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生平的作家

今天我们开始讲罗伯特·穆齐尔。穆齐尔1880年出生于奥地利，1942年在瑞士去世。他被称为“没有生平的作家”。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除了不多的几部作品之外，他很少有其他的言论、演讲、文章问世。我们研究穆齐尔所能参考的基本材料，除了他早期的几部作品以及大部头的《没有个性的人》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他的日记了。这些日记自从被整理出版以来，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穆齐尔的一个重要文献。研读它们，可以了解穆齐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日常生活、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见解。穆齐尔的日记有一部分已被译成了英文，但中文译本（除了一些零散的节译之外）在国内还没有出版。德语或英语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去找来看看。虽然说穆齐尔是“没有生平的作家”，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作为读者，却不能简单地用这句话将他的生存经验一笔抹掉，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去搜寻一些材料，以了解这个人一生的大致经历。我以前讲过，对于文学研究而言，知人论事很重要。在研读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作者的基本生活状况。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年11月6日—1942年4月15日）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关于穆齐尔，有几个方面的情况，我这里给大家稍微说一说。穆齐尔本人是奥地利人，出生在奥地利卡林西亚一个叫克拉根福的地方。与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穆齐尔也是一位生活在奥匈帝国版图内用德语写作的伟大作家。我希望大家在研读穆齐尔的作品之前，对奥匈帝国的历史和地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们在阅读《没有个性的人》时，就会产生很多困惑。比如说，德意志民族、斯拉夫民族，当然也包括捷克和匈牙利，与传统的奥匈帝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因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德国与奥地利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情节发展的中心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去做功课。我仅仅强调一点，穆齐尔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他一直崇尚德国文化，对奥地利多少有一点轻视。尽管在文化上，人们常常德、奥并称，但穆齐尔不认为奥地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文化特色和自主性。穆齐尔在作品中讨论的“历史文化”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以德国文化史为蓝本的，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穆齐尔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时期政府的工程师，因为在工作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被封为贵族。现在研究界一般把穆齐尔称为一个中产阶级作家。在我看来，穆齐尔在社会地位方面，与《没有个性的人》主人公乌尔里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家境优裕，收入稳定，生活无忧，受过良好的教育。穆齐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理性和科学头脑。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性敏感、紧张而多疑。穆齐尔很多的艺术天赋和感知力，包括他敏感的气质都是源于母亲。问题是，母亲也给他带来了一份“负资产”。在穆齐尔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开始和一个名叫亨利希·赖特尔的年轻人私通。在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开化的奥地利，与人私通也许还算不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个年轻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搬入穆齐尔家中，与这夫妇二人公然组建了一个“三角关系”家庭，就是另一回事了。老穆齐尔居然能够接受这样的三角家庭，并在畸形关系中相安无事地生活，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不用说，这件事对穆齐尔日后生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穆齐尔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中长大成人，其伦理和道德观念，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会因此事发生怎样的变化，是不难想象的。我们知道，穆齐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和诊断，从而对社会的历史进程做出预警。而这种诊断和分析，又是以对女性心理的幽暗部分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解剖为前提的。应当说，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做详细的论述。不管怎么说，穆齐尔对女性心理、两性关系不知疲倦的探究，在特殊家庭关系的影响之下，在他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中，已早早埋下了种子。

穆齐尔十二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了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军事技术学校。十四岁时，他进入莫拉维亚的布尔诺高等军事学校。到了1897年，也就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穆齐尔考入了布尔诺的理工学院，主修工程学。说起布尔诺这个地方，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另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没错，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出生于布尔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布尔诺是摩拉维亚的首府，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现在则归入了捷克的版图，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顺便说一下，米兰·昆德拉对穆齐尔的作品推崇备至，他认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穆齐尔是推动二十世纪小说出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人物。1903年，二十三岁的穆齐尔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并于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他所学的专业内容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两个信息：第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第二，心理学在当时作为一个时髦的新兴学科，已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关于心理学的讨论更是随处可见。

穆齐尔早期的两部小说《青年特尔莱斯》和《结合》，同时出版于1906年。《青年特尔莱斯》在当年寂寂无名，可是如今已被公认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影响非常大。这个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已经昭示出穆齐尔日后对于道德、理性和自我意识三者关系进行持续思考的重要特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齐尔奔赴意大利前线作战。据说他在意大利表现非常勇敢，并受到嘉奖。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二十年中，穆齐尔出版过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比如剧本《卓识者》和小说集《三个女人》等等，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之中——起先，穆齐尔为自己将来的创作草拟了一个包含二十余部小说的系列大纲，后来又将这二十多部作品的构思归并到了同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之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卷帙浩繁的长河之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个性的人》。

1938年，希特勒攻占了奥地利，穆齐尔被迫流亡瑞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文学研究者看来，穆齐尔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在他身前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穆齐尔在当时的欧洲完全默默无闻。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于1930年问世时，在德国和奥地利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德国文坛巨擘托马斯·曼曾对它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当代德语小说中，《没有个性的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预言它将在未来获得崇高的声誉。另外，穆齐尔在世时，一个由出版商和众多追随者所成立的团体（名称就叫“穆齐尔协会”）一直在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穆齐尔是一位在世时就拥有了固定粉丝群的作家，尽管人数可能不多。《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后带来的反响，甚至一度让穆齐尔产生了即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幻觉。我想说的是，穆齐尔在“一战”后的奥地利其实过得并不差。他的生活真正陷入困顿，是从1938年被迫移居瑞士开始的。穆齐尔在瑞士的最后四年过得很不顺心，他本人也很不喜欢瑞士这个地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穆齐尔的作品在奥地利和德国同时遭禁，从而使他丧失了版税收益，后来不得不依靠救济艰难度日。1942年，患有中风的穆齐尔在剧烈地跳了一阵蹦床之后，不幸去世。他的骨灰被撒入了日内瓦附近的森林。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穆齐尔求学时主修的是工程学、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一开始，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根据南非作家库切的记述，穆齐尔最初对文学和音乐的涉猎，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文教养，完全没有将文学写作作为终身志业的意图。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很快就成了马拉美、梅特林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而在哲学上，他所服膺的大师包括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穆齐尔对于尼采的迷恋，我们可以从《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一些端倪——穆齐尔对克拉丽瑟的形象设定就是一个尼采迷，一个崇拜超人的神秘主义者。当然，穆齐尔的知识面，远非上述学科领域所能囊括。如果我们将《没有个性的人》中涉及的知识门类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博物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等，尽皆纳入其中。也许只有一个概念可以涵盖他笔下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描述对象，这个概念就是“一切”。在穆齐尔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歌德那种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细加参详的雄心。

有同学向我抱怨说，《没有个性的人》根本读不下去。还有的人硬着头皮读了前二十页，就决定放弃了。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是难懂、晦涩。不过，如果你们要问我的阅读感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作品其实并不难读。这本书我以前读过一遍，最近为了给大家上课，又读了一遍，感觉仍然非常引人入胜。我的理由如下。第一，这个作品总体而言是一部披着现实主义外衣的小说，行文风格相当写实。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没有颠倒年代顺序，没有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没有取消标点，没有破坏人物与情节的传统结构。第二，这个作品的情节设置极为简单、集中，而且基本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缓慢推进。正因为叙事线索的交代异常清晰，我们在阅读时不至于无所依傍，更不会有迷路的恐惧。第三，这个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设定，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人物形象相对饱满。如果我们不被这部小说所涉及的知识吓住的话，阅读感受还是相当愉快的。按照我的经验，如果你耐着性子认真读完它的前两百页，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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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架与肌质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没有个性的人》开始逐渐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如今，这部作品已被大家公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那些热衷于文学史排行榜的读者和同行们，常常将《没有个性的人》视为现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将它排在卡夫卡的《审判》、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前。蒂姆·阿姆斯特朗将《没有个性的人》与托马斯·曼的《魔山》视为双壁，将它们并称为欧洲最伟大的“现实小说”，也有很多人（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将它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称这两部作品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

说实话，我个人对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位序排列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更关心的，是这位作家与他的同行们相比，呈现了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心灵世界。比如说，我第一次读到《没有个性的人》时，也忍不住将穆齐尔与弗兰茨·卡夫卡进行了一番比较。我的初步结论如下：首先，在精神气质方面，穆齐尔与卡夫卡是相通的，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其次，两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卡夫卡倾向于将现实世界经过变形之后进行重组，从而用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展现世界图景；而穆齐尔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对现实世界加以描述和阐释。最后，我认为，穆齐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卡夫卡的一部分主题，卡夫卡则无法涵盖穆齐尔。比如说，卡夫卡在作品中对国家机器、现代法律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荒诞处境的批判和抗议，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几乎全部都涉及了。但穆齐尔对科学、理性、社会道德、文化史、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深刻反思，卡夫卡则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向大家证明，穆齐尔要比卡夫卡伟大，而是想说明穆齐尔思想和文本的特殊性。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将穆齐尔与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进行比较——穆齐尔的哲学思辨能力完全可以与托马斯·曼相媲美；而在文体和修辞上，特别是试图提升议论在叙事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没有个性的人》与《追忆似水年华》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讨论外国文学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欧美文学”。单单就长篇小说而言，欧洲的文学与美国文学其实很不一样。举例来说，麦尔维尔的《白鲸》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完全不同。即便在欧洲文学内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差异。如果将法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放在一起比较，俄罗斯文学的复杂、深邃和沉郁，会让法国文学变得很“轻”——这里所谓的轻，指的当然是卡尔维诺曾描述过的那种轻盈和明澈。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向法国读者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文学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与理智的关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关心人与自己灵魂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并将它置于其它一切关系之上。如果简单区分一下，我们可以说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大多主题单纯，叙事明晰而轻快，美学风格和修辞技法高度统一。而俄罗斯和德国文学则结构宏阔、叙事滞重、风格雄浑。往往一部作品会有多个主题，而且不同的主题之间相互缠绕、甚至互相干扰。有人说，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人通常信奉一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单纯；而俄罗斯和德国人秉持二元论哲学，思考问题时，头脑相对要复杂一些。这种美学风格的区分，我们从欧洲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德彪西、拉威尔、罗西尼与贝多芬、马勒、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不同，一听便知，不待详论。

可能有同学不同意这样的区分。大家也许会问，法国的长篇小说中，不是也有《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鸿篇巨制吗？我的看法是，《追忆似水年华》虽然篇幅超长，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失去时间的追忆，而且文体和叙事风格相对统一。德勒兹曾经将现代长篇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动物性的，另一种是植物性的。《追忆似水年华》属于后者。我在失眠的时候，往往会读一段《追忆似水年华》，用不了多久就会睡着。因为它节奏舒缓，能带给人一种植物性的宁静，在阅读时，绝不会让你的思想和情感出现大的波动。

那么，在俄罗斯文学和德国文学之间，是否也存在着风格、文体、叙事方式方面的重要区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大家课后去思考。我这里只讲一点，那就是，现代德语长篇小说中一直存在着重视哲学思辨的传统，对于社会和人生问题，往往会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进行追问和沉思。托马斯·曼是如此，黑塞是如此，穆齐尔也是如此。我认为，中国文学界对法国、俄罗斯文学和英语文学比较了解，而对现代德语长篇小说的重视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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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随笔

在讨论情节构架和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附带着讨论了穆齐尔在小说中所呈现的一些思想和观念。按照雅各布森的分类法，诗歌语言是隐喻性的——将意义压缩在一起，而小说的叙事则是换喻性的——将一个意义移置于另一个意义之上。因此，我们在讨论小说的构架时，没法不讨论它所产生的意义。但现代的德语长篇小说（尤其是穆齐尔）对作品的结构框架、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通常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绝不会热衷于追求人物性格的典型和饱满、情节的引人入胜、文体的精美和整饬。因此，《没有个性的人》的构架，虽然也很重要，但总体而言，不过是个巨大的容器和骨架而已。作者的目的，是在这个容器或骨架的缝隙中，装入另外的填充物。如果我们借用兰色姆的概念，所谓的“肌质”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包括议论、言谈、意识活动在内的思想性随笔。由于这个部分涉及的思想和意识片段十分丰富、庞杂，我们要逐一进行论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择其要点，略加归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我们在讨论这些思想随笔的内容时，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很多思想和随感都是经由人物的言谈被陈述出来的，而这些人物的言谈与形象的塑造之间却构成了某种不对称性。以往“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塑造人物的信条，完全不适用于穆齐尔。也就是说，在穆齐尔的笔下，愚蠢的人也会说出某种很有见地的话来，卑鄙的小人有时候也会表达高尚的观点，一个头脑混乱的人完全有可能发表逻辑严密、极富条理的言论。个人的品格、行为和形象的设定，并不总是要求与其语言保持一致。这种“不对称性”的话语叙事策略，并不是穆齐尔的发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为典型的范例。 

1. 知识与话语

一次，施图姆将军来到国家图书馆参观。当他发现自己要读完这个图书馆里所珍藏的三百五十万册图书，至少要花去一万年的时间时，不禁惊呆了。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性，并发出了这样的一句感慨：“这世界简直像一个大骗局。”（第424页）关于图书的泛滥以及人类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所感到的恐惧，在小说第二部的第六十一小节，作者有这样的议论：“反映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上天飞行这一过程的全部认识连同其处于完备状态的证明，不会多于一个阅览室的开架书；而一只和地球一样大的书柜却远远装不下剩余下来的一切知识。”（第226页）按照阿恩海姆的说法，在当时的德国，每天都会出版一百多本书籍，每年会创办一千多种刊物，“每一个人都在写作，每一个人都在随心所欲地把每一个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使用，没有人想到要对整体负责”。（第522页）

穆齐尔认为，知识的生产是一种自动化的生产。我们追求、传播和生产知识的过程，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中，并严格遵循着资本扩张的信念和逻辑。人类追求知识时的贪婪与追求利益时的贪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对于知识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其实是源于“一种可怜巴巴的储蓄欲”和“一种骄傲自大的内心的资本主义”。（第288页）在穆齐尔看来，我们的生活，并非由人的行为所构成，而是由其意见为人们所吸收的言论、观点和论文、由意见和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意见所构成的话语体系组成。也就是说，过剩的知识生产出失去对象的话语，而这种话语则会产生新的时尚、行为准则和道德信条，并反过来指导或压制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世界观过剩的话语世界。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完全没有知识、不受话语控制的人就会沦为卢梭所定义的“野蛮人”。

在《没有个性的人》里面，这个野蛮人就是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作者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描述莫斯布鲁格尔所遭遇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他就像一座无人居住的珊瑚岛，坐落在一个看不见地包围着他的无穷尽的论文大海之中。”（第494页）作者对莫斯布鲁格尔这个人物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由于这个人物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远远甩开，被他所难以理解的话语世界围困在孤岛上，他的处境自然令人同情；另一方面，莫斯布鲁格尔作为一个“野蛮人”，也代表着某种淳朴而珍贵的“原始之力”。这种未受现代话语体系所污染的“原始之力”，在穆齐尔看来，正是存在的根基。所以，穆齐尔也会不自觉地对莫斯布鲁格尔的境况表达羡慕之情。我们知道，到了近现代，这种“原始之力”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名称，它被称作“自然”。我们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乃至于中国作家沈从文的作品中，都可以时常见到这一类对“原始之力”不加掩饰的歌颂和赞美。卢梭正是表达对“新文学”厌恶的时候，找到了“野蛮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似乎只有“野蛮人”能够建立“意识的自主性”，免受社会话语的奴役和控制，而这类“野蛮人”通常由穷人、被压迫者、强悍的人和原始人构成。卢梭曾这样说：“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而在特里林看来，“整个十九世纪，艺术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在观众心里唤起生存的意义，并召唤被高度发达的文化削弱了的那种原始的力量。”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的文史传统，似乎对话语或文辞的浮靡一直保持着警惕。比如说，围绕着所谓的“文质之分”“名实之辩”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随着“淫哇逸荡”之辞在日益泛滥，思想界也出现了“嫉伪”和“反朴还淳”呼声。王阳明更是直言不讳地将“虚文胜而实行衰”视为社会动乱的征兆与根源，并明确提出，“著述者”对社会乱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胜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辞，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另外，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也没忘了时刻提醒读者，知识和话语所产生的规则、伦理、法律和社会的组织系统，也是可以杀人的。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曾引用列宁的话，来描述现代社会组织的威力——所谓的现代社会组织，可以要求德国和俄罗斯的两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紧急赶往一个陌生的地域（比如波兰），趴在壕沟里向对方开枪。而海明威的著名小说《杀人者》，则试图向我们说明，在和平年代的大城市里，规则是如何杀人的。穆齐尔笔下日益临近的战争，显然也是话语、观念和规则的产物。此外，穆齐尔也描述过另外一种杀人的观念或规则，那就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亡。我认为，穆齐尔是第一个对此类问题展开认真思考的人。在小说开头的第一小节，作者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一桩交通事故。一位事故目击者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这个国家每年因汽车致死的人数达到了十九万人，致伤四十五万人。（第7页）而在另一段情节中，作者也做过类似的估算：相对于传统的马车，维也纳的现代快捷交通工具造成的死亡人数，要比印度有史以来所有被老虎吃掉的人还要多。（第226页）如果我们将汽车被发明以来，全球所有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精确地统计出来，那一定会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数字——至少不会少于“一战”或“二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在穆齐尔那里，交通事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隐喻。或者说，穆齐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现代知识话语进行反省的另类视角。穆齐尔描写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是否应该被处决，引起了国家法律系统和知识界人士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基于法律或人道的考量），而与此同时，大家却对大街上每分钟都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死亡熟视无睹（基于文明或进步必有牺牲者这一伦理）。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在进步或人道的名义下，制造出了这样一种让我们习以为常的反差？就小说史而言，对知识系统的反思、质疑和不信任，实际上从福楼拜时期就开始了。在《布瓦尔与白居榭》中，福楼拜笔下的主人公为了寻找一种坚固的、经得起推敲的知识，隐居在乡间的古堡中，埋头研读书籍和文献。令他们痛苦和失望的是，各种知识之间自相矛盾并彼此对立，这种矛盾和对立，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而穆齐尔所质疑的对象，除了以书籍和文献为载体的“知识”之外，更多地指向了日常的社会和文化话语——这是一个由随处流播的言论、意见和声音所构成的言语系统。在穆齐尔看来，任何一个命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反命题，任何一种意见都会形成反对意见，任何一种价值观或文化立场都在同时召唤着其对立面的出现。各种意见的争论和交锋，既不会导向一个一致性的共识，也不会形成某种社会共同体统一行动的合力，更不会产生最终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见只是意见而已。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时趋和个人境遇之间复杂的交互运动。它往往是本能的，甚至是任意的。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掌控之下，个人精神和灵魂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历史本身也失去了方向。穆齐尔并未像后来的福山那样，匆忙宣布历史的终结，他更愿意将历史的道路，描述为一个任意的道路：

（历史的道路）不是一只台球的道路，一被推出便沿着某条轨迹运行，而是像云朵的道路，像一个漫步大街小巷的人的道路。这条路时而因一个阴影，时而因一群人或房屋正面的某种奇特装修而偏转并且最后来到一处它既没见过也不想到达的地方。（第333页）

我们在讲解美国学者特里林的《诚与真》时，曾经讨论过“个人”这个词是如何出现的。在传统社会中，人就是人，并不是什么“个人”。“个人”这个词的出现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这个概念得到了普遍的使用。简单来说，“个人”这个概念是和“社会”这个概念一同出现的。可是，“个人”一旦出现，它就永远处于某种悬置或疏离状态。这是因为，“社会”这个概念中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概念，那就是“他人”。存在主义所谓的“他人即地狱”，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在生存竞争中，“他人”的存在对“我”的发展产生了妨碍。从哲学上来说，这句名言应该这样来理解：因为传统的衰落，个人被抛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处于他人的包围之中，个人的行为和存在的意义，都必须由他人给予认定；同时，他人的意见、见解和话语，每时每刻都在对“我”构成影响、限制和威胁。特里林在解释萨特的这句名言时进而指出：“所有的他人，那些在感受力和文化程度方面参差不齐的整个公众，构成了这个认可虚假、精于虚假的地域，他们使现代世界的芸芸众生化为乌有。他们就我们的处境责备我们，我们成了互相从属的成员。”我想，这也是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将我们今天的社会概括为“他人引导的社会”的原因。那么，当他人的意见和话语，演变成一种充斥于社会的陈词滥调，并急剧繁殖时，个人的自主性又该如何维持呢？我想，这就是穆齐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外，穆齐尔还警告说，言不及义的饶舌、让人找不到方向的陈词滥调、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无意义争论，如果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暴力的单义性”就会再次登场。（第549页）这是因为，人被文化驯服，不过是一种假象。从根本上来说，人从来都是一种受到原始之力加持的简单而粗暴的动物。当各种意见长时间争执不下时，人们在厌倦之中，就会开始呼唤暴力的“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说，穆齐尔预言了纳粹的出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人惊叹的是，《没有个性的人》还没来得及写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因此，库切将《没有个性的人》看成是一部“在写作期间就已被历史赶超”的小说。总体而言，穆齐尔所揭示的个人生存的荒诞性和悖谬感，与卡夫卡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穆齐尔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不仅仅指向社会法律系统所代表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同时还指向了话语本身。不用说，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知识的生产能力、话语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已经远远不是穆齐尔那个时代所能比的了——在今天，中国一个国家每年的图书出版量，就已达到了二十五万余部。穆齐尔准确地预见了由新闻媒体和出版业掌控的“舆论时代”的到来。他断言说：“未来的诗人和哲学家将由新闻学的途径涌现出来！”（第597页）不过，当“他人”的意见，通过手机客户端不分昼夜地向我们扑来时，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哪些是有用的知识或信息，哪些仅仅是为了骗取流量或点击率的卑琐伎俩，哪些不过是各类情绪的分泌物？所以，在今天重读《没有个性的人》，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当今社会的文化环境，还是很有意义的。 

2. 科学与道德 

穆齐尔早年受到过良好的自然科学训练，他在描摹现实世界时，不仅使用了大量的科学与工程学概念和语汇，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挪用了类似于“科学论文”的特殊修辞，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这个作品冷静而客观的观察视角、富于思辨性的“现象学”风格以及融叙事与议论于一炉的特殊文体。那么，穆齐尔对于科学本身，特别是科学在当今社会所扮演角色，是如何看待的呢？在小说的第一〇二小节，当乌尔里希与极端主义者汉斯·塞普发生争论的时候，他曾严肃地提醒对方：飞机和吸尘器的发明，有用人洗澡间的、既卫生又舒适的现代化市民公寓的出现，当然意味着时代的进步。穆齐尔并不否认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益处。不过，乌尔里希进而又认为，因为科学的进步总是体现于生活的局部，而我们的生活总体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种进步从根本上来说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退步。（第448页）尽管主人公乌尔里希的看法，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立场，但我们从这场争论中，也可以大致窥探出穆齐尔对于现代科学的基本态度。在乌尔里希看来，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生活的小小便利，与科学对人的基本生存造成的“不可复原”的巨大破坏相比，也许根本不值一提。乌尔里希将科学看成是魔术、童话和宗教的混合物，当然，它也是一个新的伦理或意识形态神话。说它是魔术，不仅因为科学是一种高度智力水平的游戏仪式，而且随着科学对世界的认识的推进，科学结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奇怪的“翻转”。被颠倒的东西，会不断地被重新颠倒过来——在科学的名义下，常识被宣告为谬误；罪孽的污水，会突然翻转为清澈的山溪；一直被认为是错误并受到我们蔑视的东西，有朝一日会成为被我们尊奉的新思想。而且，科学在认为属自己主管的所有问题上，均与普通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说科学是童话，是因为科学的产生扎根于人类古老的梦想和欲望，就像一步能跨出七步的靴子，最早哺育了对汽车的想象一样。（第33页）但问题是，科学一旦产生，它就自行向前，将人类远远地抛在了自己的身后。当人类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就会陷入到无穷无尽的忧虑之中，但科学本身从来都无忧无虑，它始终像童话世界一样美妙。科学有着自己的性格，并不受人的愿望的左右。当世界到达它的末日之时，科学仍然乐于向我们提供最后一篇研究蚁酸的论文。（第229页）说科学是宗教，那是因为科学重建了当代世界的理性和道德，它在摧毁传统信仰的同时，创立了新的信仰。这种信仰与传统信仰相比，其教义更加严酷、勇敢和灵活，而且受到了像刀一样冷森而锋利的数学逻辑的渗透和支撑。（第33页）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关于科学问题，穆齐尔通过乌尔里希这个精通数学的“私人学者”，发表了许多痛切而悲观的议论。不过，总体而言，穆齐尔对于科学的反感和厌恶，主要针对的是科学的滥用，以及科学原则和伦理试图覆盖一切生活领域的狂妄。正如尼采曾经指出的那样，怀疑宗教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要把人类交给科学。科学既不能指挥我们如何生活，也不能指明道路。“人们只有知道自己意欲何往，科学才能派上用场。”与尼采、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的立场一样，穆齐尔竭力反对将人的灵魂交给科学管辖，反对将人的精神生活交给科学去打理。乌尔里希曾以金刚石为喻，与狄奥蒂玛讨论过“科学环境”与“精神环境”的重要区别：一块金刚石，不论它产自非洲，还是亚洲，它始终是一块金刚石。正因为所有金刚石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产地或环境的差异性，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我们讨论的对象不是金刚石，而是人，那么，情况就会发生颠倒。我们固然可以说亚洲人和非洲人都是人，但因为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其作为人的个性会迥然不同。在这里，环境因素（包括宗教、文化和习俗），就会成为理解人的头等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仅仅从“成分”（即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人，那么，所有的差异性、个性和独特性都会遭到抹除。而当所有这些预示着个性的东西及其承载物都被清除干净之后，人最终将会失去他自身，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第529-530页）而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由科学伦理掌控一切的时代。因此，在穆齐尔看来，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伴随着“常人”的诞生，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在消失。而在海德格尔的概念里，所谓的“常人”，实际上是个“无此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他人。乌尔里希曾对他的朋友瓦尔特这样说：

人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再是一个完好的人面对一个完好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一般性的营养液中移动。（第201页）

这是一段十分著名的言论。与穆齐尔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德国作家维克鲍姆在小说《饭店里的人》（1931）也有类似的描述：

如果你出去旅行……在大厅里坐个把小时，仔细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没有脸。他们相互之间只不过都是仿制品。他们都已经死了，但自己根本不知道……[17]

穆齐尔认为，依照科学的一般原则建立起来的理性和道德，就是这样一种营养液。这种道德并不是为“有个性的人”准备的，它只是一种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建立起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新的时间链。我们其实并不在生活，而是在为一个成问题的未来操心或筹措。人更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关在拘留所中，为未来做着没有真正尽头的准备工作。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生命中关于存在的必要性的那种感觉，已经像一盏油灯那样，慢慢耗尽自身。（第548页）对当今世界的道德，乌尔里希是这样理解的：

流传给我们的道德是这样的，仿佛人们把我们送到外面一根晃晃悠悠张在一个深渊上空的绳子上……并且没给我们出什么别的主意，只是劝我们：好好挺直你的身体。（第715页）

这最终导致了一个悖论：一切都符合道德的准则，只有道德本身不符合道德的准则。（第960页）正因为道德的总体状况如此令人绝望，乌尔里希才把目光投向了它的反面，即非道德。乌尔里希发现，“只有在不像好事那样已经被完全磨损的坏事中尚还颤动着些许道德的活力”。（第766页）简言之，不道德的事物要比道德的事物更有活力。既然如此，尝试从不道德的事物中汲取行动的上升或下降之力，就成了一种道德的行为。由此，乌尔里希发出了他的行动宣言：

正因为现实不再有什么意义，人们必须重新夺取非现实。（第532页）

在这里，我必须再多啰唆几句。

我们千万不可将乌尔里希这个人物，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反道德的人，一个崇尚非理性的人，或者说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那就会陷入一个更大的错误。事实上，乌尔里希所尝试建立的生活原则，不过为了让自己从难以忍受的现实性的平均值中分离出来，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已。虽然乌尔里希在道德层面的沉思走得足够遥远，但他的基本行为还是大体上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他的生活信条似乎是:人越是鄙视这个世界，就越应该洁身自好。 

3. 关于个性 

差不多在1941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论流行音乐》。我在很多场合向同学们推荐过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阿多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与音乐创作关系并不大。他是想通过“流行音乐”的生产过程，来揭示文化工业的一般状况。阿多诺从“流行音乐”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发现了当代流行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标准化和虚伪的个人化。首先，流行文化的生产和制作，遵循着现代工业的标准化流程——从整体设计、音乐曲式结构和节奏的安排，到音乐类型学，全都被标准化了。甚至，即便当音乐家在竭力避免标准化的时候，它仍然被标准化了。在阿多诺看来，音乐的生产，与流水线上的汽车生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其次，所谓的音乐个性，并不试图呈现作曲家的个人情感与世界的特殊关系（比如像贝多芬那样），而只是致力于通过种种装饰性风格的变化，来刺激听众的感官，从而引导和满足消费。或强烈或幽怨的情感，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节奏、旋律和和声，被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因而，流行音乐的个性，是虚假的——正如一辆汽车，在发动机没有任何调整或更新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通过改变汽车外部龙头凤尾的造型风格，来使它显得具有某种个性，以此激发公众的消费欲望。

我之所以要提到《论流行音乐》这篇文章，是因为穆齐尔对“个性”的看法和基本思路，与阿多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谈及“个性”的地方极多。尽管作者涉及的问题过于细碎复杂，且许多地方的描述自相矛盾，但总体而言，穆齐尔对“个性”问题的看法，仍然是清晰、统一的。我认为，穆齐尔所探讨的个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穆齐尔笔下的个性，具有明显的褒义色彩，它主要意味着社会的差异性、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个人行为的自由无拘，与所谓的整一性、普遍性和平均值形成对立。穆齐尔虽然没有使用“标准化”这样的概念，但他的看法和阿多诺十分接近：扎根于现代科学和工业体系之上的文化和道德上的“平均值”，对文化与人的个性，同时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与破坏。而从狭义的角度来说，穆齐尔的“个性”，指的是特定的社会个体，由于性格、趣味、身份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彰显出来的某种个人色彩。在这个层面上，穆齐尔是在批判或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与阿多诺一样，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个性”，是虚伪的，孱弱的，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可笑的。

这里的“个性”一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个人色彩”之外，还包括如下内容：1. 功利性的世俗成就。2. 个人与现实社会的融入度。3. 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个人身份的可辨识度。正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变得像母鸡的牙齿一样罕见，虚伪的个性才会大行其道，并加速繁殖。无论是狄奥蒂玛、博娜黛婀这样具有强烈文化虚荣心的“知识女性”，还是女佣拉喜儿、小黑奴索利曼，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并建立自己的个性。甚至就连施图姆将军这样的粗人，也在通过收藏小刀，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以博得知识者的赞誉。当追求“个性”成为一种时尚，当欧洲的姑娘一心要把自己的头发和裙子弄短时，“一千九百二十年的基督教道德，一场震动人心的战争的几百万死者以及一座簌簌作响笼罩住女人的羞耻感的德国诗文森林全不能将其延缓一刻。”（第376页）

如果我们要在整部小说中，挑选出一个“最有个性”的人物来，这个人物当然非阿恩海姆莫属。穆齐尔是将阿恩海姆置于乌尔里希的对立面来塑造的。阿恩海姆集银行家、冒险家、作家和学者几重身份于一身，在世俗社会中取得了人人称羡的成就，无论是权力、金钱，还是他所拥有知识、文化修养、风度气质，阿恩海姆都堪称是这个时代的典范。他处于世界光彩夺目的舞台中心，顾盼自雄，举手投足之间，都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不凡的气度，以及种种一眼就能辨识出来的“个性”。可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个性，也还是虚弱不堪的。因为支撑他个性的最重要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金钱。换言之，阿恩海姆身上所发出的耀眼的、个性的光芒，不过是金钱的折光而已：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每一个有人性的鼻子必然会立刻嗅到一阵柔和独立、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到处挑肥拣瘦、轻度鄙视世界和经常意识到的权力责任的气息，这阵气息从高额和稳定的收入上升起。人们从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上看得出，它得到一种精选的世界力量的哺育并且天天得到更新。金钱在这阵气息的表面，犹如液汁在一朵花里那样循环。”（第386页）穆齐尔认识到，在当今社会中，金钱成了个性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

有这样一个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流行，那就是“任性”。在过去，“任性”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不懂事”，而现在，它意味着成人世界的某种腐败变质的“自由”。如果这种自由也是一种让人羡慕的“个性”的话，那么这种个性全部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金钱的加持。而一旦个人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这种个性就会像一朵鲜花那样即刻凋零。（第386页）与阿恩海姆相反，乌尔里希没有任何的世俗成就，甚至没有固定而正当的职业，并与社会生活刻意保持着距离。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可辨识的、值得炫耀的身份特征，因此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过，与许许多多追求“虚假个性”的人相比，乌尔里希的身上反而具有某种珍贵的、不确定的“真实性”。在这里，穆齐尔暗示了这样一个诡异的辩证法：在当今社会中，只有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才有可能最终获得真正的个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没有个性的人》里，乌尔里希其实是最具有个性的人。 

4. 情感问题 

不知道大家在读《没有个性的人》这部小说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女性，都对乌尔里希产生了某种或隐或显的爱慕之情，几乎没有例外。莱奥蒂娜、博娜黛婀、狄奥蒂玛、克拉丽瑟、格达，甚至还包括狄奥蒂玛的小侍女拉喜儿，全都如此。但乌尔里希对所有这些女人，都没有什么兴趣。莱奥蒂娜对食物饕餮般的贪婪让乌尔里希感到厌恶，乌尔里希在与莱奥蒂娜相处时，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不断地给她喂食；乌尔里希与博娜黛婀的情感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四天，她过于亢奋的欲望也让乌尔里希感到恐惧；那么，美貌的沙龙女主人狄奥蒂玛又如何呢？当狄奥蒂玛多次试图挑逗他的情感时，乌尔里希通常用模棱两可的冷漠迫使她浅尝辄止；他与尼采迷克拉丽瑟的交往，既暧昧，又纯洁，只是徒然让后者的丈夫瓦尔特妒火中烧；他倒是尝试过与格达上床，但绝非出于爱恋和欲望，而是受到了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激励——他试图通过与格达的恋爱，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从一帮无赖求婚者的包围中解救出来，遗憾的是，他最后没有成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乌尔里希与女性的关系，如何来理解乌尔里希在情感世界的历险？我们简单地将乌尔里希描述成一个玩世不恭的猎艳者，或者反过来，将他理解为一个对女性天生冷淡反感、丧失了爱的能力的“寂静主义者”，都是错误的。是否有人记得，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个女性，她的存在，在乌尔里希的心中燃起充满激情的熊熊烈焰，让乌尔里希深陷其中，完全不能自拔。这个女性是谁？大家还有印象吗？说得很对，是少校夫人。在《理想国》的第四卷，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人类灵魂中彼此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欲望和激情。理智和欲望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什么是激情？举例来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情感关系，就是一种激情。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偷情或婚外恋，那就只能说明，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读懂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尔斯泰不过是重写了《奥德修纪》中的“塞壬”主题。乌尔里希与少校夫人之间的情感也是这样——它不是欲望，而是一种不受理智控制的、更为古老的激情。他们在牵着马外出散步时，激情像闪电一般迸发。刹那间，少校夫人没来由地感觉到“从她的手腕至膝头熊熊烧起一阵火”，让她惊骇莫名。两人几乎是跌倒在路边的苔藓上，疯狂地互相亲吻。（第114页）遗憾的是，如此炽烈的情感，在乌尔里希的生命中只是一闪而过。事后，乌尔里希独自一人来到海边的一个孤岛上，静静地咀嚼他与少校夫人的情感记忆。最后将他从这种激情中拯救出来的，并非理智，而是对世界万物中所蕴含着的无差别秩序的深切感知。与尼采一样，他认识到了一种存在于“世界心脏”的更为深沉的情感，就如同两棵树的“爱情”一样——正因为它们的生命在根部挨得很近，因而彼此之间无须谈情说爱。不用说，乌尔里希对这种升华了的情感的体认，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我们大致归纳一下。乌尔里希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女性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显然是因为他从少校夫人给予他的炽烈情感体验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如果说，我们把男女之间的情感世界区分为现实和非现实这样两个部分，毫无疑问，乌尔里希所追求的，正是“非现实”的情感。因为他意识到了现实的情感世界，已经被太多的欲望、虚荣和功利性目的所污染，所以他试图转而夺取非现实，希望从非现实的情感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这学期，我同时也在给本科生上课。不久前我给他们推荐了一本小说，是安德烈·纪德的代表作《窄门》。有好几个同学在课后找到了我，不约而同地对我诉苦说，这本小说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为这件事想了很久。甚至又把这个作品找出来看了一遍，没觉得有任何困难的地方，怎么也无法理解学生为何看不懂。后来，我和朋友聊起这件事的时候，他的一番话终于让我恍然大悟：我们这代人，在“文革”前后出生，到了青春期时，男女之间的交往仍受到严格的限制。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存在于意识中的幻想罢了，具有强烈的非现实性。简单来说，我们这一带人的爱情观，由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和道德约束，受到了神秘主义幻想的长期哺育。因此，当我们读到《窄门》中所描写的超越性的“非现实爱情”时，会觉得感同身受。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社会中，我们对于那种“形而上”爱情的意义，对于那种“没有实现的爱情”所具有的神秘魅力，或许已经逐渐丧失了感知能力。

（本文选自《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0期，内容系格非先生在清华大学“小说叙事学”课程授课内容整理而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