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仅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她是一个百变的提问者——而她问什么、如何问，又取决于作为作家的她，最终想挖掘到什么，以及接下来想呈现出什么。

此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我的面前。亚麻质地的浅色衣裤，亚麻色的短发，嘴角淡淡的笑意，这一切让她的眼神柔和，让整个人散发出质朴的亲切感。看着她，我很想问：你幸福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很多人知道她是因为她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称号”之外，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她是倾听了千万个人哀痛的人，是从苦难中创造出艺术的人，也是探得一部分“只能从死神身旁去获得的知识”的人。这样的人如何看待生活？

  “我认为重要的是生活本身，是家庭的价值，很多人其实是把自己的生活给了别人。我很想知道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人，多大程度是‘人’的人。”1.不仅是一只巨大的耳朵“亲爱的，在我们的故事里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写写我们的痛苦吧，我们有流不尽的泪水。我的姑娘。”（《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那是村子里几乎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年代。男人大多战死在他乡，得以回到家中者身心难全，酗酒度日。听家里人尤其听村子里的老人回忆战争，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童年；老人们的歌唱如泣如诉，是她童年的声音。从那时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对老人的讲述产生了兴趣，“5岁时，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许多年后，当她面对一位位年长她许多的采访对象按下录音键，熟悉的倾吐节奏暗合了她身体深处的脉动，让她如回童年。

  40年来，她的采访对象有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的人，“爸爸妈妈，是金子般的字眼”；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灾难中清理人的妻子，“我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关于爱情还是死亡”；有苏联解体后迷茫的隔壁邻居，“关于真相，就像是一个挂钩，每个人都可以去挂自己的帽子。”许多时候，阿列克谢耶维奇听着片刻沉默中录音磁条唰唰滑过的声响，“我不是医生，我帮不到他们什么，只有陪着他们一起流泪。”

人们常说，爱，是一种能力。哀伤，因为他人哀伤，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能力？我说：“读你的书，一次次流泪。”她说：“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在写陌生人的故事，也是在写她自己，写读她作品的我们。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世界观里，人类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而她，同时是独立于这个整体之外的一只巨大的耳朵，其倾听发生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发生在前往某个偏远村庄采访的火车上、街边的咖啡馆里，以及典型的“莫斯科的厨房”中。阿列  克谢耶维奇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周围人的谈话，并将这些声音收纳进她自己的文学世界。用她的话说，就是：“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我对生活本身极度信任，这大概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仅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她是一个百变的提问者——而她问什么、

如何问，又取决于作为作家的她，最终想挖掘到什么，以及接下来想呈现出什么。她的笔下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反差：人物遭遇的残酷和日常生活的美好，其美好就如书中一个人物对自己的孩子反复感叹的那样：这世间——百看不厌。在回忆战争的作品中，她替战士们代言：“我不会忘记，在故乡叶里斯克椴树散发出的芬芳。”“我以为，只有在我们那里，在白俄罗斯，沼泽地里的干草才会散发出这样浓郁的芳香。这芳香到处伴随着我。我甚至

在梦中都能够闻到。”在《二手时间》中，一个被歧视的塔吉克人说：“我们装小麦不是用口袋，而是用绣花小圆帽。”这样的细节是黑暗中的微柴之光，或者说，这才是生活本来的底色？“我认为文学就是细节。整个世界就是由细节构成的，你如何坐在这里、哪些纸张摆在你面前，你怎么看这些纸张，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都是需要传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细节本身就是有艺术性的。为了挖掘到艺术性的细节，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以及

怎么问，都非常重要。比如，我多次去采访同一个人，问他是怎么上前线的。这里就包含了许多细小的问题：你在家的最后一天妈妈跟你说了什么、你穿的什么衣服、带了些什么，等等。”阿列克谢耶维奇指着我面前茶几上摊开的采访笔记说。正是依靠这许许多多艺术性的细节，以及细节与细节之间微妙的互文效果，阿列克谢耶维奇成功地达成了她的写作目的之一：让人们对战争感到恶心，无论这战争因何而起，为何而战。因为她揭示了所有

战争共同的真相：无情地戕害所有热爱生活的鲜活生命。她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和许多人不同。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核泄漏事件。在阿列克谢耶维奇来看，核灾难不是暴露出某一种制度的不足，而是暴露出人类文明的问题：任何威胁生命存在的进步，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都是在倒退，而且这场灾难远未终结。“真理高于俄罗斯。”作家用这样简洁的一句话，回应围绕着自己的各种争议。无限接近事物的核心面目并展示出来，这是

她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我最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每个人都会用真理治疗自己。我希望我能通过让各种人‘发声’而尽可能呈现出世界的真实面貌，继而让这种真实可以治疗更多的人。”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一个人是一粒沙子，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历史。大多数普通人难以表达自己，而她的写作正是给

人们加上了声音，让他们得以被听到。于是，沉默的大多数就这样走入了历史。

 一支外科手术刀般的笔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强化，有些减弱，强化出来的是隐秘的人性。人性能够击败非人性，仅因为是人性。”（《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法，她所有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生活中的确有其人与确有其事：苏联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灾难、苏联解体——二十世纪苏联的历史（这历史又不仅仅属于苏联）背景下的众生遭遇。奇妙的是，她的作品非但没有因此囿于这一事一地，而是相反地，拥有了超越这一事一地，进而可与时间对抗的力量。时间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终结生命，而且能够抹去记忆。人性，因其不可穷尽，而具有了可以和时间相匹敌的永恒性。写作，是人与时间、与遗忘的对抗；将“人性”赤裸裸地直接推到舞台中央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更是如此。“大时代”仅仅是她笔下的远景、是其人物生存的土壤，近景永远是正在倾诉的人，永远是此时此刻伴随着倾诉而袒露无遗的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同于其他非虚构写作者的特质：她直接而又艺术地将一个个隐秘的情感世界细致入微地呈现。她的笔，是一把沉迷于解构人性人心的外科手术刀：“通过提问，我不断地把人物推向情感的深处。”俄苏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高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一部代表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翻译者。“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出版这本书的国家，比我的国家还早。要知道那时这只是一篇登载在杂志上的故事。”阿列克谢耶维奇谈到旧事，心怀感激。也是在这本书中，高莽介绍了这个故事初次面世时的反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当时作者名不见经传），‘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他称赞她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1985年中文版面世。”

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深深的岩层”，指的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战争面前人心人性的挖掘与体现。“战争大概就是作为重要的人性奥秘之一而发生并保持下来的。”战争，既极端违背人性，又将人心的每一个角落无限放大，“（我）要去书写生与死的真相，而不仅仅是战争的真实。要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在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如何在本质上保护着这个人？毫无疑问，邪恶是有诱惑力的，恶比善更加高明，更加诱人。”执迷于揭开心灵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目前出版了五部代表作，三部以战争为背景。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是娃娃兵和他们的家人，是从战争中侥幸逃生的当年的幼童今天的老者，是既被社会遗忘又主动自我遗忘的女兵们。“我不是写战争和事件，是写人，写情感，写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没有写到哪一场具体的战役，她写的是不会被史家记录在册的细节和感受：当一个士兵第一次杀人、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感受；当战士看到有女兵走来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杆；当一个妈妈等来了被装在锌皮棺材里的战死的儿子，她发誓从此就是连儿子的名字也不会交给任何人；当一个妻子从电视台听说阿富汗战争是国家的耻辱时，她恨不得把屏幕砸了——那天，她第二次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又或者，在一个村庄里，按照当地教规不得给外人食物，否则会被其他村民打死，然而依然有一家人为濒临死亡的战士端来食物，这家人有女人有小孩；一个理发师在给一位固定顾客理发时，会故意提到阿富汗战争，这样客人的头发就会都竖起来，方便理发……“我很少用‘小人物’这个词，他们其实传递出的是非常强大的痛苦，传递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情感。”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小人物”所传递出的，又何止是“一个时代”的情感？“我已经51岁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我还是想妈妈。”“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嚎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那位已经51岁、年纪比当年死去的妈妈大出一倍的人，这个被人从墓地前拖走的小姑娘，他们仅仅属于某一个时代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他自己回答道：这一滴泪水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甚至于一次战争的无罪。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第二部代表作《我还是想你，妈妈》（又译《最后的证人》）的扉页上，写下这段话，这亦是她所有写作背后的价值观：她关注的永远是人。很多次，在她连续几天对一个人进行了采访之后，最终记录在本上的只有一句话；上百卷采访磁带重新听完一遍，书中却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但是留下了一个人物。”

   一个渴望家乡的灵魂

“为什么人们这么快就学会了互相残杀？大家在学校里读的都是海亚姆、普希金啊！”（《二手时间》）“为什么中国发展得这样充满希望，我们却没有把这条路走通？”阿列克谢耶维奇问。“因为文化的不同：中国人注重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即使在特殊年代也是如此；俄罗斯文化更注重追求精神向度的意义。”陈晓明回答。2016上海书展的公开活动开始之前，在“思南文学之家”二楼的休息室，阿列克谢耶维奇初次见到陈晓明，就略显急切地抛出这个问题。“真理高于美，真理高于俄罗斯”，这是作为作家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主张。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需要祖国与故土归属感的普通人。她说“俄罗斯是一个处处充满忧伤的国家”，她自己何尝不是？她为众人（包括自己）的遭遇落泪，也为自己的故土不再而痛苦，只是这种痛并不彰显：苏联卫国战争所守护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她来自白俄罗斯的父亲、乌克兰的母亲如果活到今天，已经是两个国家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书中的一个人物说到，当两个人面对面近距离搏杀，不得不望进对方的眼睛。她对人性、对事实本质没有尽头的追问，同样需要这种“望进对方的眼睛”的勇气——勇气何来？“或许来自俄罗斯的战争文学、战争文化吧。”无论在作品里，还是在接受采访时，阿列克谢耶维奇都会经常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沙拉莫夫，俄苏文学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采访对象们共同的文化乡愁；俄罗斯文学与这个民族的精神贵族气质，也体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人物身上。“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俄罗斯文化，是悲剧的，也是伟大的。我们容易对日复一日的建设厌倦，我们需要对价值和意义的确认。”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二手时间》中她更是直接写道：“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所以，她笔下有年轻、英俊的少年因为对生命价值的追问选择自杀，也有同样年轻的人因为要证实价值的存在而踏上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战场，不得归乡。

   如今68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坦率地说：“当我结束这5本书，我已经很疲惫，已经没有力量再走进帐篷（指战乱中失去一部分肢体的男孩们躺的地方）里去了。这些孩子们会永久地哭泣下去，而我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保护层。”“我一直忘不了我母亲的面孔，在黑暗中凝望着土地的面孔……”因为政治原因，2000年至201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侨居欧洲11年。这11年，她在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生活，“为了日常所需，我也学了一些当地的语言，但是真的，毫无意义。”她的书如今被翻译成77种语言，她的出版商来自各个国家，但她自己只说俄语；在外漂泊多年，她依然只有回到家乡——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才能真正地写作：“一个作者要写作，必须到生活现场中去。最重要的是，我需要听到活生生的话语，需要听到人们说话。我必须回去。如果我在柏林，我能听到什么呢？什么也听不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喜欢社交。去年冬天，她的出版商们为她在柏林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请给这位女士一杯绿茶，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人群中淡淡微笑的那一个。如今的她终于如愿以偿，把居住了几十年的两居室房子换成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而且依然面对着她喜欢的家乡斯维斯洛奇河，阳光也可以照进来，“你知道，没有人愿意出售，所以很难等到。”说到她心仪的新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笑了。“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值得去找他（她）。”如今，正是在这条河流的陪伴下，新的故事正在采访和书写：关于爱和年华老去。而这两个话题其实依然是那“一”个：关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