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那年，对我意义重大，因为那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念高中。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小伙伴们，真正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城市”。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大多了，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房子里，乘坐着最讲究的豪华马车，讲一口优雅的德语或法语。他们的子弟们，衣着讲究，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就是我的同学。我听他们吹嘘着到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形，有人还炫耀去过大海边，我的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这种隐蔽的情绪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见过大海，这让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眨眼地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我毕生都无法到达、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之地，来自那遥远而神秘的大海。那一次，我才意识到我家是多么贫穷！我的父亲只是一个穷困的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一坐就是六个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用与以往不同的眼光看待我的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尤其是父亲，我非常同情他，而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显然就少些。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势。可一旦父亲情绪不稳，朝她发火时，我又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必须充当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万般无奈地判断起父母的是非对错来。这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妄自尊大，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加如此，它一会儿膨胀，一会儿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非常激动，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察觉。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看出什么来。我觉着，不管怎样，她卧床不起实在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虚弱。父亲将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特别让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小脸，就像老年人一样，眼睛闭着，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长长的红毛，它不会长成猴子吧？我觉得很迷惘，又有点讨厌，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难道刚生下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听大人说婴儿是鹳送来的，那么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是怎么样来的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那么母牛也会是这样的吗？我根本想象不出鹳鸟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的情形。我记得有一个农夫曾说过，母牛产仔，并不是由鹳鸟叼来的。那么显然，这个故事是大人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众多谎言之一了。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让我有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欲变得更敏锐了。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的反应也证实了我的猜疑：某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件事就不会这么令我伤脑筋了，虽说它确实让我十二岁时的体验更加深了一层。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就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总是追在屁股后面大声地唠叨个没完。我要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还要举止得体，注意自己的形象。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这些叮嘱常常让我感觉难堪。当我出于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去做客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将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变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起来，感到自己的渺小，恨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当我按门铃时，这种害怕上升到了极点。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噩运来临的丧钟一般。我感到胆怯，如丧家之犬般惶惶不安。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的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会在我耳际提醒着：“我的鞋是脏的，手也是脏的，我忘记了带手帕，脖子也是黑乎乎的。”出于一种挑衅，我故意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更糟，我就会想起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密，随即我就会再度平静下来。在我百般无助之时，我会想象我是另一个人，那个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的小人，那个有自己的黑石头和穿着长袍戴着高帽的小人。
我已经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期我是否曾想到过那些：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的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矮人是第二个秘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朦胧感觉到的在那块“灵魂石”和代表着“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直至今日，在我八十三岁写下毕生回忆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长出的几株嫩芽，更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进程中的一个停靠站。虽说我总是不能对耶稣采取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我却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关于上帝的观念开始逐渐令我产生了兴趣。我开始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不会因为我的不信任就变得复杂。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无法对它形成一种正确的概念。固然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非常有权势的老人，但我却感到极其满足：“你不应成为画像，也不能是任何一种比喻。”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随意，耶稣已经不再神秘。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我宁可用这些时间来绘画战役和玩火。神学课枯燥无比，而上数学课又让我彻头彻尾地感觉到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门完全自然的事情，言下之意，它似乎很容易学，但我对数字简直是一窍不通。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也不是化石，甚至不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而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能够驾驭它们，而且认为了解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也说不清我想知道些什么。糟糕的是，我发现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已经竭尽所能来教我，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最后我终于领悟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
但我对这一点也同样产生不了兴趣。我觉着那整个事完全是任意为之。为什么这个数字应该由这种声音来表示？人们完全可以用苹果树来表示a，用梨树来表示h，用个问号表示x。a，b，c，x，y，这些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样一个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在这儿，从定义上我可以确定，a不同于b，所以它们显然不是一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如果要谈相等性的问题，你就说a=a，b=b不就行了。这一点我可以接受，但是a＝b在我看来却是谎言和骗局。我更感到气愤的是，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恼怒至极。我甚至觉得，跟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不想也不愿参与其中。我的智力和道德都拒绝这些儿戏般的自相矛盾，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当初我也像我的同学那样，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将我愚弄一生——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幡然醒悟吧。纵观我的一生，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进行正确的运算，可不知为何我永远也不能在数学领域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自己对数学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在以后学习数学的进程中，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再往后，我就无法使用这种替换手段了，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压根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用，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无法理解这些内容，并感到气馁，这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的折磨。这是我的一场灾难。其他的课程让我觉得容易和轻松，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能力，数学课上，我能长期蒙混下来，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生成一种不仅厌恶而且又难以言喻的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学校失去了任何兴趣。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一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令我高兴万分；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在绘画上还是有一些天赋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绘画是完全凭感觉而为的。我只能够画那些激发起我想象的人。但课堂上，我却只能临摹瞎眼睛的希腊神话众神，如果临摹得不好，老师则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作为参照，于是便找来一只山羊的头像让我临摹，这让我感觉糟透了，这个作业也以失败告终，而我的绘画课也结束了。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我还有第三个不成功的领域：我从一开始就厌恶体操。我实在无法容忍别人告诉我该怎样做动作。我觉得上学是为学习而来，不是为了去练习那毫无用处和意义的杂耍。而且，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留下了此次事件的后遗症，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这种生理上的恐惧感让我直到年纪很大以后才彻底克服掉。这种恐惧感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和前景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值得人们去追寻的，但它同样充满着含糊而不可预知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便想知道，我要将自己托付给谁，我又将遭遇些什么。这是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她曾弃我几个月于不顾。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便不允许我练体操了，而这点令我十分满意。我理所当然地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又一个失败的可能。
在我看来，十二岁确实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午后，放学铃声敲响后，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突然我被另一个男孩猛推了一把，我被击倒在地。我的头重重地撞在路旁边的石头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被击倒的一刹那，一个念头迅速掠过我的脑际：“现在你不必上学了。”我只是失去了一半的知觉，但在地上比实际需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袭击我的男孩进行报复。随后有人将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我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姑姑，她们当时仍然单身居住着。
从那以后，只要我被迫去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常常发作。我记得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去上学，这是我感到快乐的时刻。这期间，我自由自在，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幻想之中，去水边或森林里玩，或者画画。我画了野蛮的战争场面，遭受攻击和焚烧的古城堡，或者画一页页的漫画。时至今日，我的头脑中也会在临睡前偶尔出现这些漫画的画面，不时变幻着的幸灾乐祸的人脸。甚至是一些我所认识的人脸，但这些人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那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里去。在那个王国有树木、河水、沼泽、石头和动物，以及父亲的图书室，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甚至觉得自己离开世人越来越远，而有种朦朦胧胧的内疚感笼罩着我。那段时间里我尽情地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但这并未使我更加愉快，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逃避。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但我能深刻体会到父母的关心和焦虑，他们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医生们抓耳挠腮，对我一筹莫展，只是建议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它让我十分着迷。但返回家之后，一切又都是老样子了。有个医生觉得我得了癫痫病。我了解癫痫病发作是怎么一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医生的胡扯。而父母却愈加忧心忡忡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的父亲，他们在花园里聊天，我躲藏在灌木丛后面偷听，因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那个朋友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回答说，“医生搞不清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他们觉着可能是癫痫。这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可这孩子以后要是不能自食其力，那该怎么办呢？”
父亲的话如雷击一般震醒了我，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从那一刻起，我成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孩子。我偷偷离开了灌木丛，来到了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拼命学习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念书。“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反复提醒自己。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又一次昏厥的感觉向我袭来，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功读书了。”这样默念着，就坚持了下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我仍然挺过去了，又学了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彻底赢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状况比前几个月还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次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重返校园，此后，这病再也没有发作过，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戏法结束了。从这一件事，我知道了什么是神经症。
后来，我渐渐地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从没有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此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非常生自己的气，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对自己也不够公平，我愚弄了自己。这件事怪不得任何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症是我的又一个秘密，与之前不同，这是一个可耻的秘密，甚至是失败。然而，它却诱发出我身体中的一种异常敏感而又非同寻常的勤奋来。从这件事开始，我对自己认真负责起来，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讨好谁或者做做样子，而是为了自己成才。我每天五点钟按时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迷恋，对寂寞的热情。我觉得，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沉浸其间进行深入的探究。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好像浸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的世界。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我身上还经历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因-许宁根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路途并不短暂。有一回，我走在途中，转瞬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醒悟过来：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我身后有一堵雾墙，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是这一切好像刚刚发生，而现在的我才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这个经历对我说来是那么重要和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联系。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本文摘自《荣格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