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卡内蒂，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他常常倾吐他对德语古典文化的最高表达形式的热爱。

1936年，卡内蒂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讲中把赫尔曼·布洛赫誉为当时为数甚少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按照卡内蒂的意见，该有什么样的必然的要求向这些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提出来呢？他作为那个时代“最卑微的奴隶”，必定委身于他的时代，同时又反对他的时代。他一定要全面地总结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并且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气氛所造成的印象。卡内蒂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具有这样的标准。他的著作包括若干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极其深刻地、独特地、富有生气地、十分明显地塑造了人物的个性。

他最重要的纯文学著作就是长篇巨著《迷惘》。该著作于1935年出版。但是我觉得直到最近二三十年它才充分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部长篇巨著在残酷的纳粹政权的背景下保持并维护了强烈而鲜明的观点和立场。

《迷惘》原是作者所设想和计划要写的《疯子的人间喜剧》多部小说中的一部。这部小说构思奇特而怪诞，富有神秘色彩，使人联想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如果说《迷惘》被若干评论家理解为唯一极为形象的比喻，即比喻“群众人”在我们之中所造成的威胁，那么这种看法是十分重要的。有人把《迷惘》看成是对一种类型的人的剖析，这种人孤芳自赏，到头来却被世界无情而严酷的现实所折磨，最后走上毁灭的道路。这种看法与前面提到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

继《迷惘》之后，卡内蒂便对群众运动的起源、组成和典型反应作了深刻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讨，作者写成了《群众与权力》。该书已于1960年出版。这是一部学识渊博的学者的杰作，他十分懂得向读者阐明有关“群众人”在举止行为方面的绝大多数的观点和看法。通过对群众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他在基本的历史性的分析中所揭露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信仰权力，而权力的核心正是争取继续生存下去。生存的死敌最终就是死亡本身，这是卡内蒂在文学创作中所特有的、具有激情的力量紧紧抓住不放的主题。

卡内蒂除了紧张地从事《群众与权力》的创作外，还写了不少言简意赅的日记，这些日记已分成若干册出版了。这些日记充满了幽默，作者在观察中对人们的举止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描写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刻画了人们一想到生命的短促就表现出来的颓伤和怨恨的情绪。所有这些构成了他的日记的特色。

卡内蒂的三个剧本或多或少都带有荒诞派的色彩。这些剧本描写了极端的情景，在人们所做的卑劣行径的预示下，这些“声音假面具”——如同作者对他的剧本所称呼的那样——使人非常感兴趣地看到作者所想象的特定的世界。

在他许多形象鲜明的描写人物肖像的作品中要特别强调的是《另一个审判》，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十分积极地对卡夫卡和菲莉丝·鲍尔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塑造了一位在其生活和全部创作活动中以放弃权力为特征的人的形象。

最后，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小说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迄今为止，他的自传体小说已出版了两部。在这两部回忆青少年时代的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二十世纪的中欧——特别是维也纳——许多政治和文化生活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得到了反映。使卡内蒂成长起来的独特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许多引人注目而动人心弦的遭遇以及他为求广博知识而独一无二地受教育的过程，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别具一格、非常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这个世纪德语自传体文学中像这样的自传体小说为数甚少。

亲爱的卡内蒂先生，您以自己极其尖锐地向我们这个时代不健康倾向进攻的丰富多彩的作品，为人道主义事业服务。智力的热忱和道德的责任在您身上融合在一起了，这种责任感——如同您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由怜悯而产生的”。请允许我向您致以瑞典皇家科学院最热忱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

1981年12月10日

埃利亚斯·卡内蒂受奖演说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人们对自己所认识的城市要感谢的地方很多，而人们对自己想要认识的城市要感谢的地方就更多，如果他长久地向往这个城市而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但是，我想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有自己特别崇敬的城市，这是由于威胁、无法测度的灾难或别具一格的风姿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美妙的反映吧。对于我来说，有三个城市属于这种城市之列，这就是维也纳、伦敦和苏黎世。

人们或许会把这三个城市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吧，但是这种巧合应该是欧洲，欧洲要受到如此多的谴责——因为欧洲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它下面生活的呼吸之阴影沉重地压在欧洲大陆上，我们首先要为欧洲担忧，因为这个大陆虽有许多可感谢之处，但它也有很大的罪过，它需要时间来弥补自己的罪过。我们非常热忱地祝愿它获得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幸福的事业在地球上能一个接一个地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如此幸福的时代，以致地球上再也没有人有理由诅咒欧洲了。

在我的一生中有四个人是属于这个姗姗来迟然而是真正的欧洲的人。我跟这四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你们面前，要感谢这四个人。我要在你们的面前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第一位是卡尔·克劳斯，他是德语区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他教会我如何去倾听各种声音，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去倾听维也纳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打了反对战争的防疫针，这种防疫针当时对许多人是十分必要的。今天，自广岛挨了原子弹以后，大家都知道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对，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人人都知道战争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位就是弗兰茨·卡夫卡，他有着把自己化作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本领，并且使自己摆脱权力的束缚。我要向他学习一辈子，这是至为必要的。

第三位是罗伯特·穆齐尔，第四位是赫尔曼·布洛赫，他们都是我在维也纳时期认识的。穆齐尔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使我入迷，也许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全部理解了他的作品。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的作品只有一部分公之于世。我向他学习的东西却是最难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但却不知道这个创作是否能完成，这是一种由耐心组成的冒险行动，它是以一种近乎非人道的顽强精神为前提的。

我跟赫尔曼·布洛赫是好朋友。我不认为他的著作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了解他的那种才能，正是那种才能使他有能力从事自己的创作：那种才能就是他的呼吸之记忆力。自那以后我对呼吸考虑得很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浅。

今天要我不想到这四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也许其中就有一人站在我现在的位子上。如果我所讲的与人们的判断不符的话，请你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我的傲慢。但是，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我想，只有我事先公开承认我有负于这四个人，我才可以接受这一奖金。

1981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