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小说,很久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了,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取现实主义的结果吧。


可鬼也是现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心里有鬼。这是心理现实,加上「主义」,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少人可能记得 60 年代初有过一个「不怕鬼」的运动,可能不是运动,但我当时年纪小,觉得是大人又在搞运动,而且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我看过,看过之后很失望,无趣,还是去听鬼故事,怕鬼其实是很有趣的。后来长大了,不是不怕鬼,而是不信鬼了,我这个人就变得有些无趣了。


怕鬼的人内心总有稚嫩之处,其实这正是有救赎可能之处。中国的鬼故事,教化的功能很强并且确实能够教化,道理也在这里。不过教化是双刃剑,既可以安天下,醇风俗,又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


中国无产阶级「那个」大革命能够发动,有一个原因是不少人真的听信「资产阶级上台,千百万颗人头落地」,怕千百万当中有一颗是自己的。结果呢,结果是不落地的头现在有 12 亿颗了。


中国文学中,魏晋开始的志怪小说,到唐的传奇,都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鬼故事而天真,很不容易,后来的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鬼怪,却少了天真。


我曾因此在《闲话闲说》里感叹到莫言: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 1949 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1986 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


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鬼怪故事集应该是《聊斋志异》,不过也因此让不少人只读《聊斋志异》,甚至只读《聊斋志异》精选,其它的就不读或很少读了,比如同是清代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标明全是听来的,传说蒲松龄自备茶水,请人讲,他记录下来,整理之后,加「异史氏曰」。我们常常不记得「异史氏」曰了些什么,但是记住了故事。这也不妨是个小警示,小说中的议论,读者一般都会略过。读者如逛街的人,他们看的是货色,吆喝不大听的。


《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记录所见所闻,你若问这是真的吗?纪晓岚会说,我也嘀咕呢,可我就是听人这么说的,见到的就是这样。所以纪晓岚常常标明讲述者,目击的地点与时间。


鲁迅先生常常看《阅微草堂笔记》,我小时候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杂文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文艺腔的文字。


明清笔记中多是这样。这就是一笔财富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笔财富。


《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乾隆年间,户部员外郎长泰公家里有个仆人,仆人有个老婆二十多岁,有一天突然中风,晚上就死了。第二天要入殓的时候,尸体突然活动,而且坐了起来,问这什么地方?


死而复活,大家当然高兴,但是看活过来的她的言行做态,却像个男人,看到自己的丈夫也不认识,而且不会自己梳头。据她自己说,她本是个男子,前几天死后,魂去了阴间,阎王却说他阳寿未尽,但须转为女身,于是借了个女尸还魂。


大家不免问他以前的姓名籍贯,她却不肯泄露,说事已至此,何必再辱及前世。


最初的时候,她不肯和丈夫同床,后来实在没有理由,勉强行房,每每垂泪至天明。有人听到过她说自己读书 20 年,做官 30 年,现在竟要受奴仆的羞辱。她的丈夫也听她讲梦话说积累了那么多财富,都给儿女们享受了,钱多又有什么用?


长泰公讨厌怪力乱神,所以严禁家人将此事外传。过了三年多,仆人的死而复活的老婆郁郁成疾,终于死了,但大家一直不知道她是谁来附身。


用白话文复述这个故事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与「他」的分别,不过我们可以用「他」来指说魂,用「她」来指说魄。魂是精气神,魄是软皮囊,所以「魂飞魄散」,一个可以飞,一个有得散。


清朝的刘炽昌在《客窗闲话》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翩翩少年公子,随上任做县官的父亲去四川。不料过险路时马惊了,少年人坠落崖底,魂却一路飘到山东历城县的一个村子,落到这个村子一个刚死的男人的尸体里,大叫一声:「摔死我啦!」


他醒来后看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一个老太婆摸着他说:「我儿,你说什么摔死我了?」公子说:「你是什么人敢叫我是你儿子?」周围的人说:「这是你娘你都不认得了?」并且指着个丑女人说:「这是你老婆。」又指着个小孩说:「这是你儿子。」


公子说:「别瞎说了!我随我父亲去四川上任,在蜀道上落马掉到崖底。我还没有娶妻,哪里来的老婆?更别说儿子了!而且我母亲是皇上敕封的孺人,怎么会是这个老太婆?」


周围的人说:「你别说昏话了,拿镜子自己照照吧!」公子一照,看到自己居然是个四十多岁的麻子,就摔了镜子哭起来:「我不要活了!」大家听了是好气又好笑。


公子饿了,丑老婆拿糠饼来给他吃,公子觉得难以下咽,于是掉眼泪。丑老婆说:「我和婆婆吃树皮吃野菜,舍了脸皮才向人讨了块糠饼子给你吃,你还要怎么着呢?」公子将她骂出门外,看屋内又破又脏,想到自己一向华屋美食,恨不得死了才好。晚上老婆领着小孩进来睡觉,公子又把他们骂出去。婆婆只好叫母子两个同她睡。


第二天,一个老头来劝公子,说:「我和你是老哥们儿了,你现在变成这样,我看乡里不能容你这种不孝不义之人,你可怎么办呢?」公子哭着说:「你听我的声音,是你朋友的声音吗?」


老头说:「声音是不一样了,可人还是一样啊。我知道你是借尸还魂,可你现在既然是这个人,就要做这个人该做的事,就好像做官,从高官降为低官,难道你还要做高官的事吗?」


公子明白是这么回事,就请教以后该如何办。老头说:「将他的母亲作你的母亲待,将他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养,自食其力,了此身躯。」公子说自己过去只会读书,怎么养家糊口?老头就想出一个办法,说麻子原来不识字,死而复生居然会吟诗做文,宣扬出去,来看的人会很多,办法就有了。


公子按着去做,果然来看怪事的人很多。公子趁机引经据典,很有学问的样子,结果就有人到他这里来读书。公子能开馆教书,收入不错,足以养家,只是他借住在庙里,不再回家,家里人既得温饱,也就随他。


后来公子考了秀才,正好有个人要到四川去,他就写一封信托人带去给父亲。公子的父亲见了信,觉得奇怪,但还是寄了旅费让公子来见一见。


公子到了四川家里,父母见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不愿意认他,两个哥哥也说他是冒牌的。公子细述以前家里的一应细节,父亲倒动了心,可是母亲和两个哥哥执意要赶他走。父亲想,这样的话即使留下来,家里也是摆不平,只好偷偷给了他 2000 两银子,要他回山东去。


从世俗现实来说,看来我们中国人看肉身重,待灵魂轻。再进一步则是「只重衣冠不重人」,连肉身都不重要了,灵魂更无价值。上面两个灵魂附错体的故事,让我们的司空见惯尖锐了一下。


说起来,公子还是幸运的,到底附了个男身,不但可以骂老婆,还考了个秀才有了功名,而那个不肯说出前身的男魂,因为附了女身,糟糕透顶,可见不管有没有灵魂,只要是女身,在一个男性社会里就严重到「辱及前世」,还要「每每垂泪到天明」。纪晓岚的这则笔记,女性或女权主义者可以拿去用,不过不妨看了下面一则笔记再说。


清代大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里录了个故事,说中牟县有兄弟俩同时病死,后来弟弟又活了,却是哥哥的魂附体。弟弟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要带丈夫回房间。丈夫认为不可以,要去哥哥的房间,嫂子却挡住房门不让他进。附了哥哥的魂的弟弟只好搬到另外的地方住,先调养好病体再说。


十多天后,弟弟觉得病好了,就兴冲冲地回家去。不料老婆和嫂子都避开了,这个附了哥哥魂的人只好出家做了和尚。


最后都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上举三则笔记都太沉重了些,这里有个笑里藏「道」的。也是清朝人的梁恭辰在《池上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李二的老婆死了,托梦给李二,讲自己转世投了牛胎,托生为母牛,如果李二还顾念夫妻情分,就把她买回家。


李二于是按指点去买了这头母牛回来,养在家中后院。但是这头母牛却常常跑回去,在大庭广众之中与邻居的公牛交配,李二也只好眼睁睁地瞧着。


民间如此,官方怎么样呢?史中记载,大定 13 年,尚书省奏,宛平县人张孝善有个儿子叫张合得,大定十二年 3 月里的一天得病死亡,不料晚上又活过来。活了的张合得说自己是良乡人王建的儿子王喜儿。


勘查后,良乡确有个王建,儿子王喜儿 3 年前就死了。官府于是让王建与张合得对质,发现张合得对王家的事知道得颇详细,看来是王喜儿借尸还魂,于是准备判张合得为王建的儿子。但事情超乎常理,于是层层上报到金世宗,由最高统治者定夺。


金世宗完颜雍的决定是:张合得判给王建,那么以后就会有人借这个判例作伪,用借尸还魂来搅乱人伦,因此将张合得判给张孝善才妥善。


这让我不禁想起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我小时候凭这一句话认为孔子真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大了以后,才懂得孔子因为社会的稳定才实用性地「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里的孔子是有怪力乱神的事迹的,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实用态度最为肯定。「敬鬼神而远之」,话说得老老实实;「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可商榷,但话说得很噎人。


《孔子家语》里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了的人,有知觉还是投有」?孔子的学生里除了颜回,其他人常常刁难他们的老师,有时候甚至咄咄逼人,我们现在如果认为孔子的学生问起话来必然恭恭敬敬,实在是不理解春秋时代社会的混乱。


孔子的几次称赞颜回,都透着对其他的学生的无奈而小有感慨。大概除了颜回,孔子的学生们与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随便就可以拎出个流行问题难为一下老师。这可比 1976 年后考入大学的老三届,手上有一大把早有了自己的答案的问题,问得老师心惊肉跳。


子贡的这一问,显然是社会中怪力乱神多得不得了,而孔子又不语怪力乱神,于是子贡换了个角度来敲打老师。


孔子显然明白子贡的心计,就说,「我要是说有呢,恐怕孝子贤孙们都去送死而妨害了生存;我要是说没有呢,恐怕长辈死了不孝子孙连埋都不肯埋了。你这个子贡想知道死人有没有知觉,这事不是现在最急的,你要真的想知道,你自己死了不就知道了吗?」


子贡怎么反应,没有记载,恐怕其他的学生幸灾乐祸地正向子贡起哄呢吧,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好像还是《孔子家语》,还是这个子贡,有一次将一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鲁国,因此被鲁国人争相传颂夸奖,子贡一下子成了道德标兵。孔子听到了,吩咐学生说,子贡来了你们挡住他,我从此不要见这个人。子贡听说了就慌了,跑来见孔子。


大概是学生们挡不住子贡,所以孔子见到子贡时还在生气,说,「子贡你觉得你有钱是不是?」子贡是个商业人才,手头上很有点钱,孔子的周游列国,经济上子贡贡献不菲。


「鲁国明明有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外国若是做了奴隶,得到消息之后,国家出钱去把他赎回来。你子贡有钱,那没钱的鲁国人遇到老乡在外国做了奴隶怎么办?你的做法,不是成了别人的道德负担了吗?」


孔子的脑筋很清晰。哪个学生我忘记了,问孔子「为什么古人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守 3 年的丧?」孔子说:「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个规定才是。父母死了,你不守丧,别人戳脊梁,那你做人不是很难了吗?你悲痛过度,守丧超过了 3 年,那你怎么求生计养家糊口?有了 3 年的规定,不是很方便吗?」


孔子死后,学生中只有子贡守丧超过了 3 年,守了 6 年。以子贡这样的商业人才,现在的人不难明白 6 年是多大的损失。好像是曾参跑来怪子贡不按老师生前的要求做,大有你子贡又犯从前赎人那种性质的错误了。子贡说,老师生前讲过超出与不足都是失度(度就是中庸),我觉得我对老师感情上的度,是 6 年。


儒家言谈,实用但谨慎得失却了自由度。


屡次被孔子骂的子贡,是孔子的最好的学生。颜回是不是呢?我有点怀疑,尽管《论语》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夸奖。


不过扯远了,我是说,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在不标榜。道家则总有点标榜的味道,从古到今,不断地有人用道家来标榜自己,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不过后世的儒家,实用到主义,当然会非常压制人的本能意识,尤其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这必然会引起反弹,明清的读书人于是偏要来谈怪力乱神,清代的袁枚,就将自己的一本笔记作品直接名为《子不语》。我们也因此知道其实说什么不要紧,而是为什么要这么说。


(本文摘自《阿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