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为他是神圣的，涂着防腐的香料：他死了，人们才发现他还活着。在不情愿地为他编制的花圈下流露出来的不安和怨恨，证明他仍然令人不快，而且会长期令人不快：他成功地使右翼和左翼的思想正统的人结成了反对他的联盟。某些庄严的木乃伊喊着：“谢天谢地，既然我还活着，那错的就是他。”只要想象一下他们的高兴劲儿，只要读读《人道报》上的“这是一具刚刚死去的尸体”，便能了解这个几乎不再写作的八十岁的人，还一向对今天的文人有着这么大的影响。
有一种思想的地理学：正如一个法国人，无论到国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迈出一步而既不接近也不远离法国。同样地一切精神活动也使我们接近或远离纪德。他的明晰、清醒，他的理性主义，他的拒绝悲天悯人，允许别人在一些更模糊、更暧昧的企图里进行思想冒险：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有一种明晰的智慧保持着分析、净化某种传统的权利；即使人在一次探险中丧生，精神也不会毁灭。法国三十年来的全部思想，无论愿意与否，也无论他们别的坐标是什么样子，是马克思、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都应该参照纪德来确定自己。
至于我，各种悼念文章里无意中保留的伪善、总之是卑鄙的臭气太使我不快了，我不想在这里指出我们和他的区别。最好还是回想一下他赠给我们的礼物。
在同行们——他们的轻率从未使我吃惊过——的笔下，我读到他“危险地生活在三层厚的法兰绒内衣里”。愚蠢的嘲笑。这些胆小怕事的人发明了一种奇怪的防御来反对别人的勇敢：他们只是当这种勇敢在各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时才予以承认。如果纪德拿生命来冒险，特别是如果他不理会他胸部的炎症的话，人们就会原谅他用自己的思想和名誉来冒险了。人们装作不知道有一些勇气因人而异。不错，纪德是谨慎的，他用词斟酌，签名之前犹豫不决，而如果对一个思想或舆论运动感兴趣，他也设法做到有条件地参加，以便置身局外，随时准备退却。然而同样是这个人敢于公开主张《科利东》[1]的信念，发表《刚果之行》的控诉，在危险的时候勇敢地站在苏联一边；而更为勇敢的是，当他以为——不管他的看法是否有理——自己错了便公开改变立场。或许正是这种狡黠和勇敢的混合使他成了典范：慷慨只有在了解物品价格的人那里才值得尊重，同样，没有什么比一种考虑周到的轻率更适于打动人的了。《科利东》由一个冒失鬼来写只不过是个风化问题，但如果作者是个权衡一切的机智的中国人，书便成了一份宣言、一个见证，其意义远远超过它所引起的轰动。这种谨慎的勇敢应该成为一条“指引思想方向的规则”：甚至对明显的事实都保留他的判断，而一旦获得确信，便同意为这种确信付出直至最后一分钱的代价。
勇敢和谨慎：两者比例适当的混合表明了他作品的内在趋向。纪德的艺术在风险和习俗之间实现一种妥协；新教的戒律和同性恋者的离经叛道、大资产者傲慢的个人主义和对社会约束的清教徒式的爱好、某种难以言传的呆板和一种源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一种强烈的却又想保持纯洁的肉欲，在他身上互相平衡，对习俗的遵守和对自发性的寻求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了。这种平衡游戏最初来自纪德对现代文学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他使现代文学脱离了象征主义的窠臼。第二代象征主义者曾经相信，作家只能处理为数极少的、极为高雅的主题才不致降格，而且能根据这些明确限定的主题来任意表现自己。纪德把我们从这种天真的物化主义里解放出来了：他告诉我们，或者一再告诉我们，一切都可以说——这是态度勇敢——不过要按照口才的某些规则——这是他的谨慎。
这种谨慎的勇敢产生了他连续不断的转变，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对客观性的酷爱、甚至应该说他的“客观主义”——我承认它是很资产阶级化的——，它促使他寻求理性一直找到了对手那里，并为别人的意见所蛊惑。我决不认为这些如此富有特色的态度今天还对我们有益，然而它们却使他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一种严格地进行的、我们可以随时加以吸收的经验。总之，他体验过他的观念，尤其这一观念：上帝之死。我并不设想今天会有一个信徒是被圣徒博纳旺蒂尔[2]或圣徒昂塞尔姆[3]的论据引向基督教的，但是我也不认为会有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是由于相反的论据才背离信仰。上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每个人以他的全部生活作出解答的总问题，而每个人的解答则反映了他对于别人和对他自己所采取的态度。纪德为我们所作出的最可贵的贡献，是把上帝的没落和死亡体验到底的决心。他本可以像许多人那样，对一些概念进行赌博，在二十岁时就确定他的信仰或他的无神论，并且终生保持下去。与此相反，他要检验他和宗教的关系；把他引向他最终的无神论的生动的辩证法，是一种缓慢的发展，这在他之后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由一些概念和观念规定死了的。他和天主教徒的无休止的讨论，他感情的流露，他的含有讽刺意味的反复，他的讨好，突然的决裂，他的进步、停滞、旧病复发，他作品中上帝这个词的暧昧、即使在他只相信人的时候也拒绝放弃这个词，他全部严格的经历，归根结底要比一百种论证更能启发我们。他为我们经历了一种生活，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新体验到。他使我们得以避免他曾落入的陷阱，或者像他一样摆脱陷阱。他使他的对手们在我们心中丧失了信誉，哪怕发表他们的通信也不能迷惑我们了。黑格尔说，一切真实都是变成的。人们总是忘了这一点，只看结果而不看过程，把观念当作一种制成品，没有意识到它并非别的，而只是它缓慢的成熟过程，是一系列必然、但可以自行纠正的谬误，一系列片面的，但可以自行补充、扩展的看法。纪德是一个不能代替的典范，因为他与别人不同，他选择了变成他的真实。二十岁时抽象的无神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他的无神论是缓慢地获得的，是探索了半个世纪的结果，这种无神论，就变成了他的具体的真实，也变成了我们的具体的真实。由此开始，今天的人便能够变成新的真实。
注释：
[1]科利东是维吉尔的《牧歌》中的人物，纪德在以这个人物为标题的一篇论文里为男子同性恋辩护。
[2]博纳旺蒂尔（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
[3]昂塞尔姆（1033—1109），坎特伯雷大主教，著名神学家。
译者按：本文译自让—保尔·萨特的《境遇》第4卷，加里玛出版社，1964年。
（本文出自《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