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秽出风雅，寒冷即风流。”

谷崎润一郎，这位曾七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文豪在《阴翳礼赞》里这样写道。这句话可以窥见他一生的美学思想。在他之前，也许没有一个作家能将恶魔主义“以丑为美”的美学逻辑和唯美的浪漫主义结合到一起。其作品也影响了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人。

谷崎润一郎：文学上的“恶魔”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近代小说家，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源氏物语》现代文译者，曾七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细雪》《刺青》《恶魔》《异端者的悲哀》《痴人之爱》等。

他的一生是对艺术求索的一生，连婚姻和爱情也献给了极致的艺术追求。大师的姿态在于，能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发现暗藏的玄机。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他动用的是原始的感官，而非理性的思维。

谷崎润一郎说丑是美的，阴翳是美的，感官和肉体是美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这些理念现在听来仍然具有反叛和先锋性，这位天才异端者颠覆既定的审美和道德规范，创造了一个独属于艺术的世界，他丝毫不掩饰那些无意识领域内的性和力，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2016年8月20日播出的一部被称为“亮瞎眼”、“毁三观”的日剧《贤者之爱》大火，这部剧的灵感正来自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女主人公真由子为了向夺走她的初恋情人的闺蜜复仇，将闺蜜和初恋的儿子从小调教成“自己喜欢的男性伴侣”。由中山美穗扮演的女主人公，少女时代就偷偷地陶醉于小说《痴人之爱》中，并且效仿。这部荒诞不经、邪恶又唯美的小说，正是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

有人将川端康成称为“冷艳文士”，将三岛由纪夫称为“怪异鬼才”，而谷崎润一郎则被冠以“异端者”的称号，他自己写过一篇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一代文豪谷崎润一郎形成了独异的审美风格，崇拜女性、重视官能刺激，被誉为是日本的“波德莱尔”。早期尊崇怪异的美学，中期推崇新浪漫主义，后期回归古典。

翻译家叶渭渠先生对他有这样的概括：谷崎一生有多“魔”，文学上的“恶魔”，生活上的“色魔”，还有“食魔”、“搬家魔”。他自己则表示，“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因臆病而刁横的我，不能一来就继续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迄今往往走在歧路上。

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说：“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永井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女性崇拜：“没有我崇拜的高贵女性，我就难以创作”

这位异端者的幼年并不如意。1886年的夏天，谷崎出生在东京日本桥区蛎壳町一个酷热的土仓库里。祖父是商业街的“江户儿”，从他那里家族开始发际繁荣，所以谷崎小时候过了一段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很早就显示出早熟和对文学的天分，8岁时，能写出一首韵律规整的五言绝句，很受老师赏识。

因为父亲经营印刷厂无方，家道中落，生活贫穷，谷崎在上高小时就面临着失学的困境，在他人生中的一位重要老师稻叶清吉的帮助下，才勉强读完小学课程。但是，父亲却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求学之路，想让他去从商或者是当军人，但是这两者又是谷崎所不愿意的，父子矛盾频发。所以，对于父亲，谷崎的一生都有难言的情感。以后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父亲。

没有继续读中学，他开始半工半读，走读两所私塾，其中，秋香塾的老汉学家贯轮吉五郎给了他很多的汉学熏陶。谷崎在《我的家谱》中这样平实地记录道，“父亲是一介平民，为人认真、朴实、循规蹈矩。母亲也很平实、朴素，少女时代生活富足，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他的父亲耿直不免粗暴，母亲却某些程度上教他识字读书。

他最初的女性崇拜情结就源于母亲。在晚年作品中，回忆起母亲洁白肉感的大腿，圆润的脚趾，芳香飘荡的双乳。后来母亲患病全身浮肿，以丑陋的面目死去。这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丑和美在谷崎这里有了模糊的定义和自己的独有认知，甚至发展到后来彻底地追求恶。母亲去世的这种极致的悲伤，让他写出了《恋母记》《刈芦》。

母亲是崇高的，但是在另一层面，她也影响了谷崎的写作中很早就开始重视官能感受。对肉体肌肤的迷恋和对情感精神上的依赖与追求，在谷崎看来是一体的。

谷崎的处女作《刺青》，如他所说，是将头脑里发酵的怪异噩梦作为素材的、甘美而芬芳的艺术。这也是他创造的独特的唯美主义。小说写了刺青师用尽心力在一个美女的光滑细嫩的背部肌肤上，用针刺出女郎蜘蛛图案。姑娘因为肉体的疼痛涌现出快感，刺青师因为这种快感而达到快感。除此之外，《富美子的脚》《饶太郎》和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也是这一类的代表。

不仅在小说中，种种背德的爱也延续到他的真实生活里。谈论谷崎的艺术，从来避免不了他的情感和婚姻经历。谷崎对女性有着执着的偏好，他的心中总是存在着一个超越的“永恒的女性”，“女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玩具。”谷崎甚至在信中写道，“没有我崇拜的高贵女性，我就难以创作。”《麒麟》中，卫灵公对南子的迷恋，《春琴抄》里，男徒弟佐助对女琴师春琴的极端痴迷到刺瞎自己的双眼。男性始终匍匐在女性的脚下。同时，这里又暗含着他早期“美都是强者，丑都是弱者”的逻辑。

为了艺术，谷崎不断地寻找新的能带来灵感的女性。在《倚松庵随笔》中，谷崎毫不讳言：“艺术家虽然会不断梦见自己憧憬的、远比自己高超的女性，然而当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以后，一般的女子就会好像剥掉了那层镀金。完全成为比丈夫平凡得多的女子。因此，不觉间他又要寻求另外的新的女子了。”

艺术至上：“结婚，终究也是为了深化艺术”

“我的大部分生活，是完全为我的艺术而努力的。我的结婚，终究也是为了更好地深化我的艺术。”这是谷崎真实而严酷的人生信条。

他的创作和情感的起伏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他的生活践行着艺术的准则。

他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并格外地坦诚，“自己生来便有着病态的性欲”，“为了充实自己的快乐而和女人谈恋爱”。他也忏悔，认为普通地玩女人，是不能深刻认识女人的。当他走进婚姻，却又时刻感受到桎梏。

他承认灵与肉的分离，并且努力尝试调和。他的初恋是一位叫福子的姑娘，是青少年时期当学仆认识的一位侍女，后来福子生病去世，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小说《死火山》就是写这场夭折的初恋。

第一任妻子石川千代，温柔贤淑，然而婚后不久，谷崎就有了悲伤的抑郁的情绪。“处女中光彩照人的美人，多数在结婚不久，她的美就会犹如梦幻一样消失了。”他转而又恋上了千代17岁的妹妹静子，在静子对其冷落离他而去的时候，他遭受情感的失落和创伤。

文坛从来不缺乏情感风流逸事，而像谷崎这样引起这么大轰动、媒体争相报道的是极少数，这便是著名的“小田原事件”。1919年12月，谷崎迁居神奈川县小田原町。作家佐藤春夫与千代产生了感情，没想到谷崎竟然先提出“让妻”，“最初的动机，是她的存在妨碍我的恋爱生活”，“她是可怜的，愿你能给她幸福。”媒体的大肆宣扬，将这三人置于风口浪尖上，指责他们有伤风化，当事人苦不堪言，身心俱损。

第二段婚姻，时年52岁的谷崎与25岁的当谷崎私人秘书的古川丁未子相恋并结婚，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恋上了在学生年代就已见过一面的，如今已是根津清太郎夫人的根津松子，当时松子夫妇的感情也已濒临破裂。

新妻丁未子也颇为洒脱，愿意成全谷崎的艺术而退出。和谷崎结了婚又怀孕的松子，为了维护这个艺术之家，在他的千般劝说下，做了人工流产，拿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也一直无子，这段婚姻较为平稳，直到谷崎度过晚年。

回归古典：“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

在追求女性的道路上，谷崎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明治以来,日本文学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起初，同所有接受新思潮的年轻人、有志的文学青年一样，西方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彼岸似的存在，谷崎将他艺术追求的出路定位于西方。

“恋爱的解放”、“性欲的解放”对谷崎的吸引力是颇为强大的。他甚至想将西方的女子的仪态、表情、步法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小说《饶太郎》中的艺术青年饶太郎感叹，“啊，我想去西方呀！”并且感叹自己出生的不幸，“在只有这样矮小身体、这样朦胧色彩和肤浅色彩的日本，怎能产生优秀的艺术！”这一时期谷崎家的住房、家具，日常生活方式都是学习西方。《金色之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

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地震，谷崎迁居关西，这是他生活和创作风格转换的分水岭。关西的悠久历史、淳朴的民风民俗、秀丽山川无时无刻不触动着谷崎。他心目中幼时古典的梦又一次生发出灼灼的色彩。在开始创作《痴人之爱》时，他已经有了反思意识，认识到“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1928年，他创作的《卍》《各有所好》皆以关西为背景，并且采用关西语，向日本古典情趣回归。关西歌舞伎、木偶净琉璃、谣曲、谣歌，乡村的农舍、商店民房，在谷崎眼中充满着宁静、古老又多情的意味。

其间，他还有部重要的文艺随笔《阴翳礼赞》，呼唤东方古典和传统。《吉野葛》《春琴抄》达到成熟，《细雪》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也是谷崎文学创作的巅峰。

他的东方之梦和对古老中国的向往，曾让他往返于中国，但是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农民困苦的生活，帝国侵略的压迫让这个梦破碎了。谷崎更加坚定了回归日本古典传统的道路，躲在自己的艺术世界。

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军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下，不少作家都加入了“笔杆子部队”，谷崎对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避免卷入，但是他小心翼翼写作的《细雪》也受到了“谈话”，他只有将它置于箱底。

晚年他还完成了《少将滋干之母》《钥匙》，以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疯癫老人日记》，叶渭渠谓“一篇地地道道的色情受虐狂自白书”，并且认为，这“是作家多年以来苦于病痛的心理上的阴翳的折射，也是他追求瞬间的感觉、受压抑的官能享受，以及虚无颓废情绪的一种必然发展”。其间，谷崎的孤独历历可见。

1965年，谷崎因病和嗜食去世，根据遗言，墓碑上刻了一个他生前亲手写的“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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