳句只不过是对友人的一种敬意，聊作笑谈罢了。

小林一茶（1763—1827）的俳句，是一茶亲笔书写在挂轴上的，我在镰仓的古美术商店里发现这挂轴，所以记住了。但我还没有查考这首俳句是写于何时何地的。

叹息终做栖身地，

故乡归来雪五尺。

一茶的故乡，位于信浓柏原和雪乡越后交界处的野尾湖畔。倘使这是他回到故乡之后所写的俳句，那么此地就在户隐、饭纲、妙高诸山麓高原上，可以想象冬天的夜空像凝冻了似的，显得高阔而清寒，繁星闪耀，仿佛就要陨落下来。况且又值岁暮的夜半。于是他在“美哉岁暮”这平常的词句里，发现了美，创造了美。

虚子的“似箭逝”，是凡人想象不出来的。这种大胆过人的词句，难道就没有蕴含深邃、广博和坚实的内涵吗？就以“年华默默流逝中”这句来说，“默默”一类词在俳句里是很难运用得当的。可是清少纳言（生卒年不详，推定是966—1017）的《枕草子》里有这样一段话：

往昔徒然空消逝……扬帆远去一叶舟。人之年龄，春、夏、秋、冬。

虚子的“年华默默流逝中”，使我联想起《枕草子》中的“往昔徒然空消逝”。清少纳言和高滨虚子把“徒然”、“默默”这个词儿用活了。他们之间相隔九百五十余年，语感、语意也有些许不同，但我认为差异是很细微的。虚子当然读过《枕草子》的吧。他吟诵这首俳句时，脑子里是否浮现过《枕草子》这句“往昔徒然空消逝”呢？是否像所谓“吸收原歌”（指在创作和歌、连歌等时有意识地吸收前人作品中的词句、思想和趣旨而言）那样仿作呢？我不得而知。就是仿作，丝毫也不会有损他的俳句。而且我觉得虚子在这里运用“默默”这个词，比清少纳言活得多。

《枕草子》的影子呈现在我的讲话中，《源氏物语》的韵味也自然飘逸而来。这两部作品之所以齐名，是由于难以避免的命运。《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生卒年不详，推论的固定说法是978—1014）和清少纳言，是古今无双的天才，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就是命运。两人生活在得到培养和发挥天才的时代，幸运的时代，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命运。倘使他们两人早生五十年或晚生五十年，恐怕也不可能写出《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吧。两人文才也不可能那么高，那么辉煌吧。这是无疑的。也是惊人的。每次触及《源氏物语》，触及《枕草子》，我首先深切地感到的就是这一点。

日本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达到了登峰造极。战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约成书于1201—1221），达到了巅峰状态。浮世草纸（江户时代的一种小说样式，多反映中下层社会的庶民生活）到了井原西鹤（1642—1693），俳谐（一种带滑稽趣味的歌）到了松尾芭蕉（1644—1694），都达到了各自的顶峰。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1420—1506），宗达、光琳的画到了表屋宗达（桃山时代，16世纪后半期—17世纪初期）、尾形光琳（元禄时代、17世纪后半期），或者说宗达一人，也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些人的追随者、模仿者不是亚流也罢，继承者、后来者出现不出现、存在不存在也罢，听其自然不是很好吗？这种想法也许过于苛刻、过于偏激，但我好歹作为一名文学家而活着，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想法更渗透我的心。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对于艺术家、文学家来说，是最幸运的时代了吧？有时我也寄托时代的命运，来考虑自己的命运。

我主要是写小说，然而我怀疑：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小说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文学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了吗？即使读今日的西方小说，我也有这样的疑团。日本引进西方近代文学约莫百年了，但这种文学不是没有达到王朝时代的紫式部、元禄时代的芭蕉那样具有日本风格的高度就衰微下去了吗？假如说日本文学今后还会有上升期，产生新的紫式部和芭蕉，那就是我所真诚期待的。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振兴，曾出现过伟大的文豪，但我总觉得许多人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和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作，却没有立足于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似乎与芭蕉不同，芭蕉说过：“不知不易难以立根基，不知流行难以立新风。”

芭蕉生得逢时，遇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可以发挥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受到众多弟子的敬慕，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出发去奥州小道旅行时，旅行途中，多次写了这样的词句：“死于路上，乃天命也。”最后一次旅行，他写了这样的俳句：

秋日暮分道无人，

深秋邻人何孤寂。

就在这次旅行中，芭蕉写了一首辞世歌：

旅中罹病忽入梦，

孤寂飘零荒野行。

访问夏威夷期间，我住在旅馆，主要阅读了《源氏物语》，接着又阅读了《枕草子》，我才第一次明显地感到《源氏物语》同《枕草子》、紫式部同清少纳言之间的差异，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甚至怀疑这是否与自己的年龄有关。在深邃、丰富、广博、宏大和严谨方面，清少纳言远不及紫式部。我的这种新的印象，至今也毫无变化。这种事，人们可能早已明了，早已论及了。但对我来说，它却是新的发现，或者是确实弄清楚了。那么，简而言之，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又是什么呢？紫式部有一颗可以流贯到芭蕉的日本心。清少纳言则可能有一颗日本心的支流吧。一言蔽之，我的话自然会招致别人的疑问、误解和反驳。这倒也无所谓，悉听其便吧。

据我的经验，无论是对自己的作品，或是对古人今人的作品的鉴赏和评价，都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有大的变化，也有小的变化。始终一贯同样评价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非常卓越，要么是特别迟钝，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少年时代，我对《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虽不甚了解其意，顺手捡起来就读，可我把《源氏物语》放下，去读《枕草子》时，顿觉栩栩如生，赏心悦目。《枕草子》优雅、艳美、光灿、明快而生动。它潜流着一股美感，给人新鲜而敏锐的感觉，让我的联想驰骋。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有些批评家认为我的风格，与其说是受到《源氏物语》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枕草子》的浸润。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运用上，也许同《枕草子》比同《源氏物语》有更多相通的地方。当然，后世文学所推崇和学习的，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本居宣长（1730—1801）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一文上这样写道：

在物语书类中，为这《源氏物语》是最优秀之作了。可以说，是无以类比的。首先，先前的古物语的任何故事，都没有写得如此深深地渗入人心的。任何的“物哀”（物哀，即感动、感慨、可怜之意，也含有壮美的成份）都没有如此纤细、深沉。此后的物语……大都专意模仿这部物语……都非常拙劣。……惟有这部物语含义特别深邃，是倾尽心力写就的。所有文词都无比优雅，自不待言……连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草木的千姿百态等，都描写得淋漓尽致。男男女女的神态、心理，都刻画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其演绎的手法，朦胧的笔致，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本居宣长成了《源氏物语》的美的伟大发现者。他还写道：

我相信这样一部富有人情味的巨著，无论在日本、中国，在古昔、后世大概都是无以类比的。

宣长写了“古昔、后世”，也就是说，过去自不消说，就是未来也是如此。“古昔、后世”这句话，估计是宣长感动之余脱口而出的。但不幸而言中了。自此至今，在日本还没有出现一部小说，可以与《源氏物语》相媲美的。难道我们就甘于玩弄“不幸……”这类词藻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作为九百五十年前乃至上千年前就拥有《源氏物语》的民族的一分子，我是多么殷切地期待着出现一位可以与紫式部相匹敌的文学家啊！

印度诗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访问日本时发表了讲演，他说：“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人面前。假如什么都不展示，可以说这是民族的罪恶，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此也是不会宽恕的。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最上乘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要抱有伟大的胸怀，超越眼前的局部需要，自觉地承担起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奉献给世界。”他还说：“日本创造了一种具有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我感到远古的《源氏物语》，至今依然比我们更出色地尽了泰戈尔在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义务”，将来也是会继续尽义务的吧。这是可喜，同时难道不也是可悲吗？

泰戈尔还说过：“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外来者的责任，就是要让日本重新忆起：日本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日本正确而明确地树立了一种完美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外国人比你们自身更能容易理解。对全人类来说，它无疑是至为宝贵的。在许多民族中，日本不仅是从单纯适应能力出发，而且是从内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高良富子译）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番话，是在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所讲的。那是大正五年（1916年），他在庆应义塾大学作了题为《日本精神》的讲演。那一年，我还是旧制中学的学生，在报上看到他的大幅照片，至今记忆犹新：这位诗人一头浓密的长发，蓄着长长的唇髭和长长的颚须，那修长的身躯裹着一身宽松的印度服，目光深沉，迸射出强烈的光芒。是一副圣哲的风采：苍苍的白发柔软地撩在额际；长长的鬓角像长颚须，仿佛长到脸颊上，同颚须连接起来。这张东洋古代先哲般的脸，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泰戈尔有些诗文是用浅显易懂的英语写就的，连中学生也能理解。我读过其中一些篇章。

泰戈尔对朋友们这样说过：他们一行在神户港登岸后，乘开往东京的火车，“来到静冈车站时，某僧侣团体焚香合掌相迎。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受到是‘来到了日本’，喜得眼泪夺眶而出。”据说这次静冈市佛教团体，出动了四誓会的二十多名信徒前往迎接。（根据高良富子的译注）泰戈尔其后又来过两次，即共访问了日本三次。关东大地震翌年（1924年），他来过日本。泰戈尔的基本思想是：“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致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在发现的。”

提起静冈，现在我正在夏威夷的旅馆里品尝静冈的“新茶”。是八十八夜摘下的新茶。日本从立春这天算起的第八十八天，今年（1969）在五月二日。自古以来，八十八夜摘下的新茶都被视为吉利的贵重的茶，甚至说它是延年益寿、祛病消灾的灵丹妙药。

春尽夏初迫眼前，

八十八夜播种天。

满山遍野皆新绿，

采茶姑娘何鲜艳。

肩挂红色绾袖带，

头戴斗笠菅草编。

这首到处传唱的采茶歌，是一首让人产生季节感、让人依恋的歌。茶树碰上八十八夜，村姑娘黎明时分就一齐出动，去摘取新茶。她们身穿蓝地碎白点花纹布衣，绾起红色绾袖带，头上戴着菅草笠。

在静冈县老家，我有一位同乡好友，他吩咐静冈的茶铺给我航空邮来五月二日采摘的新茶。邮包在五月九日到达檀香山的旅馆。我立即泡上一杯，品味日本五月初的茶的芳香。这不是茶道里的末茶，也不是茶叶末，而是新嫩的茶叶。泡茶的浓淡，至今依然是根据个人的爱好而定，宾客向主人探询茶叶的品名，已成为一种礼仪。制茶铺给各种茶叶安上繁多的风雅名称。也许同煮咖啡、沏红茶一样，从点茶的香和味中，可以表现出点茶人的人品和心地。作为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文人乐趣而最盛行的煎茶之道，如今虽已日渐衰微，煎茶礼节姑且不谈，但真正会品尝煎茶的，还有个掌握秘诀、熟练和修养的问题。

我用享受新茶的精神去煎茶，煎出了醇厚、甘美、淡淡的清香。檀香山的水也是甘甜的。我在夏威夷品尝新茶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静冈县乡间茶园来。茶园连绵在好几个山冈上。我曾在那附近的东海道漫步，然而闪现在我脑海里的，是透过东海道线火车的车窗可以望见的茶园。是在清晨的旭日和黄昏的夕阳辉映下，沉在茶树之间的浓荫绿谷之中的茶园。茶园里的茶树高矮有致，枝繁叶茂，除嫩叶外，叶色略含墨黑，呈深绿色，落在茶树之间的阴影也是深沉的。清晨可以看见绿色在静静地萌动，夕暮可以看见绿色在悄悄地沉睡。一天夜晚，我透过火车车窗望见山冈上的茶园，恍如绿色的羊群沉静地安眠一样。新干线建成之前，东海道线从东京到京都要行车三个小时，这是我在那时的东海道线上所目睹的景象。

东海道新干线也许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了。由于速度快，眺望窗外景色的情趣也就大为减色。在原来的东海道线上，透过以原来的车速行驶的列车的车窗，看见的几处景物都像静冈县的茶园一样，吸引了我的视线，勾起了我的情思。印象最鲜明并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列车从东京出发到达滋贺县的近江路的风光。

近江弟子同怜惜，

我也无奈春归去。

这是芭蕉的俳句，提到的就是这近江。春天每次路过近江路时，我一定想起这首俳句，自己的感情就闭锁在这句子里了。我对芭蕉发现的美，不禁惊奇。

话虽这么说，我是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首俳句的。人们往往会把自己喜爱的诗歌，乃至小说放在自己的身边，记在自己的心中，自己随意鉴赏。一般鉴赏方法是，不拘于作者的意图、作品的原意、或者学者和评论家的研究与评论，毋宁说，是摆脱这些，不管这些。鉴赏古典作品也是如此。只要作者一搁下笔，作品就以作品自身的生命力走到读者中间去。作品如何起作用，如何被埋没，就任由邂逅的读者去检验了。作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放下小书几，就成一片废纸堆。”芭蕉这句话也是如此。芭蕉写这句话的意思，同我在这里引用的意思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连“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我句，是在《猿蓑》（元禄四年、1691年发行的俳句集）上刊登过的事都忘却了。我在这诗句里感受到“春天的近江”、“近江的春天”。它是我的感受的借助之物。我感受的春天的近江、近江的春天，展现了一片丰茂的金黄色的菜花田圃，绵绵的优美的淡紫色的紫云英圃。还有春霞迤逦的琵琶湖。近江有许多菜花圃和紫云英圃。但是，列车快到近江时，透过车窗望见外面的风光，更使我感动，不禁赞叹一声“啊！”这里就是我的故乡，山峦的丰姿，林木的郁葱，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所有景物都显得纤细、优雅。一到达京都境界，京都城便展现在眼前。这是近畿地方，已经进入近畿境内了。这里是平安王朝、藤原时代（794—1192）的文学、艺术、《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伊势物语》（十世纪成书）中提到的芥川一带，那里是贫瘠的农村，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致，所以我把只需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可到达的京都，看做是自己的故乡了。

今次在檀香山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里，我头一回仔细重读了山本健吉（1907— ）评注《芭蕉》的一句：“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

他认为芭蕉写这首俳句时，不是沿东海道而上，而是从伊贺来到了近江的大津。在《猿蓑》里有“凝望湖水惜春逝”的词句，据说还有“志贺唐崎泛小舟，人人依依惜春逝”一句的真迹。再者，“近江弟子”的“弟子”，似乎还含有什么人事关系的意思。现在我从山本健吉的评注中选出合我意的一段记录如下：

“关于这句，根据《去来抄》（向井去来，1651—1704，芭蕉的弟子，深得芭蕉的赏识。）有下面的解说：‘先师说：尚白（江左尚白，1650—1722，芭蕉的弟子，近江人）曾批评道：丹波有近江，岁暮有晚春，汝如何敬听之。去来道：尚白批评不妥。诚然，湖水朦胧而惜春，应当；尤其今日侍上，更应当。先师道：是啊，此地古人爱春大概不亚于京都人。去来道：这句话浸透我的心。假如岁暮在近江，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假如晚春在丹波，恐怕也不会泛起这种情感吧。风光魅人，是千真万确的。先师格外高兴地说道：你去来可与我一起述谈风雅啊。’”在《枭日记》（各务支考，1665—1731，芭蕉弟子，美浓人）里，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的牡丹亭夜话一节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还记有去来这样一段话：“风雅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支考也说过：“应该了解自然环境之中的风雅。”

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诚然，至关重要的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可以说是天的恩赐。倘使能够如实地“了解”自然环境的真实面貌，也许这就是美神的赏赐吧。仅“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一句，也不过是首平淡无奇的俳句。然而，地点在“近江”，时间在“晚春”，芭蕉才发现和感受到美。在其他地点，比如丹波；在其他时间，比如“岁暮”，这首俳句就没有那样的生命力。若是“我与丹波的弟子，同惜春逝去”和“我与近江的弟子，同惜岁流逝”，就没有“近江弟子同怜惜，我也无奈春归去”的那种情趣。再说，多年以来，我多少脱离了芭蕉的创作意图，而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在“春归去”和“近江”这两点上，我同芭蕉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听起来有点强辩、诡辩，我也认了。

一提到“自然环境”和前面的有关静冈的茶圃，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源氏物语》中的“宇治十回”来。宇治同静冈齐名，是日本两大著名茶产地。一提到静冈的茶圃，就当然联想起宇治来。这似乎是平淡无奇。但是，我在檀香山饭店里读《源氏物语》，宇治这个词就不仅是个地名，而且是“宇治十回”中的宇治了。也就是《源氏物语》五十四回的最后十回、《源氏物语》第三部的“自然环境”，我总觉得其“自然环境”一定是宇治，这同我思乡之心是相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地方。另外，紫式部将宇治作为“自然环境”来描写，后世读者也自然认为其“自然环境”一定是宇治了。这就是紫式部这位作家的力量。

我已投身在泪川，

谁置木栅阻急湍。

故人抛我成永别，

此生弃置掩心扉。

这是“习字”一回中浮舟作的歌。“那时候，横川住着一位叫某某僧都的虔诚的高僧”，这位横川的高僧带着众僧弟子到初濑参拜归来，路过宇治，在宇治川畔救起了浮舟。浮舟被救，稍稍安定下来之后，习字时就写下了这首歌。

晚上，前去初濑供奉的僧人和另一位僧人对下蔼法师说道：

我们把灯火点燃，到渺无人影的后院去。在那像森林般的大树下，看到一个似是“令人讨厌的江湖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扩展。

“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停住脚步，挑明灯火，看见确实有个东西的影子。

“莫非是狐狸精？真可恨。要让它现出原形。”

……他们靠近过去，只见她披散着润泽的长发，依靠在一棵粗大的树干上悲伤地恸哭。

这是一件罕事，是一件怪事，莫非是狐狸精？他们横川的高僧唤来，也把寺院管理人叫来了。

 “是鬼？是神？是狐狸精还是树魂？我是天下修行者，不要躲藏啦！自报姓名！”说着就去拉她的衣衫，她把脸埋起来，终于痛哭了。

是“树鬼魂”还是“古代的无眼无鼻鬼”？要是把她的衣衫脱掉，她就会俯伏下来号啕大哭。

“大雨下了不停。倘使就这样置之不顾，她就只有等死了。”于是他们把她抬到墙根下。

僧都说：“确是人的模样，眼看着把她垂死的生命弃置一旁，太奇妙了。人们捕获池里的游鱼，狩猎山中的鸣鹿之后，眼看着它们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不相救，太可悲了。人生短暂，即使是最后一二天的残命，也无不珍惜其性命的。她即使被鬼魂附体、神灵驱使、人世赶撵，或是受骗上当，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于非命。尽管如此，佛必拯救。暂且不妨给她喝口热开水救救试试。倘使最后还是死，也就无可奈何了。”

尔后，僧都把得救了的浮舟“带到一个静谧、隐蔽的地方，让她躺了下来。”她“身穿白色锦缎衣裳，红色裙子，荡着一股芳香，是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不见得是由于艳丽的化妆。”僧都的尼姑妹甚至把浮舟当作自己死去的女儿，从黄泉回到了人间，倍加体贴和照料。她说：“我看到了一位恍如梦幻中的美人。”她还说：“我看到了浮舟梳头，”“简直就像从天而降的美丽仙女”，“比采竹翁在竹节里发现的辉夜姬时更加觉得出奇啦。”

就这样继续探讨了“习字”这一回，天都快亮了。要讲解“宇治十回”，恐怕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在这里我只好割爱了。之所以谈及紫式部的优雅文字，提及辉夜姬，是因为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源氏物语》的“赛画”一回里指出：“物语鼻祖《竹取物语》”。后人谈及《竹取物语》时，总要引用这句话。紫式部在这一回里还写道：“辉夜姬的物语绘画，经常被作为玩赏之物”、“辉夜姬不染现世的尘垢，发誓保持高洁”，“辉夜姬的升天，凡人是无法求得的，天宫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于是我们发现，“习字”一回里所记载的“比采竹翁在竹节里发现辉夜姬时更加觉得出奇啦”一句，是引自上述《竹取物语》的。

从前有个伐竹翁，天天上山伐竹，制成各种竹器来使用。他名叫赞岐造麻吕。有一天，他发现一节竹子发出亮光，觉得出奇，走上前去，只见竹筒里亮光闪闪。仔细观察，原来是个三寸的小美人。老翁喃喃自语：“你藏在我朝朝夕夕相见的竹子里，你应该做我的孩子。”于是，他把孩子托在掌心上，带回家中，交给老妻抚养。她长得美丽可爱，小巧玲珑，老妇也就把她放在篮子里养育了。

中学时代，我第一次阅读《竹取物语》（十世纪初成书）这段开场白时，感到实在美极了。我曾见过京都嵯峨一带的竹林，还有比京都距我家乡还近的山崎和向日町一带生产竹笋的竹林，我就想象在那竹林里，美丽的“竹筒中”亮光闪闪，辉夜姬就住在这里面。中学生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竹取物语》是根据那时或更早的传说、故事编成的。我完全相信《竹取物语》的作者发现、感受和创作的美，自己也立志这样做。这部日本小说鼻祖之构思，其美是无法言喻的，令人心荡神驰。少年时代的我，阅读《竹取物语》，领会到这是一部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小说，它使我憧憬、使我心旷神怡。也许是这份童心在起作用吧，至今我还把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写的“辉夜姬不染世人的尘垢，发誓保持高洁”，“辉夜姬升天，凡人是无法求得的”这番话，引用在我的文章里，不仅仅是修辞。在檀香山，我重新阅读了当今国文学者有关《竹取物语》的评论，他们认为《竹取物语》表现了成书那个时代的人，对无限、永恒、纯洁的思慕和憧憬。

少年的我，觉得将“只有三寸”的小巧玲珑的辉夜姬，“放在篮子里抚养”，是指放在用竹子编成的篮子里养育，这是很美的。它使我联想起《万叶集》（八世纪成书）卷首雄略天皇撰写的歌：

美哉此提篮，少女身边挎。

美哉此菜锄，少女手中拿。

尔为挖野菜，来到此丘山。

尔家在何处，能否对我言？

尔身是何名，能否对我谈？

大和山川好，皆为我之田。

全国臣民众，悉尊我之权。

我家与我名，已向姑娘宣。

我还想象，少女在山冈上采野菜时，手提的篮子。从作为圣洁处女升上月宫的辉夜姬，我又联想起真间的少女手儿奈来，她在众多男子的追求之下，始终对谁了没有应允，就投井自尽。我缅怀这位葛饰（下总国郡的旧称）真间的少女手儿奈。《万叶集》的歌之所以唤起我的联想，也是很自然的吧。

……

葛饰一处女，芳名手儿奈。

传墓在此间，叶茂松柏青。

古松根久远，枝老叶犹荣。

青冢不可寻，芳名忘不成。

反歌二首

我将遍告人，曾到真间湾。

芳名手儿奈，传墓在此间。

来到真间湾，玉藻海中生。

江湾割海藻，总忆手儿奈。

            （山部赤人，八世纪）

东国传佳话，千古永流传。

葛饰真间女，艳名传四方。

麻衣何洁白，青衿淡淡妆。

青丝无头饰，裙裳亲手织。

素足步轻盈，胜过绫罗娘。

面如满月艳，笑似鲜花放。

迎面婷婷立，众多凤求凰。

如蛾亲灯火，似舟皆归港。

人生有几何？绝尘一命亡。

青冢埋艳尸，玉貌已渺茫。

此事虽古远，至今犹余音。

反歌

葛饰真间井，睹物倍增思。

艳丽手儿奈，来井汲水时。

           （高桥虫麻吕，八世纪）

真间的手儿奈似乎是万叶歌人理想中的一位少女。还有一位菟原的少女被两名男子激烈地争夺，她长叹“两人赴汤蹈火，剑拔弩张，妹子告诉母亲：我这卑微的女子，看着这俩男子相争不休，我生世难相会，就相待黄泉吧”，少女终于自尽了。高桥虫麻吕也曾为这位菟原少女的传说作了一首长歌。

……

伊人悲叹去，血沼壮士梦，

梦中得噩耗，殉情赴幽冥。

菟原豪壮士，得闻此中情，

仰天长嚎哭，顿足不欲生。

岂可后于人，独留污浊名，

腰佩短剑去……

人们跑过去，只见两名壮士都已逝去。

亲属们一起商量，为少女建造一座墓，并让两名壮士陪葬左右，以标志他们永恒的爱，使他们的故事流芳百世。这故事虽已久远，但听起来犹如新丧，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少年时代，我流连在日本古典文学之中。散文方面，我最先读了平安王朝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后来才读了比它们早成书的《古事记》（712），以及比它们后成书的《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初），还有西鹤（1642—1693）、近松（1653—1724）等人的作品。诗歌方面，读了平安王朝的《古今和歌集》。不过，最先读的是奈良时代的《万叶集》。这种读书顺序，与其说是我主动选择，莫如说是受到当时读书风气的影响。在文字上，《古今和歌集》的确比《万叶集》易懂。但对年轻人来说，《万叶集》比《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更易理解，且引起共鸣。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看法相当粗略。不过，散文方面，我喜爱女性的“婀娜多姿”；诗歌方面，我则爱读具有男性的“威武气魄”之作，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我接触到最高水平的作品，这是件好事情。从《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情况。尽管这种看法更是粗略，但随着《万叶集》发展到《古今和歌集》，使我联想到从“绳文文化”演变到“弥生文化”。那是出现土器、土偶的时代。倘使说绳文时代的土器、土偶具有男性的威武气魄，那么弥生时代的土器、土偶就具有女性的婀娜多姿了。当然，也有人说绳文时代前后延续达五千年之久。

我在这里之所以突然提起绳文文化，乃是因为我觉得：战后人们最大、最新发现到并感受到的日本的美，难道不就是绳文文化的美吗？土器、土偶几乎都是出土的东西。这是被埋没在地下、却是存在着的美之发现。当然，绳文文化的美，战前也已为人所知；不过，战后的今天，它的美才得到广泛地承认和传播。人们重新发现了日本古代民族近乎神奇、怪异、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美。

从《源氏物语》的“习字”一回开始，就离天了联想的正题，还没有拉回到《源氏物语》上来。不过，横川的僧都想搭救浮舟时有这么一段话：

人们捕获池里的游鱼，狩猎山中的鸣鹿之后，眼看着它们挣扎在生死线上而不相救，太可悲了。人生短暂，即使是最后一二天的残命，也无不珍惜其性命的。她即使被鬼魂附体、神灵驱使、人世赶撵，或是受骗上当，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于非命。尽管如此，佛必拯救。暂且不妨给她喝口热开水救救试试。倘使最后还是死，也就无可奈何了。

梅原猛（1925—   ，日本哲学家）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浮舟确是鬼神附体，遭人抛弃、欺骗，最后落得走投无路，除丧于非命以外，别无其他活路。只有这样的人才获得佛祖的拯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人受鬼神附体，无可奈何，陷入烦恼，失去活路，不得不了结自己的性命。只有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才获得佛祖的拯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看来这也是紫式部所信奉的。”然而，假如横川的僧都的模特儿，是横川的的惠心僧都，或是《往生要集》的作者源信（942—1017），那么梅原甚至还会这样说：“在‘宇治十回’中，紫式部不就是向当时最大的知识分子源信挑战了吗？她不正是敏锐地笔录了源信的说教同生活的矛盾，对此进行有的放矢的批评吗？被佛祖拯救的人，觉得仿佛紫式部在呼喊：这不是源信那样的高僧，而是浮舟那样有罪的女人、愚蠢的女人。”

紫式部怜惜浮舟，让她悄然奔赴清净的境界。她写罢《源氏物语》，却留下余情余韵。我在这里讲述的关于《源氏物语》的美，也还没有入门，但我不会忘却美国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家，比如爱德华·赛登斯德卡、唐纳德·金和艾万·摩利斯等人，我从他们优秀的《源氏物语》文论中，得到了许多启迪。翻译家阿萨·威利将《源氏物语》提高到世界文学之林，十年前我在英国笔会的一次晚餐会上与他同席，而且就坐在他的贴邻，我们彼此用蹩脚的日语和英语对话，用英文和日文笔谈，好歹谈通了，这也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说：希望你到日本来。威利却回答说：因为将要幻灭，不能去了。

我读了唐纳德·金的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体会《源氏物语》的意味。”（刊在1966年8月16日《信浓每日新闻》的《山麓清谈》上）不禁使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涉足日本文学，乃是阅读《源氏物语》的英译本之后，深受感动才开始的。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体会《源氏物语》的意味。原文很难，不易弄懂。现代语译本，包括谷崎（润一郎）先生所译的在内，有多种译本。不过，为了尽可能再现原作的韵味，不得不使用许多现代日语中所没有的词汇。这种顾虑，英译本就不必要了。因此我读《源氏物语》英译本，感到的确有一种巨大的魄力。我认为《源氏物语》比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更接近二十世纪的美国人的心理，息息相通。那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着实描绘得栩栩如生……若论《源氏物语》和《金色夜叉》哪种古远？自然是《金色夜叉》古远。《源氏物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永远新鲜、价值不变的。它与二十世纪美国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不同，但它绝不是难懂的作品。纽约一些女子大学甚至把《源氏物语》列入二十世纪文学讲座里。”

我感到唐纳德·金所说的“外国人更容易体会”这句话，同泰戈尔所说的“外国人比你们自己更容易理解”这句话是共鸣的。我感受到了美的存在与发现的幸福。

（川端康成1969年5月1日、16日，在夏威夷的公开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