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咆哮的20年代”，毕加索在巴黎与那个时代的几位天才：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斯特拉文斯基偶然相遇，这段“几位天才并没有擦出什么火花”的过程，在《毕加索传卷三1917——1932》中，被约翰·理查德森记录了下来。

据普鲁斯特女仆塞莱斯特回忆，在看过“伟大而令人叹服的毕加索”（普鲁斯特曾这样描述毕加索）的画作之后，普鲁斯特坦然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

1921年年末的新年之夜，博蒙特家举办了一场派对。艾蒂安安排了一个被让·雨果描述为“卡莉亚蒂丝的黑珍珠”的外国舞蹈演员杰尔米·阿米克在新年到来那一刻跳舞。客人们最关心的是普鲁斯特是否会出现，他的哮喘发作得很严重。“我是客人中最麻烦的那个，”普鲁斯特回复博蒙特的邀请， 

［但］我很希望能来。现在我倒是感觉挺有活力的。但因为害怕不能成行，我不管不顾地吃了很多药片，到了那里可能会因为头晕而一言不发……那将使我在曾被我拒绝过的人们中间树下很多敌人，不过这个担忧只会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带去我的美好祝愿……如果我到了那儿，请您给我一杯滚烫的茶（酸橙茶之类的），不只是烫，要烫得足以烫伤喉咙。也请不要把我介绍给太多有知识的、让人疲惫的女士。

普鲁斯特是个出名的难伺候的客人。据伊迪丝·德·博蒙特说，普鲁斯特的女仆塞莱斯特打来不下十次电话，确认博蒙特家里没有烟囱的气流，而且已经为他的特殊情况准备好了草药茶（tisane）。“终于在午夜时分，”让·雨果说，“人群中有点骚动，有人发现普鲁斯特来了。他在新年—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到来的时刻入场……他脸色苍白，喘着气，胖了一些。他只跟公爵夫妇说话，‘看他，’毕加索对我说，‘他在工作。’”除了公爵夫妇以外，普鲁斯特还花了一些时间与被他描述为“伟大而令人叹服的毕加索”谈话。普鲁斯特待了大半夜，如毕加索所说，他“一直在工作”——为他的最后一卷书搜集素材。然而，普鲁斯特在给苏佐公主的信中说：“我在博蒙特家的新年之夜舞会上待了一整晚，我想我是在对他们做出特别友善的姿态（与他们的姿态相称），可是他们似乎不这样想，因为我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下一次］舞会。”他在这里指的是“游戏舞会”（Bal des jeux）。

普鲁斯特很喜欢毕加索。他的女仆塞莱斯特回忆，安东尼·比贝斯科王子曾前来带这位伟大的小说家赴克里雍大饭店（Crillon）参加一场晚宴，“目的就是介绍他与毕加索相识”。深夜两点，三个人一起到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的绘画。普鲁斯特后来向塞莱斯特描述这些画作，她发表看法说：“毕加索画的脸一定很好笑。”普鲁斯特闻言大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5月18日，毕加索与普鲁斯特在宏伟酒店（Hôtel Majestic）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再次见面，宴会主人是一位富有的英国人西德尼·希夫（也就是小说家史蒂芬·哈德森，他后来和他的妻子维奥莱特一起翻译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那天是尼金斯卡编舞的斯特拉文斯基的《狐狸》（Renard）首晚上演。除了邀请佳吉列夫和他的舞团以外，晚宴还让希夫最喜欢的四位天才齐聚一堂：普鲁斯特、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和詹姆斯·乔伊斯。被克莱夫·贝尔指责为“在知识界和社交界追名逐利”的希夫，决心要让毕加索帮助他做一件被人记住的大事。出于这个目的，希夫给普鲁斯特写了一封假意逢迎的信（7月21日），告诉他“在才智上胜于毕加索，但是不如毕加索画得好”的“英国毕加索”温德姆·刘易斯，正在给他和他的妻子画肖像。希夫要将妻子的肖像画赠送给普鲁斯特，作为回报，希夫希望普鲁斯特能够坐下来让毕加索为他画像，并称其“只需一小时左右”。受到贝尔的影响，这位作家对希夫怀有反感，将他形容为“那位太过和蔼的先生”（le monsieur qui esttrop gentil）。因此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在晚宴过后一两天，毕加索收到了科克托（他没有参加希夫的晚宴）写来的一封多管闲事的信：“您和普鲁斯特的谈话我都听说了。”

除了毕加索，希夫邀请的几位天才之间没有产生火花。普鲁斯特问正为指挥《狐狸》而精疲力竭的斯特拉文斯基是否喜欢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说他厌恶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最后的四重奏您想必喜欢？”“那绝对是他最糟糕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怒气冲冲地说。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之间的相遇也很糟糕，乔伊斯迟到，喝醉，而且衣装欠妥。“乔伊斯抱怨他的眼睛，普鲁斯特抱怨他的胃。乔伊斯先生是否喜欢松露？是的。他是否见过X公爵夫人？没有。‘很遗憾我不了解乔伊斯先生的作品’，普鲁斯特说道。‘我从未读过普鲁斯特先生的作品’，乔伊斯说［撒谎］……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小说家就这样相遇又分别了。‘如果我们之前有机会见面交谈就好了’，乔伊斯事后遗憾地说。”唯一被记录下来的毕加索关于乔伊斯的意见并不十分可信，因为它来自将乔伊斯视为劲敌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转述。据斯泰因称，毕加索说“乔伊斯和布拉克只是故作高深，其实人人都能懂。”毕加索没怎么读过乔伊斯，也没怎么读过斯泰因。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来自贝尔，后者告诉玛丽·哈奇森：“当我告诉毕加索，乔伊斯的书其实并不色情，只是很认真的不雅（conscieusement indécent），他说这‘真令人遗憾’，然后我们俩一起批评了现代派作家对于晦涩沉闷的迷恋。”

1922年1月10日，“咆哮的20年代”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端，“屋顶上的牛”酒吧在布瓦西∙东格雷街打开了它很不起眼的黑色大门。这间很快被客人们称为“牛”的酒吧，源自于科克托的“互赞协会”（mutualadmiration society），也就是他在巴黎的小团体“特图里亚”。沙龙的常客有莫朗、米约、拉迪盖、雨果夫妇、皮埃尔· 贝尔坦夫妇、皮卡比亚夫妇，以及“六人团”的其他成员。尽管毕加索有意地避开“协会”，但他倒是乐于听到这群人在加亚（Le Gaya）—杜佛街（Rue Duphot）上的一间酒吧—每周聚餐的情形。米约的朋友让·维纳是那里的钢琴乐师，但是酒吧生意非常冷清。绝望之下，维纳和酒吧老板路易·穆瓦塞找到米约，请他让科克托用这间酒吧作为聚餐地，这样就可以保证酒吧的生意。科克托会在他的那本名为《公鸡》的短命杂志上刊载这些聚会上诞生的谈话。作为“六人团”的创始人，这位诗人感到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奏者，用斯特拉文斯基借给他的那面鼓为奥里克和普朗克伴奏（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有空就练习”）。只要稍有机会，科克托还会用“响板、酒杯、膜笛和高音汽笛”进行演奏。

在加亚酒吧的铺垫下，“牛”一下子就大获成功。酒吧墙上挂着科克托和常常光临这家酒吧的其他名流的作品。毕加索也曾贡献几幅大尺寸的素描，但是几年后又收回去了，留下了显眼的空白。这家酒吧最著名的艺术作品是皮卡比亚的《卡可基的眼睛》（Cacodylic Eye，1921年）；这位艺术家请五十名来到他画室的访客对一块画布尽情做任何事。他得到的是各种随机元素的大杂烩：签名、涂鸦、剪报、格言警句等等。“那块画布上没有空白的时候，画作就完成了。我觉得这幅画非常美。”皮卡比亚说。“牛”很快就充斥着来自上流社会的宾客。男士穿晚宴礼服，女士们则穿着香奈儿、郎雯或薇欧奈等名牌衣服。一夜之间，它成了被称作“咖啡社会”（café society）的总部：在这个地方，上等人和下等人，时髦的人（gens chic）和形迹可疑的人（genslouche），都能与先锋艺术的重要人物们混在一起。出入此地的名人包括约瑟芬·贝克，查理·卓别林、威尔士亲王、香奈儿、欧内斯特·海明威、阿迦汗和巴贝特，最后这位是科克托发掘出的一位高空秋千表演者，表演时穿女装。在那里，美国人的人数往往超过法国人—他们是因美国施行禁酒法案和清教主义而逃到法国的。在“牛”，人们吃饭、饮酒、跳舞，和漂亮的年轻男女亲热（有时候并不免费），还可以偷偷吸食毒品。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牛”被让·雨果赞誉为“巴黎的中心”，是整个欧洲类似场所中最富有活力也最能激发活力的地方。尽管普鲁斯特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他依然像往常那样渴望探究社会现象，因此坚持让他的朋友保罗·布拉赫带他去“牛”吃饭。那天晚上，普鲁斯特系白领结，穿燕尾服，但那是一个灾难般的夜晚。“一些不堪想象的皮条客和同性恋者喝醉了，与布拉赫发生了争吵，结果普鲁斯特对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了决斗。”

后来普鲁斯特收到肇事者写来的一封低声下气的道歉信，使这场表现英勇的闹剧落下帷幕，普鲁斯特对此大为失望。普鲁斯特在几个月后去世，但是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却将继续出入于“牛”之间。

（选自《毕加索传：1917-1932（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