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戴维·洛奇在《小世界》的开篇，让内心满怀孤寂的青年柏斯·莫克加里格尔透过污迹斑斑的玻璃窗，凝视着鲁米治大学校园草坪上不合时令的雪，如此吟出《荒原》的句子。当然，今日有文艺气质的青年不必像柏斯那样完成一篇关于T.S.艾略特诗歌的学位论文，而仍然可能在春天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情境里突然回想起他的这句诗。提供这样的诗句似乎是这位整整50年前逝世的诗人独具的才能，在他的作品里，类似的诗行俯拾皆是——例如：“那么就让我们走吧，你和我，/趁黄昏正铺展在天际……”（《普罗弗洛克的情歌》）或是同样出自《荒原》，“在这暮霭渐浓的时刻，蹒跚归去的黄昏/正把海员从海上带回家去……”还有，“一条暗黑的街道的意识/急于要掌握这个世界”（《序曲》）。这些句子，简洁、清晰、坚硬，而又有一种神秘的、萦绕不去的特质。
艾略特诗歌的这种神秘特质，来源于将一种现代生活的感性与古老文学传统相互结合的风格，这或许是使之成为近百年来注解者大感兴趣的对象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他本人也正是这种注解之风的一个早期鼓动者，如今我们读到的《荒原》诗后的“原注”，是最初出版单行本时艾略特加上的。之所以要有这么多注释，部分原因其实是诗歌的本文不够一本书的篇幅，要用注释来填充印张。然而，尽管艾略特在自嘲的时候会称之为“伪博学的展览”，埃兹拉·庞德却以一种典型的、庞德式的实用理性指出，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注释，《荒原》才那么迅速地引起了上世纪20年代批评家的注意，为他们提供了将现代英语诗歌当作新范式下学术研究对象所急需的素材。
在近百年浩如烟海的研究之后，作为“素材”的艾略特似乎仍是学术文章的无穷无尽的源泉。英国的艾略特协会（T.S.Eliot Society）近日刊出了艾略特诗歌爱好者戴维·里斯顿（David Liston）的文章，考证的是《荒原》里的两行诗——
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叫住他：“斯特森！
你不就是在梅利和我一起在舰队里的吗！
⋯⋯”
这两行诗在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那里并不见得特别著名，至少不见得会有紧跟着的那些诗行那么著名。（“去年你栽在你花园里的那具尸体/开始发芽了没有？今年会开花吗？/要不就是突然来临的霜冻惊扰了它的苗床？”）不过，艾略特为何在这里用“斯特森”（Stetson）这么一个不常见的名字，倒本来就是《荒原》研究中一个始终没有定论的问题。谁是斯特森？通常的说法有：这是伦敦一家出名的制帽商的名字；这源于美国的一个银行家；这是来自同时代的美国女权运动者和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斯特森；这是美国的圣路易斯，也就是艾略特家乡的一个地名；这是暗指埃兹拉·庞德；最古怪的一种解释——也许其实并不比前面几种说法更古怪——这是指“一战”加里波利战役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戴的一种帽子。
里斯顿提出的新说法是，如果把艾略特的中间名和姓——斯特恩斯·艾略特（Stearns Eliot）的字母打乱重排，就可以得到爱丽儿·斯特森（Ariel Stetson）这个名字。在《荒原》里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精灵爱丽儿的话：“那两颗珍珠就是他的眼睛。你瞧！”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也许艾略特其实是将自我用字谜（anagram）的方式拆解成两个，分别嵌入《荒原》第一章《死者的葬礼》，仿佛他正以某种方式埋葬自己。
在学术界，里斯顿的新说引起的反响褒贬不一。牛津的荣休教授、英国诗人克莱格·雷恩（Craig Raine）便对这一说法深表怀疑。在他看来，艾略特在这个关键的诗行中运用这个名字，当然是要唤起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美国的一种意象，而这个当代意象又在伦敦街头与数千年前罗马和迦太基争霸的梅利海战（Battle of Mylae）现场之间来回震荡，从而创造出与《荒原》全诗结构相统一的基本模式——当下感受与历史隐喻之间一种尖锐的张力。
对于研究者之间的争论，艾略特如有所知，可能未必在意，毕竟他一向以自己特有的“斩钉截铁的含糊其词”方式主张“人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但并不必相信它们”。不过，里斯顿的说法确实关乎艾略特的某些重要方面。除了他对字谜的强烈喜好——艾略特的传记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便认为这种喜好深深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之外，还有就是，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生活中，艾略特的确是一个喜欢甚至热爱分裂和隐藏自我的诗人。在发表《荒原》的同一年，他在家信中如此写道：“我过着双重甚或三重生活，这终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伯特兰·罗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两人最终都不喜欢他），许多朋友都提到过“艾略特的怪异的遮遮掩掩作风”，而在诗歌中，在早期最优秀的诗之一《一位夫人的画像》中，他写道：“而我必须借来每一种变化着的形状/来表达自己……”
对于艾略特来说，“借来每一种变化着的形状”，首先意味着对既往文学风格的大量戏仿和借用。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诗歌学徒期，他便特别善于模仿过去的诗人——模仿那些在某个特定阶段吸引了他，甚至令他痴迷的诗人的风格，这不仅意味着诗艺的磨炼，而且体现了一种更深刻的倾向，好像他格外喜欢——如果不是不得不——“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因此，不止一个批评家曾指出，艾略特的诗歌风格包含着某种“角色扮演”的、戏剧化的成分。他将多种多样的声音囊括并包，收入自己的诗行。在自我意识里“一百次想入非非又做出修正”的普罗弗洛克，用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既吸引又拒斥的声音说话，是艾略特本人，但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圣经》时代的拉撒路和莎乐美。于是诗歌所展现的当代生活场景便与更古老的时间联系起来，甚至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成为一个仪式，关于那些可能实现与不可能实现的自我的仪式。
像斯特林堡和福楼拜一样，艾略特其实也有某种从外部观察自我处境的意识。在一封私信里，他曾戏谑地把自己比作肝脏永远被秃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这既是一种来自自身的痛苦，同时又是一种他似乎可以从外在视角去观看和处理的痛苦。当他成功时，我们便感到他为我们表达出了某种更普遍的经验，一种现代性特有的苦难。
这种戏剧意识不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在个人生活里，他是一个常常愁闷的、孤独地沉浸于内视的、引人不快的角色。在萨特说出“地狱即他人”的同一个世纪，艾略特让《鸡尾酒会》中的一个人物喊出了“地狱就是自己”。二者很可能表达的是同一种观念。艾略特的一个女友布里吉·帕特莫尔直率地说，他“不仅喜欢自己痛苦，而且喜欢别人痛苦”。他与第一任妻子之间毁灭性的关系被罗素评论为他们“享受自己的痛苦”。此外，这一点也常常以尖刻乃至无礼的嘲讽方式表现出来。除了他在文论中对大量前代诗人的苛评之外，还有一个特别“艾略特式”的例子——D.H.劳伦斯去世时，作家福斯特写了一篇悼词，以这一类文章常见的套语称颂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艾略特读后立刻去信，要求福斯特确切解释他究竟是如何定义“伟大”、“想象力”和“小说家”这三个概念的。这一类举动中，其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虚无感，源于对即使是在最有才智、最优秀的人身上依然清晰可辨的人类有限性的洞察。
对于这样一个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概念并以此隐藏自己的诗人，如何回答“谁是T.S.艾略特”这么一个问题？也有不少作者试图以传记式研究的方式来给出答案。这一系列中最新的一部是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的《年轻的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Young Eliot：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基本上，传记写作特有的好处是每一部传记起码在理想上是可以比先前的著作拥有更多新得到的材料，克劳福德新著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通过对材料的详尽发掘，克劳福德重新强调了早年记忆在塑造《荒原》文本中的作用，例如19世纪末在圣路易斯可以听到的瓦格纳和早期爵士乐（ragtime），最终又重现在《荒原》的诗歌节奏中。
奥登也曾指出艾略特的诗歌包含着早年经验中强烈的“视觉感受”。与普鲁斯特一样，对于某些特定的经验，艾略特拥有惊人的记忆能力，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能忆起当年在哈佛寝室里用过的落地灯。就像里尔克曾经写到的那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看似“久已消沉了的往事”才是诗思的泉源，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惊异与孤独并存的体验。阿克罗伊德写过童年的艾略特喜欢偷偷溜进住家附近的玛丽学院，拉开围墙上的小门，在空无人迹的校园和长长的回廊中漫步。某一次，还没离开的学生们看见了他，便叫嚷起来……这一切记忆在《四个四重奏》的《烧毁了的诺顿》一章中得到了再现——“快，鸫鸟说，找他们，找他们，/在附近。穿过第一道门，/进入我们的最初世界。……隐在灌木丛里我们听不见的美妙声音，/和我们看不见的扫来的目光，因为那玫瑰曾有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容。”
艾略特的声音是如此微妙的精确，而又包含着如此多的不安。人们会感到被谐和的乐感拉在一起的诗句之间那巨大的分裂的力量。归根结底，尽管艾略特写了长诗，他根本的才华却在于压缩和精炼。在评论《尤利西斯》的文章中，他称赞乔伊斯（尽管他从未喜欢过这位小说家，而后者也一样）——以文学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序的世界，这正是他在诗歌中所做的事。然而在内心中，他可能从未真正感到任何地方是自己的归宿。这位几乎成了哈佛哲学教授的诗人，思想上迈出的第一步正是背离家族传统的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反抗这种否认原罪与救赎、坚信人类进步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的信仰，承认人类状况中存在的某种根本的疏离是不能通过自我完善克服的；尽管就另一方面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他又恰恰实践了从小养成的神体一位论的美德——有计划地、艰苦地工作。
阿克罗伊德认为，在艾略特身上顺从与逆反同时存在。人越是怀疑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秩序与真理，就越是渴望这些。这既是智性的，也是情感的自我对立，这种对立却使得他可能“把最深刻的怀疑主义与最深厚的信仰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新的诗歌空间，在这片空间里，诗歌就好像人们在空旷教堂中的喊叫。
现代生活的纷乱与分裂本身却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经验。今天，在纽约，在东京，在北京，正如在《荒原》的伦敦，每天早晨的通勤时刻，会有多少人回想起艾略特的诗句？——“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我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偶尔发出短促的叹息，/每个人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脚尖。/他们拥上山冈，冲下威廉王大街，/那儿，圣玛丽·沃尔诺斯教堂的大钟/沉重的钟声正敲着九点的最后一响。”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诗能给出的唯一真理是它有能力提供一个形式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