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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作者都希望后世能给予自己公正的评价，但这一希望时常落空。除了被人遗忘，一个作者最害怕遭遇两种命运，一是成为一个仅仅因其两三篇名作而为人所知、其余作品均无人问津的作家，二是成为某个小圈子的偶像，圈内人士以如出一辙、不加批判的崇敬之情阅读他的每句话。第一种命运不公平，因为即使那些名篇确实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读者也没有权力这么说；第二种命运有些尴尬，因为没有作者相信自己有那么好。

坡的亡魂一定比大多数已故作家更失望。他的某些作品——他一定极其痛恨这些老战马——比起其他任何美国作家的作品，非美国人可能更熟悉。在“乌鸦”和“钟声”前，我本人不记得听说过任何其他诗歌；《陷坑与钟摆》是我读过的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同时，任何与坡的地位及创作力相当的作者，他们为人所知的作品都不像他的那般凤毛麟角和一成不变。比如，在策划这本选集时，我问了许多我认为阅读广泛但并非专攻美国文学的人是否读过《戈登·皮姆》和《我发现了》，在我看来坡最重要的作品中的两部；结果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读过。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告诉我略去《一桶阿蒙蒂亚度酒》（一个在我看来并不高明的故事）无异于商业自杀。可怜的坡！当初完全被人们遗忘，以致他的坟墓二十六年没有墓碑——而当终于有人为他竖立墓碑时，唯一前往悼念的美国作家是惠特曼；如今他却面临成为一些教授终生研究对象的危险。当然，这些教授不可或缺，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的潜心研究，坡才可能最终抵达每个作者梦寐以求的读者群——他们会阅读他的全部作品，费力却饶有兴味地通读许多枯燥或下乘的篇什，只为发现新奇而令人赞叹的文字时的那份乐趣。

小说：坡的小说主题、写作手法、风格各异，但它们有一个通病。无论哪部作品，都没有实际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人类个体的位置，即同时以情感上受自然秩序影响和制约的自然生物和通过自由选择创造新意和联系并被他人的选择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的历史人物这两种身份而存在。

坡主要的小说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执拗之人的生存状态，空虚寂寞的自我渴望与另一个自我融合的毁灭性激情（《丽姬娅》），具有自觉意识的自我渴望达到客观以及通过纯粹的理性发现隐匿于感官表象和情感之中的真正关系（《失窃的信》），自我和自己强烈敌对的自我毁灭状态（《反常之魔》），甚至诡异的激情，即一个丧失所有激情的自我剧烈的躁动不安（《人群中的人》）。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可归入一个大类，因为它们的主人公都是以单一状态存在的——罗德里克·厄舍极少思考，正如奥古斯特·杜邦[2]不易动情。当然，体现这类状态的人物既不能通过改变自身也不能通过改变环境在强度上发生变化。创作这类小说的困难在于要防止读者想起历史的存在，因为一旦他想到现实中的人——他们的激情被吃午饭的需求打断，或者他们的美可能因为感冒而暂时略有减损，人物状态的强度和永恒马上会变得滑稽可笑。坡有时因其散文的歌剧特性和小说的布景陈设遭到抨击，但它们对于维持幻觉至关重要。他笔下的主人公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歌剧式的。比如，出自《威廉·威尔逊》中的以下这句：

毋庸说，作为一个败家子，我比起希律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首创了众多新奇的愚行，给那时常见于欧洲最放荡大学的一长串恶习增添了篇幅不小的附录。

作为散文语句，孤立地来看，它糟糕、含混、冗长，以韵害意。但就戏剧性而言，又是多么贴切；它很好地揭示出以本色讲述故事的威廉·威尔逊是一个不愿并且拒绝触及现实的空想家。坡的一些继任者，比如D. H. 劳伦斯，在描写存在状态的短篇小说中尝试用现实笔法，结果是毁灭性的。

在第二类小说中——包括《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和《戈登·皮姆》——意志与环境的关系正好相反。在第一类故事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志作用于没有自然限制的自由的结果，而在这些纯粹的历险故事里，主人公和梦境中的“我”一样完全陷于被动；没有一件事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一切都降临到他头上。主体的感受——兴趣、激动、恐惧——由全然不受其控制的事件引起。第一类故事中的主人公没有历史，因为他拒绝与时俱变；这一类型的主人公没有历史，因为他无法改变，只能经历。

历险故事的作者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创造出一连串有趣又各不相同的事件并让它们的顺序显得合理。要做到确保多样性的同时不损害连贯性或者在保证连贯性的同时兼顾多样性，比看起来困难得多，《戈登·皮姆》——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历险故事之一——是此类题材的典范：各种历险相继登场——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历险如沉船，由熟悉的人导致的历险如叛变，再如在岛上遭遇的、由陌生的当地人造成的历险，最后，还有梦魇般的超自然事件——但每一个历险都令人信服地导向下一个历险。在关于激情状态的故事中，略带含糊的描述对于幻觉必不可少，但在历险故事里，可信性是通过最精微的细节、数字、图表及种种其他手段获得的，如同坡对神秘幽谷的描绘。

这个峡谷始于起点a，绕过角落b，一直延伸到尽头d，总长为550码。

坡这两种类型的故事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他对反常或自我毁灭状态的刻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的推理故事主角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及其众多后继者的始祖，他的未来小说启发了H. G. 威尔斯，而他的历险故事则成了儒勒·凡尔纳和史蒂文森的模板。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缺乏历史个体的小说，它的发展竟然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发展、其自身法则以及十九世纪伟大历史学家的出现同步；此外，两者的发展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像历史力量的创造物，与此同时他本人对通过自己所作的历史选择来指引生活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坡的次要小说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小说不是由故事组成，而是由对伊甸园、《阿恩海姆乐园》这个绝好地方的客观描述构成。这样的描述无论出自何人笔下，作为对作者的揭示必然比它们本身更有趣，因为除非用私密的幻想和他那个时代的高雅品位，没人能想象那个理想之地和理想家园。对坡来说尤其如此，他对时髦和奢华的观念必须以他的历史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为背景来解读，才不至显得略微粗俗可笑。最后，还有一类这本选集未收录的幽默讽刺作品。虽然坡在这些作品中不如他在文学评论中那样风趣，但至少有一个故事——《绝境》——颇为有趣。它是对《布莱克伍德杂志》[3]刊载的那类颇受欢迎的恐怖故事的戏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坡自己这一风格的严肃作品的戏仿；事实上这则故事用了他日后会在《陷坑与钟摆》里使用的“摇晃着下落的刀”这一概念。

诗歌：坡最优秀的诗歌不是他最典型或最具独创性的。《致海伦》和兰德的诗风相近，《海中之城》有胡德诗歌的特点，但这两首却比带有坡鲜明个人色彩的《尤娜路姆》更成功。

作为诗人，他面临的难题，就他能分配给诗歌的时间而言，是他同时对太多诗学问题和实验感兴趣。为使结果与意图吻合，作家必须笔耕不辍以保持创作力，而且意图越具试验性，就越是如此。必须靠写作为生的散文作家具有这个优势，即便最纯粹的蹩脚作品也是对其技艺的训练；而对身无分文的诗人而言则没有与此对应的练习。没有闲暇写作和改写，他就无法获得应有的声望。当我们对坡的诗歌寻瑕索瘢时，我们决不能忘了他本人写的读来颇令人伤感的前言。

为了捍卫我本人的品位，我必须声明，我不认为这本集子的任何内容对公众有很大的价值或者于我本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处境快乐，我本可以在我自己选择的领域作些严肃的尝试，然而一些无法控制的事件阻止了我在任何时候作任何这样的尝试。

它们的确存在缺陷。例如，《乌鸦》的问题在于它宏大的主旨和作诗的趣味不相契合甚至常常相互抵牾。

在《创作的哲学》中，坡谈论了为了使该诗不至变得可笑造作而遇到的困难。情人抛出一连串适合以叠句作答的问题，要避免其中的矫揉造作，唯有把主人公变成一个自虐者。不过借谁之口说出叠句这一难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诗人想到非人类。然而，除非故事的叙述（有别于问答形式）自然流畅，其效果仍然会有所折损；而坡选择的格律频繁使用英语诗歌中鲜见的弱韵[4]，这妨碍了他的创作意图，有时甚至事与愿违。

他没向我致意问候；也未作片刻停留；

而是以王公贵妇的姿态，栖息在我房门上头。

这里，冗赘的选择性表述“停/留”和“王公/贵妇”是由韵律本身造成的，与说话者或情境无关。

类似地，《尤娜路姆》是对发音的一次有趣实验，但仅仅是一次实验，这是因为元音的使用致使意义遭到舍弃，诗的主旨未被明确表达。如果一个地名的发音与它唤起的情感相符，这也只是偶然，而偶然是滑稽的特征。爱德华·利尔——显然是唯一一位直接受坡影响的诗人——成功地造出了诸如“钦克利波的小山岗”这样的名字，因为他明摆着在创作“无厘头”诗歌，但是《尤娜路姆》具有严肃的主题，滑稽成分与之格格不入。《钟声》虽然在构思上不如《尤娜路姆》有趣，但却比后者成功，原因是它的主题只是为制造拟声效果所找的借口。

然而，坡还写过《我发现了》。他曾断然宣称，任何诗在长度上都不应大幅超出一百行——“音乐（在它对节奏和韵律的限定方面）对诗歌的重要性不应被任何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忽略”，诗歌的领域既不是真理（智性的满足）也不是激情（心灵的激荡）而只是美，以及世界上最具诗学价值的话题是美女的死亡——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人生末期创作了一部他坚持称为诗歌的作品，并在后人面前公开自诩为其巅峰之作，但该诗同他的诗学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它长达数页，用散文写成，探讨诗人狂热信奉的真理所包含的科学观点，主题是宇宙的起源和命运。

这首诗在法国以外的地区遭到冷遇，但我不认为坡赋予它的重要性有什么失当之处。首先，选择最古老的诗歌主题——甚至比史诗英雄的故事更古老——宇宙起源论，即关于物质是如何形成并演化成它们现在这样的状态的学说，并用完全当代的方式来处理它，或者说在十九世纪用英语来呈现赫西俄德和卢克莱修在几个世纪前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探讨过的话题，这是一个极其大胆创新的想法。其次，它充满了不同寻常的直觉猜想，它们被后来的科学发现所证实。如保尔·瓦雷里所言：

承认坡在他的一致性理论中曾相当明确地尝试依据宇宙的内在属性来描述它，这毫不为过。在《我发现了》的结尾能找到如下命题：“每一条自然法则在各个方面都与所有其他法则息息相关。”该命题如果不被当作定理，也很容易被看作近于广义相对论的一种表述。

当我们在这首诗中发现诗人对物质、时间、空间、地心引力和光之间对称和相互关系的断言时，它对最新科学构想的趋同便一目了然。

最后，它在一部作品中糅合了几乎坡所有的独特痴迷：渴望与类似《丽姬娅》故事中的核心人物融为一体的欲望，对支配侦查和密码研究的逻辑的酷爱，对贯穿他大部分诗歌忧郁氛围的最终解释与和解的热衷——所有这些都被融进了这首诗中，它使用的散文语言和坡最优秀的评论文章一样明晰平实。

评论文章：对于坡的评论作品，就像任何重要批评家的作品一样，必须被放在促成它们的文学内容中考量。一个评论家，无论他的语气多么狂傲，都不会真的企图规定关于艺术的永恒真理；他总是能言善辩，与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作斗争。一方面，他总是不得不同这两类人抗争以捍卫传统，即对传统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和认为应该将传统扫地出门以便由他来开创真正艺术的怪人，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维护当下真正的创新，并向那些误以为继承传统即模仿的学者证明现代的任务和成就丝毫不比过去的那些逊色。

坡对长诗和说教诗或真正的诗歌的谴责实则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诗人所提的要求：希望他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承认史诗般的主题和思想或道德观念事实上并没有激发他们的诗才，以及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忧郁、怀旧、略带困惑的渴望等既无法在史诗也无法在警句而只能在长度适中的抒情诗中得到恰当抒发的情感。坡迫于自己的原则，不得不抨击所有长诗，对诸如《失乐园》和《论批评》等作品评价偏颇，为的是撼动诗人和公众的先入之见，他们认为一个诗人要想声名卓著，就必须写长诗和发表诗学意见。

他对激情的拒斥实则是华兹华斯言论的翻版，后者认为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才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当下的激情太过迫切，带上了过多的自我色彩。坡的批评矛头进一步指向“作诗全凭灵感”这一普遍而业余的看法，他提醒读者，最富灵感的诗歌也是一项发明，一件制作出来的东西。

我们毫不迟疑地说，一个极富因果推断能力的人——也就是一个哲思敏锐的人——即便想象力贫乏，也要比一个想象力出奇但思辨能力欠佳的人会作诗，因为诗歌不是诗才，而是激发人类诗才的手段。

坡的总体美学标准通过对法国人的影响而广为人知。他的大部分评论文章（以及也许最有价值的那些）与作诗技巧和对细节的实用批评有关。在他那个时代，他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洞见无人能及，这样做是为了使他同时代的诗人严肃对待他们的技艺，知道如何处理韵律，以及避免措辞马虎和意象不当等本可以通过警觉和刻苦防止的错误。

如果说坡从未充分发挥他作为评论家的全部潜能，那么这完全是他的不幸，而不是他的过错。他的许多最出色的评论永远不会被广泛阅读，因为它们湮没在对无聊作家的评论中。如果说他有时谬赞了奥斯古德夫人这样的二流作家，或者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击垮英格里希先生这样的小人物上，那么考虑到一个为消化最粗粝难咽的饭食而生的批评头脑迫于环境只能以文学稀粥为食，这样的结果无可避免。一流的评论家需要一流的评论素材，而坡却得不到它们。想想波德莱尔的评论对象——德拉克罗瓦，康斯坦丁·居伊，瓦格纳——再看看分配给坡评论的书籍：

《梅菲斯特在英国，或一个首相的忏悔》

《信奉基督的花商》

《女人的高尚行为》

《一个苦恼绅士的人生沉浮》

《得克萨斯的历史》

《四季的神圣哲学》

《法国醒目人士速写》

《自由之笔绘人生》

《爱丽丝日；一个押韵的浪漫故事》

《瓦孔达；人生的大师》

《已故的卢克丽霞·玛利亚·戴维森的诗歌遗稿》

作为评论家，他能设法保持理性尚且令人震惊，更不用说还如此优秀。

生平：假如缪斯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游说，那么所有对艺术家的生平研究很可能遭到法律禁止，传记作家们也不得不将笔墨限于那些行动但不创造的人——将军、罪犯、怪人、高级妓女等，关于他们的信息不仅更有趣而且误导性小。好的艺术家——平庸的艺术家另当别论——从来不是小说家理想的主人公，因为即使他们的生平本身很有趣，比起他们的作品仍是从属和次要的。

比方说，作为人，坡远不如格里斯沃尔德[5]有趣。自从奎因教授对照出版了坡的原版书信和格里斯沃尔德的篡改版本，我们便对后者充满好奇。一个人憎恨另一个人并在其死后对其恶语中伤，这样的事本不足为奇，但如此大费周章又曲折隐晦地诋毁某人的名誉，这种行为背后必然潜藏着持久的仇恨。这样的事总是怪吸引人的，因为使任何情感持久不变的能力本就罕见，在此例中尤其如此，因为人们尚未发现任何能够解释这种深仇大恨的合理原因。

坡在个人声誉和许多其他方面受尽命运的戏弄。在真相大白前，他被正派文人当作道德败坏的浪荡子而遭到排挤，被离经叛道者誉为富于浪漫色彩的悲剧人物，惠特曼梦中漂泊的荷兰人[6]。

在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里，我看见海上有一艘船帆破碎、桅杆断裂的船，在午夜的暴风雨中……迎着暴雨、狂风和巨浪无拘无束地飞翔。甲板上有一个瘦削、优美、朦胧的男子身影，他显然享受着眼前的恐惧、黑暗和混乱，他本人正是这一切的中心和受害者。

今天对这一描述已被证明失实，但道德风向已然改变，如果它是真的，坡反倒会更受尊敬。假如他像维庸、马洛或魏尔伦那样嗜酒成性、恶贯满盈，我们反而会对他钦佩有加；但事实证明他是这样一种人：两杯酒下肚就变得令人厌烦，因而不招人待见；感情生活似乎主要限于缺乏男子气概的哭鼻子和过家家，他的弱点是那样平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能容忍的类型，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身上也有这些弱点。

然而，如果说我们如今对于坡的人品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使作为艺术家的坡的形象更加匪夷所思。对于他的养父约翰·艾伦——那位显然并不讨人喜欢的绅士，没有人会赞赏他的为人；但如果我们想象自己1831年时处于他的位置，我们又会对坡的前途持怎样的看法？

假如我们记得他大学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毫无意义的应征入伍、他在西点军校的表现和他对我们的态度，他在我们眼中难道不是某种我们习以为常的神经衰弱者的典型吗——一个因为不愿或不能工作而一事无成、杰作从未超过三页、由于无法准时上班或按时完成工作而接连失业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们也许能从遗传和童年早期经历——父亲的不称职和不负责，母亲在他两岁时的离世——为其行为找到心理学上的解释，但是我们对他作为一个人以及作家前途的预测几乎不可能乐观。我们至多期望他在有生之年写出一两首优雅绝伦的抒情诗。

可事实如何呢？尽管在为人方面，他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不易取悦和具有自我毁灭倾向，但他很快成为一名勤勉认真的职业作家。他在杂志社的同事似乎没有人觉得他难以共事。事实上，如果你将他评论的大部分书的质量同他的书评质量比较，你可能会希望他能为了自己的工作而不那么一丝不苟。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的缺点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一个过度劳累、分秒必争的专业人士常犯的错误。

至于他的私人生活和个性，如果它的邪恶带有更多浪漫色彩，他的作品就不会具有某种意义上开现代文学之先河的重要性。他是最早有意识地遭受传统社区及其价值毁灭冲击的人之一，并为此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正如D. H. 劳伦斯在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中写道：

坡命途多舛。他注定要让自己的灵魂在一场因分裂而起的、剧烈持久的抽搐中遭受煎熬并注定要将这一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当他完成了一个人所能履行的人类经验中最艰巨的某些任务后，他又注定要因此受辱骂。那些任务无可避免，因为如果人类的灵魂要存活，它就必须忍受自身的分裂。

对此有人可能会追问：“受辱骂？”不，是比那更糟糕的厄运。注定被用作学校教科书里用以激发年轻人对优秀文学作品兴趣的诱饵，成为低俗小说的劲敌。

然而，他也得到了一些回报。没有几个作家有过以下殊荣：波德莱尔曾在感到自己快要发疯时呼唤坡的名字，把他作为自己和上帝沟通的中间人；马拉美曾在他优美的十四行诗中歌颂坡，以下是罗杰·弗莱对该诗的翻译：

《爱伦·坡墓》

永恒还他以本来面目，

诗人用出鞘的剑惊起世人，

惊恐莫名的他们不知

死神在那奇异的声音里正高奏凯歌！

他们，像九头蛇般猛烈地扑腾，只因听见

天使赋予其部族文字更纯净的意义，

大声称颂那浸润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