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之后，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空缺，于是，2019年产生了两个得主：一个是奥地利男作家彼得·汉德克，一个是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汉德克更显要的身份是剧作家，《骂观众》在中国很有名，《卡斯帕》在西方戏剧史上的著名程度则堪比《等待戈多》。相比于托卡尔丘克，中国读者知道他更多一点。不仅因为话剧界的孟京辉、史航是他的粉丝，也不仅因为他是电影《柏林苍穹下》的编剧，还因为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其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因为战争中的罪行被送上了海牙国际法庭，而汉德克却去参加了他的葬礼。2016年，他曾来过中国，他的作品引进中国的已经有九卷之多，有专业评价赞其对语言问题的执着和他的同乡维特根斯坦同根，而他由此进行的文体实验和对自我的探索，充满了哲学思辨意味。然而，对普通中国读者而言，他的小说很难读。在场景转换和情节拼贴中，读者抓不到主要情节，也寻觅不到贴近常情的感受，只隐隐约约感觉到作家强悍的理念和“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诺奖评语）。即便你有通过小说思考的习惯，他依然是让人难以接近的。或许他会成为又一个被诺奖定义为“巨人”，却难以走出自身文化背景的作家。

而同是个性鲜明的作家，只在中国出版了三部书的托卡尔丘克令人亲近得多。虽然她的碎片化结构看上去并不新鲜，她关注的乡村、时间、房子和旅行也让人感觉似曾相识，然而，进入文本内部，她依然能用日常、奇特、活泼的抒情性和传奇性留住读者的心。她更像是用诗的思维在写小说，让我们忍不住想要在小说中寻找的情节、意义和命运都弥漫在每一个片段中，却仍能发现新意。据报道，她也曾因《雅各书》（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写到十八世纪的历史而被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攻击。她在接受《荷戟周刊》采访时，也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色彩总是惹人质疑，然而，世界上又有哪一种文学真的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眼光的打量呢？不唯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之外尽可能寻找文学的和美的个性和多样性，或许就是一个文学奖很强的说服力了。

在诺奖获奖作家的序列里，托卡尔丘克显然是增强“超意识形态”说服力的一个。因为她的小说处处洋溢着健康的气息——一种文学与政治、历史和现实，甚至与作家的自我，都保持了适当距离的健康气息。而如果你了解文学与“健康”这个词关联起来的难度，尤其东欧文学卸下历史包袱、挣脱民族命运忧思的难度，还有女作家写出健康文学的难度，就会深刻体会托卡尔丘克是多么珍贵和稀缺。

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两次世界大战，用最极端的方式羞辱人类的智慧和尊严，让文学沉浸在沉重的悲愤和忧思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是现代派文学越来越从外部转向内心，无限放大自我的隐秘角落。因而，我们更容易从文学中闻到“病态”的气息。这种气息穿着“个性化”“复杂性”的外衣，贴着反抗命运、反思历史、反映人性、探究自我的标签，四处弥漫。以至于在某些时刻，都会让人误以为不病态非文学，不极端非艺术——“疾病与隐喻”变成了文学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很重要的方式，“病与美”的结合也变成了一种常见的艺术精神。

尤其对女作家而言，这种病态似乎更普遍，也更有合理性。女性的敏感多思、感性充沛，让她们更容易自恋自怜、幽怨愤激，也更容易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仿佛她们天性中的自我缠斗和艺术中的偏执力量能够一拍即合。而所有这一切，被性别解放的社会思潮一刺激，索性变成了“女性主义”，成了性别斗争的旗帜和可资借用的武器——慢慢的，“女作家”变成了“作家”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甚至变成了一个意味复杂的形容词。诺贝尔奖历史上，不乏这样带有“病态力量”的作家，也不乏与文学贴身肉搏的作家。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托卡尔丘克不是。她没有彰显任何带有抗争意味的女性立场，只有温柔和轻盈。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她与世界和自我的距离，她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都显得恰如其分、中正平和。她只是一个作家，无需强调性别身份。她不直接与任何事物为敌，也不想拿文学当武器，她让自己的表达量力而行；她让所有的灾难、沉重、反思和质疑，都无限退后；她把文学载的“道”和自我都安放在日常的、带着咖啡香气的，甚至有些慵懒的，岁月静好的气氛里，然后让这气氛在潜心斟酌的文字烘托下，给人微醺的感觉——一种不念往昔，不追未来，只享受此刻的感觉。一如读者打开她的书，不久就会发现自己的时间静止了，她带你找到了无边界的此刻，无边界的世界和无边界的“我”。

“多亏了温柔，茶壶才开始说话”

托卡尔丘克的叙述有一种魔力。它感性又理性、准确又温柔、轻盈又茁壮、敏锐又宽和。她仿佛一边讲述一边倾听。她把自然、人、宗教，揉搓在一起，把故事、知识、信息杂拌在一块儿，让小说变成文体拼盘，就像生活和世界本身一样纷繁无头绪。这种纷繁是信息过载，是毫无逻辑，是神的意志飘忽不定，是命运的因果不明；然而，她却有能力站在一个村子的磨盘旁（《太古，或其他时间》），或者站在一个老人的房间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甚至在旅途中（《云游》），用笃定的、驾驭娴熟的语言梳理出一种秩序，一种靠故事、信息和想象建构起来的秩序，帮我们找到存在感和安全感。

诺贝尔奖给她的颁奖词是“因为她的叙事想象力，以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激情，代表了对人们生活方式多种边界的跨越”。而她在受奖演讲中，则充分表达了她的“文学本位主义”和“故事本位主义”：在变动不居的历史和现实面前，神有时候是缺位的，所以，谁能讲故事，谁就拥有给世界制定秩序的权力。在故事权力转移和争夺的过程中，带有灵性的世界慢慢死去，游荡在故事周围的意义混乱不堪，唯有文学，拥有体贴万事万物的温柔情愫——世界之所以奇妙，是因为有文学，“多亏了温柔，茶壶才开始说话”。

于是，她用被生活充分训练的眼睛洞察细节，用被爱充分包围的安全感关注微末生命，用心理学的教育背景换位思考，用神话、寓言、梦境和一切想象力飞升的时刻支撑对文学的痴迷。她坚信只要文学不死，世界就不会死，坚信意义永远在故事周围游荡，虚构就意味着某种真理。于是，她牢牢站稳自己的脚跟，世界再乱她都不乱。她胸有成竹、运筹帷幄、随处取材。在小说这个空间中，她像一个女王一样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人类和时间、空间一起分享命运；和小草、咖啡壶、假发一样，一直用又渺小又强大的生命面对生活、应对历史、置身宇宙。因为这种秩序，她甚至重新定义小说和文学——一种像未知世界一样无边界的“混沌”空间。

读托卡尔丘克，时常会让人想起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想起“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想起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也会让人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想起“过于喧嚣的孤独”和酒馆里嘈杂的忧伤。或许，健康的文学远在被分割的语言和文化之上，远在意义之上，它“齐物”、“逍遥”、“云游”，它在宇宙洪荒中独来独往，略带忧伤。这种忧伤无论被表达多少次，都会重新叠加在往日之上，常读常新。

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是同样获诺贝尔奖的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后辈。从她的讲述看，她跟中国生于那个时代的作家一样，对冷战的余火有切身的体会，对政治思维和空洞的语言教化有灵敏的反应，物质匮乏又充满诗意的生活伴随着她们的青少年时代。而当她们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世界开始飞速旋转起来。她们曾经笃信的两极对立变得暧昧不明，历史也因此呈现了新的维度。“历史奔跑，生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也变得四分五裂”，于是，她写成“百衲衣”式的小说。跟很多碎片化写作旨在炫技，或者为了掩饰对世界的无从把握而故意让读者迷惑不同，托卡尔丘克的松散之下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尽管有些逻辑中国读者未必能够全懂。

跟其他作家相比，托卡尔丘克的心理学背景或许最不容忽视。她曾当过心理咨询师。某些时刻，我感觉这个职业的职能与上帝相似：倾听人最隐秘的心声，面对人最坦诚的交付，接受最无援的人的求助。不同的是，她不能像上帝一样，面对无解的难题、面对人最悲苦难耐的时刻可以闭塞视听。她需要直面，需要诊断，需要给出拯救的良策、活着的意义，因而她比常人更需要意义，也更需要逃离虚无。所以，她的文学才会不仅有放大镜下的清晰度，还能有显微镜下的微妙处；既有尘光烟火，又有间离、超脱、旷达的质地。而在她的小说中，的确也总是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创世纪”的格局：她总是试图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重新定义万物的秩序。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在引进中国的三部书中，这一本的创作时间最早。“太古”是托卡尔丘克虚构出来的一个波兰小村庄，远离城市，与森林相邻，有一座名叫金龟子的山，有名叫黑河和白河的两条河，有四方天使守护。它悬挂在世界边缘，然而，开篇作者却说：“它位于宇宙的中心。”是啊，世界越大，历史越快，微小的事物越要骄傲地唯我独尊，也越需要如井底青蛙般加倍珍视自己头顶的天空。一如今天的我们自己。

于是，太古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秩序。在它里面休养生息的每个人、每个天使和恶人、每个动物和植物，甚至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时间，是太古给他们的时间，也是他们跟太古平行并列的时间。于是，他们和太古一起轮番登场，讲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像有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般精彩。这些故事被拴在三代人经历构成的时间轴上，相互之间交叉缠绕，构成一张“太古网”。而整本小说，就是托卡尔丘克给这张网上的每一个人物提供的舞台。舞台远景是太古创世纪，近景则从一战爆发，磨坊主米哈乌被抓壮丁充军，怀孕的妻子格诺韦法开始。

战争代表的世界就这样来到太古，然而太古还是过着自己的日子。米哈乌的女儿米霞诞生了，女磨坊主格诺韦法在对年轻的犹太工人的情欲中挣扎。流浪到太古来的姑娘麦穗儿搅动了太古所有男人的心，她却在自由的情欲中只属于天空和田野、梦境和超现实。一九一八年，信仰上帝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面对被哥萨克洗劫的家，感到世界毁灭在即，教堂也不能拯救他的忧郁。一九一九年，米哈乌奇迹般地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咖啡磨，从此它与女儿米霞形影不离。最后成了第三代人从太古带走的唯一的东西。

表面看去，托卡尔丘克如此写下的太古并不独特，然而稍稍想一下波兰的历史，就会知道所有细节的匠心所在。历史上，波兰曾在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一百多年。一战结束之后，它成功复国，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一战可以算作波兰重生的重要契机。托卡尔丘克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小说的开头，其历史深意可见一斑。然而，这个重生并不需要欢欣鼓舞，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重生并不是幸福和安稳的保障——二战中的波兰几近粉碎，被俄国占领过的波兰遗患无穷。所以，托卡尔丘克的“时间开始了”，没有欣喜，只有静观和寻找——寻找波兰人的生命之根。而犹太工人对女磨坊主的情欲诱惑，如果联系波兰刻骨的反犹主义背景，更可以看出个中含义。至于洗劫地主的哥萨克，组成成分之一就是波兰的农民和农奴，最早他们曾效忠波兰权贵，后来投靠崛起的俄罗斯。

理解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仅有历史知识是不够的，她里面埋藏着太多文化的、心理学的、梦境的隐喻，也充满了各种奇特的、与人物气质相吻合的意象。比如憎恨黑河的神父，老是感觉被月亮迫害、只跟猫和狗说话的老女人弗洛伦藤卡，又爱抱怨上帝又爱蘑菇的鲁塔，嫁给“恨”的乌克莱雅，指挥雾的鬼魂、在玩八层世界迷宫游戏中寻找上帝的地主等等。这样的小说时而像寓言，时而像童话，时而像传奇。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既是可知的又是神秘的，既是幽默的又是忧伤的，其精密和巧妙简直不可复述，只能阅读。它没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更多。它带给人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读完全书，才会深刻体会“太古是宇宙的中心”的真正含义。太古从来没有置身世外，甚至每一个细节它都没有错过：在帕韦乌为女儿寻找抗生素的路上，斯大林死了；米霞家独一无二的房子里住进了德国入侵者；靠给欧洲寄挂号信获得丢失赔偿为生的伊齐多尔，被当成了自由欧洲间谍，而他不过是想买一张去巴西的机票，去找初恋。这样的太古包罗万象，它的时间之网罩住了整个历史；在太古活着，看到的只是世界的背面，守护天使总是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才来。太古太累了，所以它只能放下一切，重新将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托卡尔丘克是太古的“上帝”，而太古是世界上所有村庄的缩影。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像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姊妹篇，也是它的放大版。在“太古”里，作家曾说：“只有当房屋的墙壁封住了一块空间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屋。那块封闭的空间是房屋的灵魂。”而在“房子”里，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具体的，被安置在时间和空间里；另一幢是不具体的、没有完工的、没有地址，也没有机会在建筑设计图中被永远保存下来。”而房子的屋顶，跟宗教一样，“都是终极的顶点”：多亏了宗教，人才能面对无穷无尽的困扰正常生活；多亏了屋顶，人才能安全地躲避风雨和宇宙辐射。

跟“太古”有明确的时间线索和人物命运线索不同，“房子”里面的时空穿梭更加无拘无束，从远古时代到中世纪，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因为时空跨度的增大，更多东西，包括宗教传说、广播信息、宇宙信号、豌豆、蘑菇、钉子、雨、水灾、甜点等都变成了主角，看上去小说更加随意，更加碎片化，更加神秘，也更加难以把握了。它与历史、宗教和文化的牵扯也更隐蔽，更零散了。

而整个小说的根基是一个叫玛尔塔的老女人。她不识字，没有人知道她多大年龄，没有人知道她做了多少假发，她春天养鸡，秋天全部吃掉。关于世界，她什么也不想了解，但她懂得世间全部的奥秘，还能进入别人的梦。她冬眠的时候万物凋谢，她复苏的时候万物蓬勃。她是民间的先知，落地的神；她是世界的轴心，是白天和夜晚两座房子；她是新鲁达人的梦。

与她永恒性的气质相对应的，是小说中屡次出现的梦。神秘而不可知的梦，甚至比玛尔塔更像世界的根，以至于作者开篇就以第一人称的“梦”开始。某种意义上，这个开头都很像《红楼梦》的开头，有统摄全书，甚至统摄自己全部创作观、世界观的作用。这是一个“静止的梦”，“我高高固定在谷地上方，戳在某个不明确的点上”，“纯粹地看，没有观感”，“世界在迁就我，听令于我”，梦中时间没有尽头，“我既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也不会忘记我见到过的一切”。

在这样的情形下，她每天和玛尔塔见面聊天，写下所有的故事——形形色色的人，五花八门的梦。叫“如此这般”的邻居先梦见了爱喝酒的马雷克·马雷克的鬼魂，后发现他自杀；单身银行女职员梦见自己被远方的人爱上，不远千里去找，结果真的找到了人，听到了梦中一样的情话；修道院修士不断梦见自己是女性，最后在写作中梦想成真；弗兰茨老是接收到不明行星发送来的噩梦，于是做了一顶木头帽子……然而，这些碎片并非随意飘散，他们相互之间总是有互文和照应：修女对上帝的忠贞和修士对她的忠贞一致；附着在马雷克身上的鸟多年后从另一个酗酒的人腋下被拉出来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碎片背后有一部几于完整的下西里西亚历史。

跟“太古”一样，历史是埋藏在碎片中的暗线。下西里西亚地区的新鲁达小城，拓荒者是书的中间才出现的刀具匠；到了中世纪，这里出现了骑士制度和奴隶制庄园经济，小说前半部不断出现的骑士女儿库梅尔尼斯和她的传记作者是见证人；十八世纪有德国人移居过来，带来了西欧文明，然而战争改变了他们与这里的关系，小说中后部出现的因戴着木头帽子死在战场上的弗兰茨是见证人。二战后，随着波兰疆域的变化，大量德国人要回到德国，波兰人要迁居，他们都产生了思乡之情，小说接近结尾出现的“政府”代表，足蹬军官长筒皮靴的人是见证人，死在波兰和捷克边界的德国人彼得·迪泰尔也是见证人，在夜色下，他“一只脚在捷克，一只脚在波兰”，他乡愁刻骨，却死无故乡。

下西里西亚的历史就这样绵延：战后重建，现代化到来，广播，互联网……从非常到正常，“他和她”是见证者，这也是全书最动人、最意味深长的一节；同时，奥斯维辛也是见证者。多年后，新鲁达的纺织女工阿格涅什卡去参观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商店买食用油不限量，于是她背回来整整够用三年的油：煎马铃薯饼、炒蘑菇、煎鱼、做馅饼……托卡尔丘克说：感谢上帝的波兰人，得到的却是群山的接纳和供养；“世界一直都在走向死亡”，唯一抗拒这种衰败的，是“人的身体”。

《云游》

有太多的文学艺术强调了生存的精神性，托卡尔丘克却专注于物质性和“身体”，她想回到一切精神和思想的根部。无论前两部对时间和空间的探讨多么抽象，她始终未曾脱离人的本体，未曾脱离那些日常中比人的生命更不易被消灭的东西。如果说“太古”里面的小咖啡磨是世界绵延的象征，“房子”中玛尔塔的假发和锡盘子是人间永恒的见证，那么在她新近出版中文版的《云游》中，她的“拜物”对象变成了身体器官——身体带着人去往世界各地，人也带着身体的器官在历史中来来回回。跟精神性的“云游”相比，没有了呼吸的肉体本身更能被保存，也是人最大的“跨时空”。某些时刻，肉体变成认识自我的途径；某些时刻，幻化成至美至绚的艺术；某些时刻，又幻化成历史的改变者和世界进程的推动力，一如肖邦被姐姐带回波兰的心脏一样——为了写与人体有关的一切，托卡尔丘克引入了历史中的真人，比如十七世纪的解剖学家、解剖自己截肢的费尔海恩、开创人体塑化标本的科学家哈根斯，喜欢收集人体标本的古代君王等等。

如此书写人体的“博物学”总是显得有些惊悚可怖，然而，托卡尔丘克却有能力把它变成看待世界的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此前几乎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角度，就像她用“云游”重新定义旅行、重新定义人类对空间的认识一样。据说，这个词的波兰语出自于十八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的某个门派，它的信徒相信，只有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才能避开恶魔。而在今天，“移动性已成现实”，“家”也变成了又一个酒店。“云游”不再是避险的方式，它变成了生活方式本身，也变成了世界的组织秩序。在飞速的移动中，世界变幻出了无穷无尽的面孔，而那些遥远的地方，比如中国、土耳其、古巴、新西兰都不再遥不可及；那些遥远的历史，比如中世纪、十八世纪都和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一如在村庄和房子中能建构起全部历史一样，这一次的托卡尔丘克也穷尽了关于云游、关于移动的种种可能，用“云游”建立了另外一套历史语序。她还是用第一人称，而且这个“我”很像她本人，学过心理学却不适合做心理医生，爱旅行去过的地方却有限，在写作之前做过很多职业，离了婚。因此她理解的“云游”既包含了旅行中那些通常的含义：求新、求变、逃离、冒险、避难、疗伤，也包含了“向内”的梦境、神游、貌合神离、词不达意、信仰缺失等等。她甚至由此把移动视作人的本体，她说：“野蛮人不旅行，只去目的地。”

与前两本相比，《云游》故事性更弱，人物更少，结构更零碎，关注的角度更冷僻，某些时刻都会让人感觉作家太过随心所欲，甚至有些过度追求形式主义。短篇小说、散文、传说、诗、信、旅行说明、广告无不被她写进书中，以至于她自己统筹安排的时候都曾一度陷入僵局，不得不把每个片段铺在地上，站到桌子上去俯瞰这些章节。甚至我在读的过程中都忍不住想，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或许都难以出版，更不要说获得尼刻奖、布克奖和诺贝尔奖了。

神奇的是，即便如此，托卡尔丘克依然是可读的，是吸引人的。你总能在她笔下的多重现实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现实，也总能在她的“随心所欲”中找到价值的逻辑，一种你忍不住要配合她建构的逻辑。她兼顾感性和理性的能力，她强大的掌控自己文本世界的自信，她辗转腾挪的思维触角，都让她的表达有洗脑的魔力。

在历史斑驳复杂、文学传统源远流长的波兰，诗性思维也是他们的传统，对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的想象也是他们的传统。许多著名的作家，如密茨凯维奇、米沃什、辛波斯卡等等，都身在这样的传统之下，托卡尔丘克自然也不例外。米沃什曾说，在“由历史做出裁决”的波兰，“同情是多余的”，因而，诗人都有“双重人格”，幸存者身上也保留着愤怒，所以他把自己的书《被禁锢的头脑》当作“一个战场”，把谈论诗歌的书命名为“诗的见证”。

然而比他晚生了好多年的托卡尔丘克对“诗”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变——历史在下一代身上，总是会悄然卸去沉重，也总是会拉开情感的距离——她把书和文学当作大型对话现场：过去与现在对话，村庄和城市对话，人与上帝对话，魔鬼与天使对话，白天和夜晚对话，时间和空间对话，远方和此地对话……她几乎是用直觉的方式综合了巴赫金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那里发现的“狂欢”“广场”和“复调”，让生活呈现了多元并行的一面，让时间和空间都获得了更多重的含义。

这是托卡尔丘克理解的现实主义，一种综合了现实与幻想，对过去和未来抱有双重警惕的现实主义，因而不会被耗尽和厌弃的现实主义。惟其如此，她的鲜明风格才能遮住结构上鲜有变化，甚至三本书都可以当作一本书看待的单一性，依然生机勃勃。我想，诺贝尔奖颁给她可能不只是基于波兰和欧洲的现实，更是基于她如自己小说世界的上帝一般，赋予写作这件事巨大的时空容量、心理能量和现实含量。她不仅能听到茶壶说话，听懂世界的喧嚣和历史的沉默，她也更能体会人和自我的无限力量。关键是，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是温柔的、可亲的，她始终都相信“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刻”能随时到来，而米沃什认为这是最后的时刻。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