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城小报：阿道司·赫胥黎在写作《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之间的那些年里，原始文化中的某种东西还是深深吸引了他。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佩奥特、麦斯卡林等迷幻药及其衍生物（如LSD）的致幻功能。在他的《重访美丽新世界》中，他对迷幻药的推荐显然缺乏批判态度：

这种神奇的致幻药只需要1/2000克，甚至1/40000克的微小剂量就可以把人带入另一个世界（和龙舌兰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麦角酰二乙胺可以带我们去的那个世界美妙得像天堂，但有时也可能是炼狱甚至是地狱。不管怎么样，能够以很小的代价就能改变大脑的状态终究是一件神奇的事。

而赫胥黎是蒂莫西·利瑞（Timoghy Leary）的朋友，蒂莫西是哈佛的教授，因为提倡使用LSD，他成为“60年代”嬉皮士的代言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赫胥黎之后吸引了披头士和吉姆·莫瑞森的注意力。

之后他的照片出现在披头士《帕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唱片封面上。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则以赫胥黎后来有关迷幻经历的书《感知的大门》来命名自己的乐队。

阿道斯·赫胥黎非常厌恶大众文化和大众娱乐，在他很多犀利的批评性散文以及一些小说的片段中，都可以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对廉价的电影伦理和庸俗的商业音乐冷嘲热讽。

1963年11月，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那一天，他去世了（结果他连个像样的讣告也没得到，《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 S.刘易斯也在同一天去世），所以他错过了那个足以证明“地球村”存在的电视盛况。如果他能够回到我们身边，用他那轻蔑而高傲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也许不会太吃惊。

性已经和生育失去了关联，问题的严重程度在1963年是难以想象的。伦理学领域正在热烈讨论克隆技术以及胎儿干细胞在医学中应用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兴趣锐减，尤其是在美国。富裕社会里的公众生活每天跟随着娱乐的节奏。对真实性的那一点点好奇让很多人去探索边缘化的不断缩小的“土著社会”。这些都在《美丽新世界》里得到了预言。现在中国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也是书中预言的例子之一，这个政策实施得很成功，让这个原本是氏族社会的国家里的每个人都变成了独生子女，原来的共产主义者竟然找不到一个“兄弟情谊”的同源词。

洲际卫星没有像赫胥黎想象的那样成为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但另一样类似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了：大型喷气式飞机为广大民众消灭了距离，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发达的世界从超音速协和式飞机又退回了让飞机以低于音速的速度飞行的状态。

真正可能让老赫胥黎吃惊的可能是发现他的照片竟然出现在了《帕伯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的唱片封面上——虽然这也许是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的经典唱片中最不喧杂的一张了。另一桩可能让他吃惊的事是，“大门乐队”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以赫胥黎后来有关迷幻经历的书《感知的大门》来命名自己的乐队。

琼·狄迪恩（Jone Didion）曾经写道，在美国，那些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人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引用海明威的话，而在巴黎，那些把莫里森的坟墓视为圣地的粉丝不愿意承认赫胥黎有关“大门”的说法是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那里借用的。但是，文学的不朽性常常是源于模糊而耐久的误解，“美丽新世界”这几个字（出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米兰达的话）也被人们和“第十二条军规”或“1984”联系在一起——这些符号本身几乎可以自动唤起无数图像和联想。

20世纪的英国文坛是一个小池塘，人们到哪里遇见的都是那么几个人。［这是贯穿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精彩的系列小说的现实元素之一。］阿道斯·赫胥黎应该是在伊顿公学教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也是安东尼·鲍威尔的母校，这就大大减少了机缘巧合的偶然性色彩。赫胥黎原本希望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在青少年时代由于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双目失明，他不得不当了法语老师，他很缺乏自信，直到后来开始写作。在他的法语班里有后来研究拜占庭和十字军的伟大历史学家史蒂芬·朗西曼（Stephen Runciman），还有艾瑞克·布莱尔（Eric Blair），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奥威尔。朗西曼记得，“布莱尔”很崇拜赫胥黎在法国文化方面的造诣，而且非常憎恨那些利用老师视力障碍捣蛋的学生。

《美丽新世界》于1931年出版，书中反乌托邦的隐喻迅速进入人们的话语以及社会血脉之中，据我所知，奥威尔从来没有在文字里提到过他和赫胥黎的这段师生之谊。他曾经暗示赫胥黎“抄袭”了更早的一本反乌托邦小说——俄国作家叶·扎米亚京（Evgeny Zamyatin）的《我们》。但是既然他承认这本小说启发了他自己的写作，所以他这样的说法也许不能算是一种侮辱。他一直到1940年7月才写了关于《美丽新世界》的书评，那时的英国似乎面临着比性放纵和毒品更紧迫的问题：

在这里，享乐主义泛滥到了极点，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豪华宾馆。虽然在《美丽新世界》里可以生动地看到当时的影子（指1930年），但它对新世界的未来却没有多做说明。那样的社会最多持续一两代，因为一个只想着“好时光”的统治阶级会很快丧失活力。统治阶级必须要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必须对自己有一种准宗教的信仰——一种神秘感。

在这篇书评完成后的几十年中，很多人也许都会赞同奥威尔的说法，即“真正的”威胁还是军事压迫、坦克、炸弹和欺凌。但是，赫胥黎的作品从未过时，他书中的某种东西似乎一直在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我们可以看到，在书的开头，赫胥黎让我们认识了穆斯塔法·蒙德这个对统治阶级本身有清醒认识的统治者，毕竟，他并没有想让自己拥有“好时光”。他清醒客观地认识到，社会工程和唾手可及的快乐可以让群众安分守己。书中有两个很显然的事实，而且这两个事实都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奥威尔。从蒙德给那些对他崇拜之极的学生发表的演讲中，我们知道这个美丽的新时代是在“九年战争”之后开始的，那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炭疽杆菌炸弹”这个超级现代的细节）已经得到运用。我们还知道，失忆症在维持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蒙德坚信资本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话：

他慢吞吞地重复道：“历史全是胡说八道。”

他挥了挥手，仿佛是用一根隐形的鸡毛掸在掸东西。他先是掸掉了一点点微尘，那微尘就是哈拉帕，就是迦勒底的乌尔。他又掸掉了一些蜘蛛网，那蜘蛛网就是底比斯和巴比伦，是克诺索斯和迈锡尼。唰，唰——奥德修斯哪儿去了？约伯哪儿去了？宙斯、释迦牟尼和耶稣哪儿去了？唰——那些叫作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和中国的古代尘土全都消失了。唰，原来叫做意大利的地方空了。唰，大教堂没了。唰，唰，李尔王、帕斯卡的哲学没了。唰，激情；唰，安魂曲，唰，交响曲；唰……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完全把毁灭性战争和对文化和历史的失忆照搬到了他的故事中。他写的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半异化的可怕经历，而赫胥黎写的则是对物质主义的憎恨和恐惧，从汽车到避孕药，这些物质主义的新玩具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追求。也许这就是这本书到现在还会牵动我们神经的原因。

之所以这样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因为我必须说，上面引用的这个精彩片段并不非常典型。即使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赫胥黎也被人认为是个相当势利的人，而且经常对他的读者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这一点从《美丽新世界》中的很多对话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语气是说教式的，而且有点高人一等：也许你可以说这是伊顿公学教师说话的语气。而且文中的对话有些自相矛盾，有时还会弄巧成拙。显然，赫胥黎是蔑视社会主义和平等观念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把他那个可怕的体制中唯一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取名为伯纳·马克思？为什么把那个难得保持了天性，不矫揉造作的姑娘叫作列宁娜？这么做不是为了讽刺，而是缺乏想象力，在开篇的章节中我们遇到一个叫宝丽·托洛茨基的性感小女孩，那简直就是荒唐。（书中某个地方说，所有的公民都应该用官方权威认定的姓：享乐主义的政府也许想扼杀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也许不想，但不论哪种情况，用革命者的名字来给数百万的民众命名都是件冒险的事。）

赫胥黎来自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家族，但这种革命是一种性质不同的革命。他的祖父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T. H.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支持者和朋友，他最先提出了“不可知论者”这个说法，他在牛津大学和大主教威伯福士进行了一场有关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的著名辩论，并大获全胜。在他母亲的家族里，《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的作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是他的舅舅。赫胥黎本人的观点徘徊在高雅文化的重要性和怀疑主义的必要性之间，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古希腊怀疑派思想家皮浪（Pyrrho），皮浪认为，就真理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做出判断，每一个立场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了解赫胥黎的这一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他经常发表完全相反的观点，在为《美丽新世界》出版20周年的纪念版序言中，他自称是“快活的皮浪式审美家”。在小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对大加讥讽的东西转而又大加赞扬。例如，穆斯塔法·蒙德请医学院的学生“想象一下和家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他说：

什么是家，家就是几个小房间，住着一个男人、一个隔一段时间就怀孕的女人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拥挤不堪。没有空气，没有空间，是一个消毒不充分的牢房，没有阳光，只有疾病和臭气。

赫胥黎少年时代从来没有经历过贫穷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引文中的谴责描述的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或现在“第三世界”的状况），但他的母亲在他14岁的时候因癌症去世，两年后他的哥哥自杀了，所以他知道即使是中上阶层的家庭也可能陷入困境。上面的这段话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以及对普通大众的苛刻和蔑视。

优生学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之后的时代都非常流行（确实，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方面”），我们从赫胥黎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莫里（Nicholas Murray）那里可以知道，赫胥黎对“血统”非常感兴趣，这既有贵族的考虑，也有科学的因素。从赫胥黎本人的散文中可以得知，他对早期提出智商的科学家非常着迷，那些人相信智商是可以遗传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鼓励“正常智商和高智商的人多生孩子”，而那些低智商的人“根本就不该生孩子”。他一方面表达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本身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话题来讽刺计划经济，他这么做真是聪明，而且也符合皮浪式的哲学。我们不必反对他这种似是而非的做法，但我们要注意到他耍的这种花招。

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赫胥黎认为性放纵和不忠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他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是开放式的，他们甚至和他们共同的女性情人玛丽·哈奇逊同睡一床）。但是，当他描述《美丽新世界》中人们放荡、不道德的性生活时，他完全持批评态度。在一篇描写2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爵士时代”的文章中，他对那些性感的年轻姑娘津津乐道，他写道：“她们丰腴动人，用T. S.艾略特（T. S. Eliot）的话来说，‘让人体会到丰满的快乐’。”艾略特企图以基督教的保守的形式通过评论和诗歌赋予马修·阿诺德的价值观以新的活力。我们可以看到，“丰满”这个词被《美丽新世界》里的男女人物多次使用，在他们眼里，这是性爱的同义词，赫胥黎在书中用这个词时是带有贬义的，这也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双重态度。

赫胥黎自己承认他小说中的人物不过是阐述其观点的木偶，但是人物刻画的不足（这在他其他的小说中是个缺陷，尤其是在他最后的、也是最有乌托邦意识的作品——《岛》中）在《美丽新世界》中反而成了一个优点。那些木偶登场了，迅速而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那种没有思想的幸福以及这种状态对统治者的好处。然后，他们，或者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木匠的批准下，开始体会那种既模糊又确定的不满情绪。他们发现自己在问：我们拥有一切了吗？虽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命名，但他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缺少三种东西：自然、宗教和文学。他们只能感受化学、机械和性事带给他们的舒适感，他们觉得自己需要挑战和刺激，他们感到无聊。除了身边的一些东西，他们对这个宇宙一无所知，因此也没有机会感到敬畏或孤独。除了感官娱乐（考虑到赫胥黎几乎完全失明，他也许不是最好的电影评论家，但他利用这一劣势想象出了电影的终极版——感观电影），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不懂得欣赏文字。

赫胥黎对于这种困境及其解决办法的描述还是说教式的。他让书中的一些角色感觉到性妒忌的骚动，并产生了两种愿望：渴望一夫一妻制，渴望生育自己的孩子。他允许他们渴望感受大自然，即使只是一个保留地，而且必须要冒险。他还让残破的莎士比亚作品保留了下来。（我很抱歉又要旧话重提，可是当《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从往日英国田园生活的梦境中醒过来时，让他吃惊的是“莎士比亚的话就在嘴边”。）

在《美丽新世界》中，莎士比亚作品的拥有者是野蛮人，他报复了那些过分自我保护过分封闭的、发现了其存在的人。这个报复有一部分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己对于真实感情的需要已经足够让社会震撼了，他被看作是个怪物。赫胥黎后来说，如果他重写这个故事，他会让野蛮人多了解一些他可能面临的情况。如此看来，小说家们塑造完角色后把角色晾在一边，不去多想是件好事：野蛮人对其他人产生的震撼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没有他的天真和简单，他在最后一章里就不会有像耶稣受难那样的表现。赫胥黎对作为宗教的基督教是相当不屑的（相对于教会本身的愚蠢堕落，他在书中对英国教会以及“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的讽刺并不为过），但他还是受到了宗教隐喻的影响，在荒野中寻找真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那些传递痛苦和牺牲这类信息的人肯定会被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满足感的人用石头砸死甚至剥皮。这样的事不仅仅会出现在《圣约》中。

我一直认为，《美丽新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既领先于它的时代，又落后于它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说，赫胥黎是一个反对进步的现代主义者？他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有相似之处，沃的基调受到艾略特的《荒原》的影响，他大谈优生学和安乐死，但同时又带着未摆脱的宗教负罪感。在《美丽新世界》中，原罪换了个形式出现，在最荒唐的一个场景中，赫胥黎向我们展示了孩子通过睡眠接受了条件反射的设置，他们会毫无节制地浪费物质和机会。这里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除了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或不可知论者，谁会认为人需要被洗脑才会变得贪婪？人的物欲是很容易被唤起的，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也许是撒旦带给人类的。卡尔·马克思（不是小说中的伯纳·马克思）写道，资本家和他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刺激他们消费，让商品更有吸引力，在他们的耳朵里不断灌输对新商品的渴望”。有一点曾经被遗忘或者忽视，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物欲冲动会带来创新和实验，会产生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解放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引发对现状不满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麻痹群众的方法。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也证明，资本的能量和停滞不前的状况是不相容的。

赫胥黎自己从来没有太多欲望，所以很容易忽略上面这一点。但同时，以他怀疑主义者的态度，他又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接受“消费者资本家”形式的极乐世界。这使《重访美丽新世界》有点让人失望。这在他和奥威尔的交流中也可略见一斑，奥威尔送给赫胥黎一本《一九八四》的新书样本，1949年末，赫胥黎回信说这本书“是多么精彩而重要”。但是，他相信未来的统治者会发现：

婴儿时期的条件反射设置和毒品的催眠作用比棍棒和监狱更适用于政府管理，如果要满足对权力的欲望，统治者除了可以通过拳打脚踢让他们服从，更可以通过暗示让人们爱上被奴役的感觉……《一九八四》中的噩梦肯定会变成我在《美丽新世界》中想象的那种噩梦。这种变化因为人们追求效率一定会发生。

在他写作《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之间的那些年里，原始文化中的某种东西还是深深吸引了他。在编辑D. H.劳伦斯的信件期间，他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其他的一些地方，这段时间里他接触到了佩奥特、麦斯卡林等迷幻药及其衍生物（如LSD）的致幻功能。我不想对此太“指手划脚”：赫胥黎几乎双目失明，他有权利去享受任何丰富多彩的想象之旅。但是在他的《重访美丽新世界》中，他对迷幻药的推荐显然还是太缺乏批判态度了：

药学家最近在LSD25（麦角酰二乙胺）中发现了索麻的另一个作用——提高刺激感应力并产生幻觉，从生理学角度来说，这是完全无害的。这种神奇的致幻药只需要1/2000克，甚至1/40000克的微小剂量就可以把人带入另一个世界（和龙舌兰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麦角酰二乙胺可以带我们去的那个世界美妙得像天堂，但有时也可能是炼狱甚至是地狱。但是，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几乎所有使用过麦角酰二乙胺的人都认为这种体验让人神往。不管怎么样，能够以很小的代价就能改变大脑的状态终究是一件神奇的事。

赫胥黎是蒂莫西·利瑞（Timoghy Leary）的朋友，蒂莫西是一个风趣、有魅力的人（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他是哈佛的教授，因为提倡使用LSD，他成为“60年代”嬉皮士的代言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吸引了披头士和吉姆·莫瑞森的注意力。

但是且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利瑞相信使用改变思想的毒品从本质上来看是具有颠覆性的，可以帮助个人逃避并侵蚀“体制”。当权者似乎是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的，所以他们才追捕并监禁他（他的牢房一度与查尔斯·曼森相邻），并且规定吸毒违法，不仅LSD是在禁用范围，而且还包括可卡因和大麻。赫胥黎认为幻觉剂、镇痛药和兴奋剂是国家进行控制的理想工具，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反毒品战役”现在已经扩展到国家发起的反香烟、反酒精、反止痛剂的运动了：如果统治阶级想让人民心醉神迷，它自有达到这一目标的奇妙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侵入私人空间的标志是强制性尿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看的。在《美丽新世界》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岛》里，赫胥黎努力想把乌托邦的版图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一方面，性、毒品和年轻人的条件反射设置是无自由的表现，是疏离和迷茫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些又是解放的工具，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美丽新世界》中的居民没有外来的敌人让他们害怕并控制他们；《岛》里的居民则需要和入侵的由迪帕上校领导的邻国独裁统治作斗争。迪帕上校是一个萨达姆或米洛舍维奇式的人物，他似乎认为，传统的棍棒、军靴和枪械还是相当管用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赫胥黎表现出的这一团内心矛盾的乱麻，这让他表现了人类生活的伟大和苦难，而不仅仅是现代性。在他1928年为《名利场》写的散文“乌鸦和书桌”中，他写道：

上帝存在，但同时上帝又不存在。宇宙的运行具有偶然性，但同时又是受着某种伦理约束的天意的控制。痛苦是免费的，没有意义的，但同时又是珍贵而必要的。大自然是个愚蠢的施虐狂，但同时又是最仁慈的父母。一切都早已注定，但意志是完全自由的。这样的自相矛盾可以延展到所有困扰哲学家和神学家的问题。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无谓的重复中徘徊，这位皮浪式的作家在一篇关于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散文里这样写道：

 “荷马错了，”艾菲索斯的赫拉克利特这样写道，“荷马错了，是因为他说：‘但愿诸神和人把斗争消灭掉！’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祈祷让宇宙毁灭，因为若是听从了他的祈祷，那么万物便都会消灭了。”

无论是寻找极乐世界，还是寻找乌托邦或没有阶级的社会，最终都是徒劳而且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理智的沉睡。人类是不可能摆脱焦虑和挣扎的，赫胥黎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他自己也不愿看到的事实，这是非常可贵的。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2003年12月28日于华盛顿特区

（本文为《重返美丽新世界》前言节选，转载自公众号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