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27日晚，梅雨季节结束后的一个闷热夏夜，位于东京日本桥的鸿巢饭店灯火通明，嘉客满座。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桌上装点着一簇簇玫瑰和香豌豆花，围桌而坐的皆是当时文坛的中坚与新秀，有谷崎润一郎、久米正雄、铃木三重吉、小宫丰隆、江口涣、佐藤春夫等。

　　这些人的名字将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但此时他们的关注与称羡都投给了一个清瘦寡言的年轻人，他就是本次聚会的中心人物——芥川龙之介。这一日群贤毕至，正是为了庆贺他第一部作品集《罗生门》出版。

　　这位二十五岁的东京帝国大学高才生可谓少年得志，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几乎是一帆风顺地完成了毕业、就职和文坛成名等人生大事。他先是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东大英文专业，随即成为海军学校的英文教官。

　　正途出身并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已是具备了一名男子在日本社会安身立命的资本，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才华足以支撑他的文艺理想，他在此期间写下的《罗生门》《鼻子》《山药粥》等佳篇迅速获得世人瞩目，从而一跃成为文坛最闪亮的新星。

　　而且，作为文豪夏目漱石最得意的门生，据说他很可能成为漱石的乘龙快婿，那势必更加助益他的前程。现实已是称心如意，未来又灿烂可期，着实羡煞旁人，难怪日后佐藤春夫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一边思索着自己无望的文学生涯，一边想，身处满座中心、意气风发的芥川是幸福的。”

　　然而世事往往变幻无常，令人唏嘘感叹。这位日本大正时代最杰出的文学代表，虽然以花团锦簇的盛况华丽登场，但当时的诸人又怎会想到，十年后的同样一个夏夜，身心俱疲的芥川龙之介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在寂寞的雨声中沉入长眠。艺术的辉煌与人生的痛楚并存于他身上，共同构成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独有意蕴。

　　世纪末的忧郁

　　要理解芥川文学，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就是“世纪末”。“世纪末”指的是19世纪末法国等欧洲国家出现的颓废、享乐、唯美、神秘、怀疑等倾向的文艺思潮，代表作家有法国的波德莱尔、兰波，英国的爱伦·坡、王尔德等人。

　　阅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会发现他对世纪末文学情有独钟，甚至写出了“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的名句。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他生于19世纪末，青少年时代正是世纪末文艺思潮在日本影响最盛的时期，此外也因为他生来气质忧郁而敏感，与世纪末的作家们天然契合，身世带来的忧伤和不安感更加强了这一倾向。

　　芥川日后曾经回忆青年时代倾倒于世纪末文学的情景，“天色渐暮，但他依然热心地看着书脊上的文字。摆在那里的，与其说是书籍，莫如说是世纪末本身”。这种偏好一直持续了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是潜藏在芥川文学深处的精神底流。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新原敏三是一位小有成就的牛奶商人，经营牛奶店并拥有牧场，性格比较急躁，母亲富久则内向寡言。因他生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而被命名龙之介。龙之介是第一个男孩，之前有两个姐姐，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三岁，母亲三十三岁。

　　父母中年得子，自然十分珍爱，况且家境宽裕，龙之介的童年本应无忧无虑。但不幸的是，他出生仅仅七个月后，就遭遇了人生第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富久突然精神失常。母亲的发疯是笼罩龙之介一生的沉重阴影，身为疯子的儿子的痛苦、对遗传的恐惧一直折磨着他，使得他时常处于忧郁之中。“人生悲剧的第一幕始于成为父母子女。遗传、境遇、偶然——掌握我们命运的，终究还是这三种东西。”（《侏儒的话》）随着心灵的困顿和身体的衰弱，这种精神痛苦也日益深重，最终成为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因为母亲发疯，舅父芥川道章将龙之介接回芥川家抚养，十年后母亲去世，又过了两年，十二岁的龙之介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芥川家是士族旧家，世代掌管江户幕府的茶会庶务，养父曾任职东京府土木科长。日后龙之介在自传色彩浓厚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描写了在养父母家中贫困与拘谨的生活，但这部作品存在很多文学夸张，实际上养父母家境尚好，家中有两名女佣，龙之介可以经常去观看歌舞伎表演，也能随意购书，惹得同学羡慕。而且家中颇有文艺之风，养父爱好南宗画、围棋、盆栽、谣曲、俳句等，养母也爱好文学和美术，这对龙之介文艺趣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龙之介的姨母富纪，她是母亲的长姐，终身未婚，如慈母般抚育龙之介。养父母都对龙之介甚为疼爱，姨母和他的感情则最为亲厚，龙之介日后对三位老人都孝敬有加，但他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身为养子的压抑和家庭给予他的束缚感。其实平心而论，他所受到的限制拘束并不比同时代的青年更深重多少，不得不说此种感觉与他天生的文艺气质有关。

　　龙之介自幼体质孱弱，敏感而富于感性，早早便显露文学偏好。他小学时最爱读《水浒传》《西游记》和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学时更大量阅读夏目漱石、森鸥外、泉镜花等当代名家的著作。尽管在《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龙之介描写了与教师的冲突、操行被恶评等，但那纯属虚构，就像现实中的乖学生幻想一下自己是不良少年。实际上，从小学到大学，龙之介一直是个模范学生，成绩优秀，英文、汉文尤其出类拔萃，并且爱好历史，这为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10年9月，十八岁的龙之介进入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三年的高中生活对他的内心有着重大影响。龙之介“一高”时代的同窗好友有作家久米正雄、菊池宽、松冈让等人，这种朋友关系持续终生，对“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诞生起了重大作用。龙之介去世后，菊池宽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芥川奖”，如今已经成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奖项。

　　当时文坛中享乐主义倾向很强，文学青年们受到感染，也常常饮酒放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充满求知欲，有着哲学思索的癖好。而通过读书治疗精神上的饥渴，以及充满求知欲和读书欲的青春，是形成芥川文学性格的一大要因。

　　“一高”时龙之介的阅读重心开始移向西方文艺，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等都是他在作品中时常提及的，其中，他尤其爱好世纪末作家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厌世主义、怀疑主义倾向非常强。纵观龙之介的一生，便可发现，他在青春期的厌世主义和怀疑主义，并不是青少年常有的感伤，也不是一时性的，而是与他自身深层次的精神相结合的。

　　1913年9月，龙之介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大学期间他开始创作，在东大学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虽然都并不成功，但也获得了珍贵的经验。就在他进行创作尝试的期间，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并且直接影响了其后的人生道路，那就是初恋的失败。

　　龙之介的初恋对象是一个名叫吉田弥生的姑娘，是熟人家的女儿，龙之介对这次纯真的爱恋非常认真，但不知何故，他们的恋爱遭到芥川家的强烈反对，态度最坚决的是他深爱的大姨母。

　　“我打算求婚......向家里人说了这件事，遭到了强烈反对。姨母哭了一夜，我也哭了一夜，翌日早晨，我脸色难看，说我放弃了。”（1915年2月28日致恒藤恭书信）

　　初恋最终失败，姑娘嫁给了一名海军士官。初恋的失败使龙之介受到了重大打击，本就敏感忧郁的他痛切感受到身为养子的不自由，而且对亲情之中含有的利己主义深感失望。“周围是丑陋的，我自己也是丑陋的。眼看着这一切而生活，是痛苦的。......对于离开了利己主义的爱的存在，我表示怀疑。”（1915年3月9日致恒藤恭书信）

　　短暂恋情的破灭促使龙之介深入思索人们心底潜藏着的利己主义，这与他性格中原有的厌世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相结合，最终导致了事实上的处女作《罗生门》的诞生。

　　古典的华光

　　在《罗生门》之前，芥川龙之介已经发表了几篇作品，但都是不成熟的练笔之作，可以说，《罗生门》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芥川身为作家生涯的开始，是以《罗生门》为界的。

　　1915年11月，《罗生门》发表于《帝国文学》。小说取材于日本古老的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个在大灾荒年代走投无路的家仆徘徊于罗生门下，内心在“饿死还是当强盗”之间挣扎动摇，突然发现城门上一个老妇正在拔死人的头发，听着老妇的诉说，家仆心中尚存的那一点嫉恶向善的念头渐渐消失，终于夺走老妇的衣服，走上了为盗之路。《罗生门》是芥川文学的出发点，在此部作品中，芥川对于人生的怀疑态度和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性之绝望已经显露无遗，这一主题在他此后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被一再重复。

　　《罗生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预示了芥川龙之介的取材方向，即对古典题材的发掘。

　　芥川回忆道：“当时写的小说是《罗生门》与《鼻子》两篇。从半年前开始，拘泥于恋爱问题的影响，独自一人时便情绪消沉，因此想写尽可能与现状隔离、尽可能愉快的小说。因此首先从《今昔物语集》取材，写了这两个短篇。”（《那时候的我》）

　　《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时代编撰的传说故事集，记录了佛教和世俗的种种故事，在芥川龙之介的时代，这部物语集本来并不受到大众的关注，芥川却独具慧眼，窥到了这部古旧的物语集隐藏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的光彩。于是精心选题，细细打磨，加以新的阐释，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名篇佳作，使得被遗忘的古典重又焕发出灿烂光华。

　　虽然《罗生门》如今被视为芥川的第一代表作，但由于发表在东大的内部刊物上，读者有限，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芥川的成名尚需要一个重大契机，那就是进入文坛泰斗夏目漱石的门下。

　　这一年的年末，芥川龙之介初次参加漱石山房的“星期四会”。星期四是夏目漱石的见客日，每逢星期四，门下的文学青年们都会围绕着漱石，自由地谈论文学问题。才华横溢的龙之介很快得到了漱石的青眼相看，成为漱石晚年最赞赏钟爱的弟子。

　　翌年2月，第四次《新思潮》创刊。这份东大学生的文艺刊物此前曾经办过三次，但影响最大的当属这一次，因为参与者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菊池宽、佐藤春夫等人日后都在文坛成名，文学史上将他们称为“新思潮派”，是大正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力量之一。

　　芥川龙之介在创刊号发表了《鼻子》。《鼻子》也取材于《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个高僧禅智内供长着长鼻子，为此受尽众人嘲笑，他深为苦恼，百般寻求将长鼻子缩短的办法，终于用一种奇妙的蒸煮踩踏之法如愿以偿。可是缩短了鼻子的内供却受到了更露骨的嘲笑，内心陷入了矛盾徘徊，终于有一天短鼻子重新变长，内供才重又安心。对于那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芥川龙之介解释道：“人们心中有相互矛盾的两种感情。当然，对他人的不幸，人们莫不表示同情。可是一旦那人勉力摆脱了不幸，别人又感到有点索然无味。稍稍夸张一点说，人们甚至会希望那人再次陷入同样的不幸。”《鼻子》的笔调十分幽默，但在幽默的背后，却潜藏着作者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性的绝望，这与《罗生门》一脉相承。

　　《鼻子》得到了夏目漱石的热情称赞：“作品非常有趣、沉稳，没有戏谑，却自然地流露出幽默之处，具有优雅的趣味。而且材料新颖，文章结构十分匀整，令人佩服。这样的东西，今后再做二三十篇，必会成为文坛无与伦比的作家。”

　　漱石的赞赏大大增强了芥川龙之介的自信，他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第三部名篇《山药粥》。《山药粥》依然取材《今昔物语集》，描写了一位处境堪怜的五品大夫，一直怀着一个卑微的愿望，即饱饱地喝一顿山药粥。这一愿望虽然经年不能实现，却成为五品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后来机缘巧合，五品终于有机会饱餐一顿山药粥，但他在堆满食案、盆满钵满的山药粥面前，却没有了胃口，而且永远失落了生命中的寄托和期待，体味到难言的空虚。芥川对《山药粥》寄予厚望，闭门谢客，以日均一页到两页的速度，字斟句酌地写成。《山药粥》不负苦心，得以发表于一流杂志《新小说》上，而且大获好评。芥川趁势又发表了《手绢》《烟草与魔鬼》《大石内藏助的一天》等佳作，名声与日俱增，迅速成为文坛的新晋作家。

　　二十四岁这一年可说是芥川龙之介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这年夏天，他东大毕业，同时文坛成名，年末时又获得了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担任英语教官的就职机会，由此迁居古都镰仓。第二年即1917年5月，他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罗生门》，随后举行了盛大的出版纪念会。11月，第二部作品集《烟草与魔鬼》出版。一年中出版两部作品集，说明了芥川龙之介的人气之旺盛。

　　此时，芥川的婚姻问题提上了日程。

　　本来，作为漱石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他一直被漱石的遗孀镜子夫人和门下师兄们视为漱石长女笔子小姐佳婿的第一人选，但芥川却已有意中之人，那就是十八岁的冢本文子。

　　文子是芥川中学时代朋友山本喜誉司的外甥女，文子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早年死于日俄战争中。1918年2月，芥川龙之介与文子结婚。文子夫人性格温柔而开朗，两人感情融洽。虽然随着芥川的名声日隆，他与几名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纠葛，但总体而言，他的家庭生活堪称平稳和睦，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育有三个男孩。

　　同年2月，芥川龙之介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作家，以不在别家报纸发表小说为条件，得到每月50日元的额外报酬，再加上稿酬和教职的薪水，使得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在安定的生活中集中精力进行创作。

　　3月，芥川偕同新婚妻子在镰仓租了新居，新居庭院中有一个莲花池，池畔植有五六株芭蕉，同住的还有姨母和一名女佣。在这个远离东京的海滨小城中，一家人过着宁静的生活。芥川白天教授英语，晚间创作小说，其间佳作迭出。他们一直在镰仓住到了翌年4月，这一年余的古都生活在芥川的一生中，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生活上都堪称最幸福的时代。

　　镰仓时代芥川最有名的作品是《地狱变》，这部作品仍然取材于古典，描写了一位痴迷于艺术的画师良秀奉命创作《地狱变》屏风，却因为无法画出地狱中女子被烈火焚身的场面而苦恼，后来良秀目睹女儿被活活烧死，他的脸上却洋溢出“心醉神迷的法悦的光辉”。

　　《地狱变》有着作者自身的投影，主人公画师良秀艺术至上主义的人生态度与芥川龙之介相通，而良秀在完成屏风之后的自缢身亡，又表现出芥川在道德与艺术追求相冲突时的内心矛盾。芥川龙之介的一个重要文艺思想就是“艺术至上主义”，即将艺术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认为艺术拥有绝对价值，《地狱变》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镰仓时代，芥川还写了一系列珠圆玉润的超短篇小说，包括《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蜘蛛之丝》等。这些超短篇小说或表现艺术思想，或取材中国古典表达他的历史见解，共同的特点是文笔优雅、格调清澄，几乎字字珠玑，充分体现了芥川文学重视技巧、字句凝练精美的特色。

　　随着芥川龙之介作家地位的巩固，英语教官的职业对他已然不是那么必要，反而束缚了他喷涌的创作灵感。于是1919年3月，芥川辞去了海军学校的教职，结束了两年四个月的教师生涯，离开镰仓回到东京，成为专业作家。

　　镰仓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芥川龙之介创作前期的终结。他的前期作品绝大部分为历史小说，其间名篇迭出，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涵盖了芥川历史小说的所有方向，包括王朝题材、基督教题材、江户时代题材、明治开化时期题材、中国题材等。

　　历史小说是芥川文学的标志性成就，相对于另一位历史题材的大家——明治文豪森鸥外，芥川的历史小说不像森鸥外那样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探寻历史的自然，他取材最多的《今昔物语集》本来就是故事性大于史料性，而他更是借用历史题材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用古人之杯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是芥川历史小说的最大特色。

　　有趣的是，古典题材和芥川的近代思想相互为用，芥川的新阐释使古典焕发了生机，而古典的外衣又为芥川文学涂上了典雅瑰丽的色彩，形成了难以言喻的独特魅力。

　　探索与挫折

　　回到东京后，芥川龙之介将书房命名为“我鬼窟”，这源自于他吟咏俳句时使用的俳号“我鬼”。从我鬼窟时代开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进入了中期。

　　芥川的中期创作虽然长达六年，但成就并不及前期，相对于激情奔涌、才气纵横的前期作品，此时的作品明显出现了良莠不一的顿挫感。芥川中期创作的显著特点是：除了延续前期历史小说的风格和主题外，他试图突破自己，开拓新的领域，从现实生活中寻求题材，创作了多部现代小说。

　　但是总的来说，芥川龙之介的现代小说成功之作很少，远未达到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高度，伴随新探索而来的更多的是挫折感。

　　在镰仓时代的末期，芥川就写了现代题材的小说《毛利先生》，追忆了一位不合时宜的老教师，这部作品虽不像他的历史小说那样令人惊艳，但文笔亦庄亦谐，感情颇为真挚，加上芥川的文坛盛名，所以一时间引发了作家们追忆旧日教师的风潮。回东京后，芥川虽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但佳作很少，其中只有表现寂寞人世间一抹暖色的小文《蜜橘》以及以美浓大地震为背景、对人性表示怀疑的《疑惑》尚足一观。

　　进入1920年后，芥川写出了优美的短篇佳作《舞会》，这篇小说以明治开化期的鹿鸣馆舞会为题材，在衣香鬓影的繁华场中，人们仰望那转瞬即逝、美得令人悲从中来的焰火，极绚丽与极短暂的对比使得小说余韵悠长。

　　《舞会》再次表现出芥川龙之介驾驭历史题材的高超能力。而说到他不擅长的现代题材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则是《秋》。《秋》的主人公信子是一位具有文艺趣味的才女，为了成全妹妹的爱恋，她舍弃了有共同文艺爱好的表兄，嫁给了一心关注米价和家用的平凡丈夫，后来重逢表兄，心中荡起难言的怅惘。《秋》在芥川的作品中，罕见地以现代家庭为题材，在平淡寂静的生活中缓缓流动着一种哀愁的气氛，是难得的现代题材佳作，表明芥川的新领域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秋》之后，芥川虽然又写了多部现代题材作品，却再无杰作。能够代表芥川中期创作水准的，依然是历史小说。

　　《南京的基督》以信奉基督教的风尘少女为主人公，描绘了无知纯真的人的幸福。《杜子春》取自中国传说，却与原作大异其趣。杜子春为了修仙必须缄口不语，他经受了包括地狱酷刑在内的种种考验，但在自己父母转世而成的老马遭受残酷鞭挞、垂垂欲死时忍不住叫了一声“娘”!芥川颠覆了原典中对修仙不成的遗憾，为杜子春安排了在桃花烂漫的泰山南麓认真生活、堂堂正正做人的美好结局，是芥川作品中少见的色调明亮的佳篇。取材于中国元明画家逸事的《秋山图》，再次展现了芥川龙之介的博学多才，芥川一向对绘画怀有兴趣，并手绘过多幅作品，《秋山图》是他在中国绘画造诣的基础上创作的，从中可以窥见他的艺术观。

　　1921年3月到7月，芥川龙之介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中国之行，旅行印象记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游记》。像许多具有古典趣味的文士一样，芥川也感受到了他理想中的、洋溢着古典诗情的中国与他眼中的现实中国之间巨大的落差。他的健康情况在这次旅行后急速恶化，此后的六年间，神经衰弱和失眠症一直未能痊愈，身心的疲惫直接影响了他的后期创作。

　　1922年1月，芥川在《中央公论》等四份一流杂志的新年号上同时发表了《竹林中》等四篇作品。四作齐发表现了他的文坛地位达到顶峰，但这主要是他此前名声积累的结果，事实上，四篇作品中只有《竹林中》达到了高水准，其他只是平平之作。《竹林中》围绕一名武士被杀的事件，由樵夫、大盗、武士等七名当事人进行讲述，众人的讲述各不相同，由此表现了人心的微妙和人生真相的难以把握。此年度的另一佳作《六宫小姐》则以哀婉典雅的笔致，讲述了一个平安时代贵族闺秀的悲哀命运。

　　这期间，时代出现了新的动向，主要是一战后的经济恐慌使得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高涨，文坛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像芥川这样的著名作家，自然成为左翼激进作家和批评家的攻击对象，被称为资产阶级作家而遭到批判否定。芥川的好友菊池宽创刊了《文艺春秋》，来与无产阶级文学派进行论战。但芥川的性格并不喜欢论战这样激烈的形式，占据他生活大部分的是艺术，可是无产阶级文学派的压力使得他难以在书斋中安坐，不得不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表现出更多关注。

　　1923年，芥川龙之介开始创作“保吉”系列的现代小说，主人公保吉的原型即芥川本人，素材取自于他在海军机关学校的任职经历。这说明芥川无法继续在历史小说领域中泰然安坐，因此尝试将自己的经历直接转化为作品，但保吉系列没有出色的作品，再次证明了芥川对于现代题材的不甚擅长。

　　那之后，除了取材于战国末期著名的细川伽罗奢夫人、颠覆偶像色彩的《丝女手记》之外，芥川的中期创作再没有可圈可点的佳作出现。整体而言，他的作品质量明显低下，健康不佳、创作力衰退是直接原因。关于这一期间的心境，芥川日后做出了如下描述：

　　“他和一个大学生走在长满芒草的原野上。

　　‘你们还有旺盛的生活欲望吧?’

　　‘是的。不过，您不也是......’

　　‘我没有了。我只有创作的欲望。’

　　这是他的真心话。不知不觉中，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一个傻子的一生》）

　　三十二岁的芥川龙之介，创作生涯已经有九个年头，他自身感觉到疲劳，文坛也能听到芥川龙之介才力已尽的评论。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不过依然渴望创作上的突破，却深切地感受到艺术上的滞塞，这对他意味着莫大的苦痛，使得他的神经衰弱越发严重，陷入倦怠之中。

　　艺术之殉

　　1925年1月，芥川龙之介发表了《大导寺信辅的半生》，这是他自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作品。虽然文学夸张成分过多，并不能当作真实资料来相信，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也难说有多高，但他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自己为主人公，具有标志性意义。因而人们一般以这部作品为界，将此后的两年半视为芥川创作的后期。

　　与前中期的创作迥然不同，芥川晚期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以痛切的自我告白为主，这是耐人寻味的。本来，芥川的文艺思想是坚持虚构的创作方法，对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告白性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他不断寻求创作形式与文体的变化，并对小说人物的心理进行全新的解释，这是芥川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可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半，随着身体和心理状况的恶化，加上他试图为停滞的创作打开新局面，芥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

　　芥川晚期的创作虽然有两年半时间，但他在1925年和1926年却基本处于搁笔状态。这期间，他为健康状况和创作力衰退而烦恼，先后到修善寺、轻井泽、汤河原等处休养，偶然发表的几篇文章都并不成功。静养并没有使他的身体恢复，加上现实中又出现了《文艺读本》稿费分配纠纷、妻弟咯血、姐夫犯伪证罪等诸多烦心事，使得他的胃肠衰弱和神经衰弱越发严重。

　　1926年4月，芥川龙之介带着文子夫人和三个幼子来到神奈川县的鹄沼休养，在这里，他们离开养父母和姨母，最后一次享受到小家庭的温馨。但此时，芥川身体和精神都十分衰弱，屡屡出现幻觉，文子夫人后来回忆道：“即便躺在房间中央，感觉房间的四角都要倾倒下来。有一次，我有事不得不外出，回来时看到他正在发抖。”（《芥川氏未亡人访问记》）

　　芥川自己也说：“我发现在被风吹弯的松树间有座白色洋房，洋房是歪的。我想这是我的眼睛的问题。可是看了好几遍，洋房依然是歪的。这真可怕极了。”（《鹄沼杂记》）此种境况中，他们在鹄沼的生活可谓悲欣交集，“在这样的天空下，他与妻子第二次结婚。这是他们的欢愉，同时又是痛苦。”（《一个傻子的一生》）

　　在这种状态下发表的《点鬼簿》是1926年度唯一的佳作，芥川在文中痛切地怀念早已死去的亲生父母和姐姐，文末引用了俳句诗人内藤丈草怀念先师松尾芭蕉的名句，“春阳照孤坟，垅中逝者陌上人，幽明本难分”。自己与父母姐姐的区别，仅仅是自己尚住在坟墓外而已，已然流露出对死的预感。

　　1927年1月，芥川龙之介回到东京，在生命的最后半个年头，仿佛奄奄将灭的火苗突然再次迸发火星一样，芥川忽然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燃烧。

　　《玄鹤山房》《海市蜃楼》《齿轮》《西方之人》都堪称力作，而《河童》和遗稿《一个傻子的一生》更是代表了晚年创作的最高水平。继《点鬼簿》中死亡预感的流露之后，芥川最后半年的作品中更是鬼影幢幢，色调阴郁而昏暗。描写老艺术家自缢前家庭生活的《玄鹤山房》、描写神经衰弱阶段精神状态的《海市蜃楼》和《齿轮》，读来都令人悚然心惊。

　　《河童》是芥川较长的小说之一，也是他终生所思考问题的集大成之作。河童是一种传说中的两栖动物，芥川一直喜欢河童并亲自画过多幅河童图，《河童》采取了一个精神病人讲述自己误入河童国后的种种见闻的形式，对芥川一直思索的遗传、家族制度、恋爱、艺术、宗教信仰、刑罚等问题进行探讨。河童的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相重叠，他的整个人生是河童的背景，比如，河童在出生前会被询问是否想来到世间，如果害怕继承父母的遗传缺陷，就可以选择不出生。河童诗人托库看到一只年轻河童颈上吊着七八只家人河童，气喘吁吁地走路，冷冷地讥讽“看那蠢样”;可是当看到一个亮着灯光的小小窗口下，一对夫妇河童和三只小河童正围着桌子吃晚餐，又忍不住有些羡慕，认为“那盘煎鸡蛋总比恋爱之类更符合卫生学”。这些描写都耐人寻味，而最后，河童诗人托库的自杀仿佛暗示着他的自杀。《河童》笔致幽默，读起来不像芥川晚年的其他作品那样阴郁，但实际上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死亡阴影。

　　在芥川生命的最后两年，自杀的念头时时地萦绕心间，“这两年间我一直在考虑死的事”（《致旧友函》）。回到东京后，芥川的生活中又相继发生了两件大事，对他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一是姐夫的自杀，一是好友宇野浩二的发疯。

　　这年年初，芥川姐姐家失火，因为失火前投保了巨额保险金，姐夫被认为有纵火嫌疑，从而卧轨自杀。芥川不得不为此奔走，除了还清姐夫欠下的大笔债务，还要照顾姐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这使他原本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断的边缘。5月，作家宇野浩二发疯，芥川亲眼看到朋友精神失常后的模样，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陷入此种状态，恐惧再次攫住他的心灵，这无疑加速了他自杀的步伐。“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他独自走在黄昏的道路上，决心等待慢慢前来毁灭他的命运。”（《一个傻子的一生》）

　　从这年年初起，芥川龙之介有意识地探望友人，进行告别。芥川的自杀是难以痊愈的病痛、对发疯遗传的恐惧、严重的创作力衰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对芥川的性情为人有所了解，便可以推想他做出自杀决定前后的矛盾与挣扎。

　　与那些以自己人生的毁灭来换取艺术成功的破灭型作家不同，芥川龙之介其实是一个更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责任感、符合传统观念对男性的期待的作家。他固然生来具有浓厚的文艺气质，神经质而敏感，在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渴望突破束缚、追求自我的念头，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芥川龙之介却又品学兼优、克制自我、怜爱妻儿，对养父母和姨母也都能恪尽孝敬之责。芥川在文艺创作的同时，从未疏忽对家庭经济的考虑，辞去教职之际，也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提供足以弥补教职收入的月薪为前提的，所以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安定而优裕，从未像太宰治的妻儿那样体味到衣食不周的困窘。从《河童》中描写河童诗人托库抛下妻儿自杀后的场景，能够窥见芥川龙之介的心境之一斑：

　　那里有一只两三岁的小河童，正天真无邪地笑着，我便帮雌河童哄孩子。不知不觉中，我的眼里也蓄满了泪水。我在河童国居留期间，流泪的情形，前后只有这么一次。“和这么任性的河童成为一家人，真够可怜哪。”

　　1927年夏天，芥川龙之介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7月22日，好友小穴隆一来看望他，芥川向他托付孩子们。7月23日，他一整天关在书斋中，完成了最后作品《续西方之人》。24日凌晨一点钟时，他来到姨母床边，说了几句话，随后回到书斋，服下致死量的安眠药，听着雨声读了一会儿《圣经》，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结束了三十五年的短暂生命。

　　芥川龙之介留下了多篇遗稿，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一个傻子的一生》，这部作品用五十一个片段小节，象征性地描写了他的一生，可称为他的生平自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电线依然放出锐利的火花。他综观人生，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可是，只有这紫色的火花——只有这空中激烈的火花，哪怕要用生命去换，他也想握在手中。

　　艺术的灵感、精神的闪光如同电线放出的紫色火花——这是芥川龙之介的精神写照。艺术至上是他终生秉持的信念，教养与良善的天性又使他难以舍弃道德与责任，最终，在现实人生和艺术追求之间，他选择了为艺术而殉身，就像《地狱变》中同样殉于艺术的画师良秀，虽然坟上青苔萋萋，已成荒冢，但“地狱变”屏风却长存世间、流光溢彩。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只有十余年，而在他辞世近百年后，作品却依然脍炙人口，他不仅是日本人最喜爱的国民作家，他的作品更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阅读，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动。正如他的名句“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至少对于芥川龙之介而言，艺术之美超越了平凡庸常的人生，他短暂的生命在对艺术的追求中获得了永恒的圆满。

（本文选自《罗生门》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