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自然老死可能是最不乐于见到的离开方式。他更希望自己能够以其他一些方式走向死亡,比如一场意外、一场酒吧打斗,或者是在和爱人的一场争吵中倒下。


  2007年11月10日,被誉为美国“文学良心”的文学巨匠诺曼·梅勒安静地在纽约一间医院里去世。美国著名作家琼·迪迪恩赞扬诺曼是“美国伟大的良心”,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把梅勒的离世称为“美国文学巨人的陨落”。


  2003年,美国作家朱莉·萨拉蒙在梅勒家中采访了梅勒,那时他已经80岁高龄,但依旧思维敏锐、言语犀利。


  谈话开始不到5分钟,诺曼·梅勒戴上了助听器。“我有点儿耳背,”他说,“如果我语焉不详,那我就是没能听清你的话了。通常我说话不会含含糊糊。”


  语焉不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说滔滔不绝才差不多。当他回忆起自己青壮年时的放荡生活,对其进行反思、认定其价值的时候,那样子像极了一头冬日里的雄狮,透着一种迷人的狡黠。他的眼睛已经受不了从窗户透射进来的耀目阳光,关节炎也使两条腿不得不依仗拐杖的支撑,但是,他的思维依旧活跃敏捷。


  1月31日,梅勒先生八十大寿。老人家已经舒舒坦坦地接受了美国文坛长者的角色,估摸着自己在文学殿堂里的位置,原先那一点标志性的自夸也消减得没了多少踪影。


  梅勒本人对给他过生日并不很敏感,“我觉得这是个缺德的主意,”他解释道,湛蓝的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极像他本人很看不上的那种和蔼的病弱老头儿。


  “我把我自己和世界上半数的人都归为缺德的一类——赌徒。人们就是下赌注罢了。”


  “新海明威”诞生


  梅勒生于1923年1月31日,是家中的长子。从纽约布鲁克林男孩中学毕业后,16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学。在那里,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学,很快就开始在校园文学杂志上崭露头角。1949年,25岁的梅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引来好评,人们认为他具有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潜质,他被冠以“新海明威”的称呼。


  1955年,梅勒与人合作创办了主要在纽约发行的报纸《村声》(The Village Voice)。1968年和1980年,梅勒先后凭借《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两获普利策奖。2005年,梅勒获得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但他一直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吹捧自己的作品,梅勒从不感到脸红,他认为自己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当之无愧的一把手。这种“自大”也使他几乎没什么朋友。


  现在的梅勒看起来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家里四周摆满了艺术家夫人丘奇女士和女儿麦琪·梅勒的画作,9个孩子和8个孙儿的各色相片也在桌椅上济济一堂。可就是这个梅勒,没患关节炎的时候就因为酗酒而羸弱不堪,颤颤巍巍地走上演讲台,对着听众满嘴粗话、哭爹骂娘。


  他回忆了自己在记者们的拥戴下参与缔造的那些“传奇”。“报纸把它弄得十分庞大,”他指的是那个坏男孩形象,“我有点喜欢,又有点不喜欢。有点喜欢是因为它让我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加强悍,有点不喜欢是因为它意味着赌注已经下好了。有点像俄式轮盘赌:一颗子弹、六个枪膛。如果你按扳机,几率是五比一,对你有利,但是你总觉得没占到任何便宜。”


  “这就好比在6个不同国家、6种不同文化中生活。因此,假如你在巴黎度过了8年生活然后继续搬家的话,你就别说我‘恨巴黎’。”诺曼谈自己的婚姻。


  6次婚姻


  除了深入人心的作品,梅勒喧闹的生活也让他声名远播。他曾说过,“好好干一架我才能继续写作”。他玩弄女人、抽大麻、酗酒,一生结婚6次,育有9位子女,10位孙辈,一次酒醉后用刀重伤了第二任妻子,几乎让她送命;他个性怪异,曾经两度竞选纽约市市长,原因仅仅是想让他所挚爱的这个大都市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还曾把一个男演员的耳朵咬掉了一截。


  在谈到自己创纪录的6次婚姻时,梅勒平静地表示:“这就好比在6个不同国家、6种不同文化中生活。因此,假如你在巴黎度过了8年生活,然后继续搬家的话,你就别说我‘恨巴黎’。”


  除此之外,他还拍过5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涉猎过新闻行业,驾驶过滑翔机,挑战过职业拳手,因为朗诵淫诗被曼哈顿的希伯来教女青年会封杀,与作家戈尔·维达尔公然结仇,还参加过反妇女解放运动。


  1961年,他与纽约《标准晚报》著名记者坎贝尔邂逅,两人坠入情网,而后者据称在一年时间里就和苏联和赫鲁晓夫、美国的肯尼迪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三位总统都睡过觉。然而,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年。


  在梅勒的一生中,争议也始终围绕在他身边。上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二战是一次好战争”的概念;50年代,他拥护性解放;60年代,他反对越战;70年代,他敌视女权主义。


  即便已经八十高龄,梅勒仍然兢兢业业,每天坚持写作几个小时。“如果你是和我一样在1939、1940年间上的大学,你就会认同这种观点,那就是:作家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是精神滋养的来源。”他说,“如果你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阅读,接触了19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和那些法国人(左拉、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然后又考察了乔伊斯给爱尔兰带来的影响,就会有这种看法。在我的一生中,我见到其他东西都一件件甚嚣尘上。而小说呢,现在只能待在三轮摩托车的挎斗里向前奔突了。”


  但他对文学的发展前景表示不乐观。“要让书里的东西产生深远影响的想法越来越难以实现,”他说,“多年来不辍笔耕的能力沦落到要分出一部分应对预料中的失望。这正好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自己生意兴隆,你的能量随着生意的壮大而增长,然后你放手一搏,甚至接手一个更大的盘子。而文学创作则恰好相反。你仅仅希望能维持目前的店面。可能今年的生意比不上去年,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把生意撑下去啊。”


  “到了我这个年龄,人就不可以凭着曾经有过的那一腔豪情壮志做事了。疾病拖住你的后腿,忧伤苦楚让你止步不前,而突然衰竭也随时可能降临。”


  与上帝对话


  尽管近几年,梅勒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需要用拐杖协助行走,耳朵也渐渐发聋,但是直到人生最后一刻,他都在探讨着一些大问题。10月16日,他的最新著作《关于上帝》出版。在这本书中,梅勒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美感、经常成功的但也可能在一些时候显得无能为力”的形象。


  今年早些时候,他还出版了近10年来的第一部小说《森林城堡》。这部小说虚拟了希特勒的童年生活,从一个推动希特勒走上邪恶之路的恶魔的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这是梅勒的第13部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


  事实上,这10年来,梅勒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毅然戒酒,并用自己热爱的拳击运动来比喻自己与病魔的斗争,“我可从来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菜鸟,”他说,“没有人可以杀掉任何人,死亡也不是痛苦所在。你站在那里总能够用拳头保护你自己。”


  2005年,梅勒将他的信件、手稿以及记事资料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今年2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梅勒透露出他已感到岁数及死亡所带给他的压力。“我有非常多的遗憾,我很遗憾还有许多本来准备要写的小说还未诞生。”尽管如此,他说他很相信转世一说,“上帝会将我进一步改进后再安排转世”。


  “我会不朽,或者我不会。”谈起未来世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的主要作品时,梅勒认为,“这件事你还真没办法预料,因为历史总有些跌宕起伏的事儿。确实有一些作家,他们伟大得让人永远无法将其抛弃。我不属于这个类别。我可能会不朽,也可能不会。” 


(文章转载自新快报,文字 黄子虹 王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