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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甘迪书店，少数几家很不明智地免费让爱书人看书的书店之一。寂寂无名的智利诗人罗贝托·波拉尼奥站在一排书架前，旁若无人地读着一篇题为《再次抛弃一切》的宣言。那是1976年的一天，他读到的这篇宣言，号召诗友们效仿诗人兰波，为文学放弃一切。“真正的诗人应该走出咖啡屋，与神枪手、孤独的牛仔、烦人的超市顾客等这些为数众多又各自为政的人们打成一片。”

这宣言引燃了波拉尼奥内心潜藏的渴望，他想在文学之外生活。而在墨西哥，他过着非常文学的生活。1953年4月，他生于智利圣地亚哥，先后在智利的很多落后小镇度过童年时代。但到了1968年，他随作为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的父亲莱昂·波拉尼奥，和在学校教数学和统计的母亲维多利亚·阿瓦诺斯，举家迁居到了墨西哥城。他的青春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经常逃学，就连假期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逃学并不是瞎胡闹，而是逃到书店里蹭书看，在阅读中获取虐待狂般的快感。他还经常偷书，并时不时暗中跟踪自己钦佩的作家，譬如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他把这些作家比喻为大象那样的庞然大物。他说：“我们就像一个个小蚂蚁，大象在旁边走过，轰隆隆的声音，而我们只是小蚂蚁。”有一次在墨西哥，波拉尼奥和他的几个作家朋友远远地在路上看见科塔萨尔，心情之激动和亢奋，跟我们今天粉丝们看见自己的偶像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波拉尼奥疯狂写诗，成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他日后回忆说，在墨西哥，他被作家们包围，处在不是作家就是艺术家的世界。他既眷恋，又时刻想着逃离。

1977年，波拉尼奥打点行李，和好友马里奥·圣地亚哥·帕帕斯基亚罗相约离开了墨西哥。他领了两个杂志社给付的文章稿酬，买了张机票到巴塞罗那。他本想去瑞典，但那儿没有认识的人能帮他介绍工作，于是选择留在了西班牙。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巴塞罗那附近海岸讨生活，洗过盘子，有时在酒店听差，也曾在露营地当守夜人，还做过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季节性短工、接待员等，并一度染上毒瘾。他终于进入了没有作家的世界。但他从不曾有一天离开文学，离开他挚爱的诗歌。相反，即使是干着这些最“卑贱”的活，他依然玩命似地坚持写诗。

或许这是因为，波拉尼奥最早的文学记忆之一，就是听母亲大声朗读聂鲁达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母亲说，波拉尼奥刚刚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学阅读，7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一篇小说，讲述几只母鸡爱上了鸭子，令畜栏的其他动物感到愕然。这似乎预示了他日后将以小说闻名世界。但波拉尼奥分明更痴迷诗歌。他声称，相比小说，他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他说，小说不是诗歌，不是押韵的十四行诗，它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是杂质最多的一种。“但无论小说还是诗歌，我都相信文学。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他还说：“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但到了1992年之后，波拉尼奥几乎没有再写诗。而从1993年开始，当他被诊断患有渐进自身免疫性肝病，甚感所剩时日无多，便决定开始集中精力写小说，希望出版小说挣的钱能够改善经济拮据的家庭状况，并给孩子留下一笔遗产。他把自己关在加泰罗尼亚的家里，闭门不出。相伴的只有菊花茶、无尽的香烟，以及永不停歇地写作。

最开始的几年，他无声无息地写着，家里没有舒适的装备，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台电脑，和写作时用来听音乐的随身听。即使到了冬季，他也不用暖气。“有时，我的双手会被冻僵，我就离开办公室，去到我妻子那儿，把手放炉火边取暖。”即使这样，他依然控制不住写作。在写作中，他常常被一种“忘我的感觉”灼伤。

他忘我的写作也终于等来了回报。1998年，《荒野侦探》出版，为他赢得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小说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他欣慰地看到，给孩子留一笔遗产的愿望实现在即。然而，他纵使预言过“我的声名在死后”，也未必料到他短短十年间创作的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他早年写的，于身后陆续结集出版的三部诗集，会在他去世后迅速成为西班牙语和英语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遗产”。评论界把他和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其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长篇巨著《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天才、里程碑等等赞誉，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将他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托马斯·品钦的同一队列。

波拉尼奥这家伙写的或许又是当下流行的东西、过渡性的东西。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评论都给予如此赞誉。譬如，波拉尼奥在小说里调戏过的美国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对波拉尼奥有所保留。据说，有人博士论文写《2666》，给布鲁姆发了封邮件，直接问他怎么看波拉尼奥，怎么看这部小说？布鲁姆回信了，他说他怀疑这家伙写的或许又是当下流行的东西、过渡性的东西。

不管怎样的争论，可以确定的是，如诗人胡续冬所说，波拉尼奥短暂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他的声望。如果他不是在50岁的盛年去世，读者也不至于赶忙构筑“波拉尼奥神话”。而波拉尼奥之所以能在美国、北美，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也很可能因为他的作品散发出让英语世界读者似曾相识的“垮掉的一代”的气息。波拉尼奥喜爱的智利诗人，于2018年1月23日以103岁高龄逝世的尼卡诺尔·帕拉曾给过他一个“亲爱的王子”的称呼。帕拉写《诗歌与反诗歌》的时候，就和“垮掉的一代”处在一个相同的大环境里，而艾伦·金斯堡去智利的时候，也正是帕拉接待的。也因为此，以波拉尼奥诗集《未知大学》译者范晔的说法，波拉尼奥和“垮掉的一代”的确有渊源，他代表的那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中产阶级生活模式的反抗，容易让读者找到共鸣，尤其在英语文学里，已经有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了。

当然，批评家审慎的评判是一回事，在读者心中激起怎样狂热的激情又是另一回事。胡续冬回忆说，2008年深秋，他到美国中西部的某小镇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某一天，在坐落于宽阔玉米地里的一座叫“大草原之光”的书店里，他看到靠街边的橱窗上突然垒满了《2666》，书挺贵，但很多人进书店丝毫没有犹豫就拿一本结账走人。“我知道我撞上了一件大事。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戏剧性事件：没过几天，波拉尼奥突然被撤了下来。橱窗上又垒起了在美国拥有巨大读者群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书，他于这一年9月12日自杀，书店借着他的自杀又卖了一次书。我后来才了解到，他俩是2000年后横扫各国文学青年案头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如果你书架上没有《2666》和《无尽的玩笑》，都不能说自己懂文学，所以这两个人是进入21世纪后，非常有趣的经典化案例。”

这还不算，有一年夏天，胡续冬去了巴西东部很穷的一个州，看到一个叫“罗贝托·波拉尼奥遗孤们”的Logo特别奇怪。后来他上网查了才知道，当地波拉尼奥粉自称为文学遗孤。或许网上流传的一段话最能说明波拉尼奥粉的态度：“马上到21世纪第三个10年了，如果你还没有读波拉尼奥，你的人生将是失败的人生。”随后罗列了7个读波拉尼奥的理由：1.古怪而令人欲罢不能；2.发人深省的不可能叙述，波拉尼奥的叙述都是无中生有的东西；3.独树一帜的自我虚构；4.读波拉尼奥是了解拉丁美州的最好方式；5.波拉尼奥是书写文学的文学；6.波拉尼奥是在一部作品中能够有文学内容的作家；7.他的书我读过了，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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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读波拉尼奥的理由”有没有刻意标榜和故作玄虚之嫌。已知的是，波拉尼奥生前对自己的作品远没有那么自以为“很棒”。2003年3月2日，他接受了智利水星报文化副刊编辑达尼尔•斯文布赫的采访。此时距离他去世仅仅剩下四个月十三天。当被问到，关于下一步作品《2666》，能提前透露点什么吗？波拉尼奥回答道：不能。也许很糟。也许不坏。

波拉尼奥的答话里透露出某种不确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2666》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创造，就像有评论说的，从中我们看到的并非一位拳击手在练拳时摆出的完美造型，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真正的肉搏战。它很可能会让一批人兴奋不已、奔走相告，也会让另一批人皱起眉头、不以为然。波拉尼奥曾在他的小说里如此形容一部小说：伟大但并不完美、如激流般气势磅礴、把读者引向未知之处。这个形容恰好可以形容这部所谓“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

无论褒贬与否，这都会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小说，甚或是如这本书译者赵德明所说，是一部可以用所有词汇来形容的小说。《2666》分为五个部分，关键人物亦即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贯穿全书，但他在第五部分里才正式登场。第一部《文学评论家》，讲述上世纪80年代起，四位文学评论家先后都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故事。他们生活工作地点不同，在国际研讨会上先后相识，由于学术观点一致而成为朋友和情人。最后，他们在墨西哥开会时听说了杀害妇女的事情。第二部《阿玛尔菲塔诺》，讲述智利教授携带全家来到墨西哥避难的故事。最后，也听说了杀害妇女的罪行。第三部《法特》，讲述美国记者法特去墨西哥采访拳击赛的遭遇。他也听说了连续发生的妇女被杀案件。经过采访和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故事。第四部《罪行》，是全书的高潮。集中描写了墨西哥北方妇女连续惨遭杀害的罪行。第五部《阿琴波尔迪》，讲述这位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

作品翻译成中文后有七十万字，时间跨度覆盖20世纪百年和21世纪初，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墨西哥贩毒问题和移民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牵扯到的学术领域有：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海洋植物学、数学等等。涉及的主要人物多达近百人。直接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涉及的生活场景有：文学评论家、作家、教授、出版家、拳击手、杀人犯、军官、士兵、贩毒集团、警察、乞丐、贫民、妓女……以赵德明的说法，小说以全景视角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对全人类命运的忧虑与愤慨，堪称洋味的《清明上河图》。

很可玩味的是，这本名为《2666》的书里，从头到尾就没出现过“2666”的字样。波拉尼奥没提，又是和读者捉的什么迷藏呢？以赵德明的推测，从符号意义的角度，“2666”标示出人类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间刻度，以及抵达这个时间的过程。波拉尼奥在2003年勉强写完这本书，已然是病入膏肓。在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他已经绝望了。过去，他的家史，他的遭遇没有给过他欢乐。总体上来讲，波拉尼奥的情绪很郁闷，很绝望。所以《2666》也表明了一个人类往前发展的走向。而从此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在波拉尼奥身后，欧美国家的确陷入了各种危机：欧洲内部矛盾迭出，恐怖袭击、难民潮……

当然，“2666”更是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隐喻性。就像剧评人费洛凡说的，“2666”或许是一个遥远未来的坐标，人们在各种消耗中，永远无法抵达。小说里，阿琴波尔迪最初是四位文学评论家的核心，但慢慢变为一个没话找话的借口，再后来，面对墨西哥的凶杀案时，丽兹因无法忍受而返回伦敦，将莫里尼视为了人生伴侣。曼努埃尔与墨西哥女友利百加放浪形骸，让-克劳德独自阅读。显而易见，他们踏上了旅途，但旅途吞没了他们。而像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和他的前妻劳拉、法特、甚至是阿琴波尔迪，每个人都是兜兜转转，莫名其妙地走上一条又一条“旅途”，却总是在行走中发生畸变。总体而言，他们因“找寻”阿琴波尔迪而相识相遇相爱，但也因长期不稳定的恋爱关系，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消耗。

也许，再多解读都不足以穷尽“2666”所指为何，即使波拉尼奥自己也未必能够确定。但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护身符》里，确曾闪现过“2666”这个数字，里面明确指出，2666就是人类走向坟墓之年。小说里甚至列了一个表，从文学衰退的角度，列出了哪年哪年，未来的欧美文学将朝哪儿发展。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波拉尼奥以女性视角书写的青春诗篇”。叙述人，被誉为“墨西哥诗坛之母”的奥克西里奥，即是一位女性。她于1967，或是1965，或是1962年从乌拉圭只身来到墨西哥，栖身于两位深孚众望的西班牙作家门下，甘心当他们的清洁女工。她讲述自己的动荡生活，她的酒吧交游，更有她与《荒野侦探》一书中出现过的几个人物，如阿图罗•贝拉诺、艾蕾娜、雷梅迪奥斯、瑟尔帕斯等人的故事。总体而言，小说展现了诗人视角下一代青年诗人对诗歌对文学的共同记忆。

由此可见，《护身符》虽然只是短长篇，却在《荒野侦探》及《2666》之间起了无可取代的衔接作用。奥克西里奥也是《荒野侦探》中一个单独章节的自述主人公，在那个章节中，她躲藏在大学的女厕所，被困12天，幸免于特警冲击大学的镇压事件。而小说的主体部分，则是17岁墨西哥文学小青年胡安·加西亚·马德罗写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记，讲述了他偶然打入一个叫做“本能现实主义”的疑似诗歌黑社会的文学地下组织的经历。在目睹了该组织众多成员千姿百态的文学狂热症之后，马德罗和两位“本能现实主义”大咖，以及一个被他们解救的站街妹一起开启去墨西哥北部的荒漠里寻找“本能现实主义之母”蒂纳赫罗的旅途。第三部分则依然是小青年的日记，以公路片加动作片的笔法讲完了在寻找隐遁的蒂纳赫罗过程中诗人们如何与追杀站街妹的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占最大篇幅的则是以蒙太奇手法拼贴而成的第二部分:由疯狂的建筑师、战地记者以及诗人帕斯的秘书等52个受访者连缀成的“口述实录”。

某种意义上说，波拉尼奥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小说《智利之夜》，也是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对小说里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的“口述实录”。颇为不同的是，这部译成中文后仅十万字的小说只分两个自然段，第二段仅一句话：“随后这场可恶的头脑风暴就爆发了。”而在第一段里，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晚上时间里回顾了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恩斯特·荣格尔，以及那位在巴黎对一切善意的帮助嗤之以鼻，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在一位神秘女士的豪宅里聚集着智利文学界最杰出的人物，而在它的地下室里却发生着堪比恐怖电影的可怕事件……最后拉克鲁瓦躺在病床上，呐喊着问自己，这一切是否都只是发生在自己脑内的一场肮脏卑劣的“屎风暴”。

小说里某些情节取材于波拉尼奥短暂重返智利期间的遭遇。那是1973 年，他自许为托派分子，受格瓦拉的“摩托车日记”影响，取道漫长的陆路沿着太平洋南下，返回智利参加革命，意图扶助萨尔瓦多·阿连德危在旦夕的社会主义政府。未几，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惨死，他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狱八天。狱警中有两人恰为他15岁时的中学同学，他因此获救。

这段昙花一现的遭遇，正如有评论所说，快速浇灭了波拉尼奥一直坚信的左翼政治理想。他转而更加寄托于一种“无用”的东西”，并开始对“革命”与“左翼”这两个词不屑一顾。他把信念寄托于文学。他认为“诗人是最勇敢的人”,“诗人本身必然是一个革命者”。日后他回忆说，一直到被下狱时，他仍打算留在智利，但当他被释放时，他决定返回墨西哥。

于是，波拉尼奥“预演”了日后被改头换面写进《荒野侦探》里的短暂经历。逃回墨西哥后，1975年，他与圣地亚哥，以及另一位他们共同的好友布鲁诺·蒙塔内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在小说里则是“本能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他们公开反对当时墨西哥诗坛的主流诗人，包括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多次出击，扰乱帕斯的朗诵会，席间以怪叫哄场，甚至向帕斯泼葡萄酒。种种举动表明了他们对“反诗歌”的拥护。“反诗歌”站在以抒情为主的诗歌传统的反面，彻底打破文体的限制，在当时看来有着很强的实验色彩。

波拉尼奥确乎以“反诗歌”的理念，写出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他因此毫无疑问是一个诗人，但他并没能成为他想象中的、理想意义上的诗人。以范晔的说法，在波拉尼奥认识的人里面，也只有圣地亚哥，也就是《荒野侦探》里的尤利西斯·利马，达到了他想达到而未能对达到的理想中的境界。在给朋友的信里，波拉尼奥说过，他设想自己作品里面所有的正面的、英雄的主人公都是圣地亚哥。因为只有他是一个把生活过成了诗歌的人。这个人任何时候都在阅读，包括走路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他走路时也看书，即使在过马路时，也不例外，继续勇往直前，因为他觉得诗人就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命运。后来，他被车撞了，他就拄着一个拐杖，拿着一本书，继续阅读。

在范晔的描述里，圣地亚哥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写作，写在地铁票上、小餐馆的桌布上、朋友家的墙上。他一生写过两千多首诗，也就留下来两百多首诗。因为他从来都不关心出版、得奖、诗坛地位之外的事物，他认为关键是要把这些诗写下来，却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诗后来怎么样了。

波拉尼奥(后排左二)与圣地亚哥（后排左三）在一起

然而，就在1998年初，当波拉尼奥写完《荒野侦探》，几乎就在同一天，或是那几天里，圣地亚哥在墨西哥城被车撞死了，他没能看到这本书完稿。也因此，《荒野侦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献给圣地亚哥的，或者说是献给他们那一代人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懂得波拉尼奥为何写下这样的献词：“拉丁美洲撒满了被遗忘的青春骸骨。《荒野侦探》要再次唤醒这些青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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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要通读波拉尼奥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特别乐意为被遗忘的人作传。他热爱那些被遗忘或被边缘的人，尤其是作家，还有诗人。如果是真有其人的，他把他们从被遗忘的深渊挖掘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也会创作一些出来。而且这些人，未必是多么高尚的人。向博尔赫斯《恶棍列传》致敬的小说《美国纳粹文学》就收录了92名文坛恶棍、怪人、骗子、疯子，以及神秘主义者。书中故事始于20世纪初， 直至21世纪中叶，跨度长达百年。波拉尼奥杜撰了这些人的生平及作品简介，并竭尽所能向他们施以无情的讥讽和嘲笑。

《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章纳粹诗人卡洛斯·维德尔的故事，随后被波拉尼奥扩写成了另一部小说《遥远的星辰》。而这是他的“惯用伎俩”。体现在这部小说里，诚如波拉尼奥作品首位英译者Chris Andrews所说，相较于《美洲纳粹文学》的“模仿”和“致敬”，波拉尼奥还加了三个步骤：扩展他已经写下的内容，允许他的人物回归以及充分利用他们过度阐释其周围环境的倾向。而这些结合起来就组成了评论家诺拉·卡黛莉所说的波拉尼奥“小说制造系统”。

概而言之，维德尔到了《遥远的星辰》里，就激起了叙事者及其好友比维亚诺·奥赖恩的嫉妒，因为他征服了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城参加诗歌研讨会的所有女孩的心。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后，原来是空军飞行员的维德尔，短暂地享受到新政权的任命，在天空中写诗并组织了一个摄影展，展示他所犯下的真实谋杀案的受害人。上级因此将他开除出空军，随后他在混合着法西斯主义与先锋派的下层社会消失，最终在加泰罗尼亚被一位侦探发现，意味深长的是，那位侦探与《活死人之夜》的导演有着相同的名字——罗梅罗。

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曾透露说：“《遥远的星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诞生的：当时埃拉尔德在Anagrama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询问波拉尼奥是否还有什么近期写的小说手稿。小说并不存在，但波拉尼奥说有，于是他花了3周时间——创纪录的——写完了它，他从《美洲纳粹文学》里借用了不少词以节省时间，同时也因为他的作品总是这样发展的，从一本书里又展露出另一本。”

的确如此，无论是《美洲纳粹文学》还是《荒野侦探》，无论是《护身符》还是《2666》，波拉尼奥的小说版图层层勾连。他的这一写作特点，很可能在他于1993年转型集中精力写小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1984年，他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布拉内斯完成了《科幻之魂》，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的拉美诗人Jan和Remo尝试投身文学，以文学为生。书中的元素就与《荒野侦探》有诸多相似，被认为是这部作品的前身，从中也能找到《2666》的影子。

而他近期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的早期作品《帝国游戏》，在某种意义上可谓《2666》创作主题的先声。雄心勃勃的兵棋游戏爱好者乌多·贝尔格，于某年夏天和女友一同前往儿时常去的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他们在这里结识了同样来自德国的情侣汉娜和查理，以及三个当地人狼沃、羔尔德罗、住在沙滩上的看船人克疤多。然而没过多久，查理在一次出海冲浪后生死未卜。乌多的德国朋友决定先回国，乌多却似乎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绊住了脚。与此同时，乌多发现克疤多似乎对兵棋有浓厚的兴趣，便邀请他一起来玩”二战“题材的兵棋游戏《第三帝国》。假期将尽，游客们渐渐离去，而查理仍旧毫无音讯。乌多与克疤多之间的游戏还在继续，此前对兵棋一无所知的克疤多竟渐渐扭转战局。怪异的梦境、不安的臆想纠缠着乌多，他怀疑《第三帝国》里是否存在什么未知的力量？

诚如《巴黎评论》评论文章所言，从第一句开始，《帝国游戏》就呈现出波拉尼奥的特色。讽刺意味、性焦虑的氛围、噩梦的阴影、怯懦、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些都出现在了他日后的作品中。这部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波拉尼奥以玄妙而又自然的叙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清晰与怪异、答案与谜团的边界。《第三帝国》仅仅是一盘兵棋游戏，但随着情节推进，它似乎不再只是像游戏那样简单。波拉尼奥像是施展了一种文学的催眠术，让我们甘心情愿为他的叙述裹挟向前，并最终相信反而是在这游戏里，包含了某种真实存在的创伤。

在他的另一部早期作品《佩恩先生》里，波拉尼奥也是以一个类似催眠师的视角，再现了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神秘死亡。巴列霍曾经预言过自己的死亡：我将死在巴黎，在一个雨天。小说叙述者“我”就遇到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他得了一种不停打嗝的怪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我”试图用催眠术给他治病，却遭人暗中阻挠。“我”在巴黎的街巷中游荡，跟踪别人，又被人跟踪，并偶遇过去一起学催眠术的朋友，得知了我们共同发朋友巴列霍的自杀之谜。

这就能理解，为何有读者说这本开启波拉尼奥文学世界的书里，藏着打开《美洲纳粹文学》的钥匙。因为波拉尼奥小说的主人公，常常与某些真实存在的人物，或虽然是他虚构但让我读着像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之间有着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他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他的小说存在一种互文或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不仅在于他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有一篇《毛毛虫》，他的诗集《未知大学》里也有一篇同题的诗歌，让人不禁联想，这会不会是同一个题材的两个版本。还在于波拉尼奥的小说，尤其是《荒野侦探》里写到诗人，却基本没有提他们写的诗，我们也无从知道“现实以下主义”诗人，写的诗到底怎样。而这些在他的诗集里能看到。用范晔的说法，波拉尼奥的诗歌，是他小说的“月之暗面”。

这不免给人波拉尼奥好玩技巧的印象，但他的写作系统能持续运作，一直到他2003年去世，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更大程度上在于Andrews说的，波拉尼奥拥有无可替代的、强大的想象力天赋，以及大量要说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他多年来通过亲历、充满好奇的聆听以及记笔记积累而成。要知道，波拉尼奥并不是那种投合大众趣味的，纯粹讲故事的作家。这就意味着他这般的写作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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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波拉尼奥的小说经常被看作是后现代小说，但他其实并不后现代。而且波拉尼奥不玩弄技巧，不卖弄学识，不构建圈套，不故作深奥。也因此，书评人思郁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的世界。他写作是为了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文学本身。

这或许是因为，波拉尼奥追求的就是艺术和生活的合一性。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身后出版过一部题为《浪漫主义狗》的诗集，书名即取自一个简单的比喻：灵魂是一只狗，心是蓬头垢面的流浪汉。这像是表明倘是过一种诗人的生活，就有必要把生活变成诗歌。他也老用一个比喻：我的写作是把我的生命都摆在桌上，把一切都押上，我知道肯定要输的，但我还是要把一切都押上。在那次“临终访谈”里，他说，写作让我快要窒息，我要是没当作家，现在肯定更生龙活虎。在得知患病的一瞬间我想：解脱了，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所有的故事也都结束了。从那之后我说：好吧，我现在只为写作而活着。

不管怎样，就像范晔说的，在波拉尼奥那里，阅读和写作是压倒一切的。写作是面对外力侵蚀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很多时候看似是无力的，但他仍然把信念寄托在这种抵抗上。当然，波拉尼奥并非直接说出这种抵抗，而是化身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来表达他的思想和理念。所以，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像他一般痴迷于诗歌的诗人，即使他们自己算不上真正的诗人，也多半在寻找真正的诗人的路上。要是波拉尼奥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他小说中的“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甚或可以等同于他本人。譬如《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由十四个故事组成，大部分故事的主人公是“B”：一个智利流亡者，在南美和欧洲漫无目的地游荡，串起了他同时代在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的故事。而其中收录的小说，也与其说是像小说，倒不如说更像回忆录或笔记，亦即真实事件的记录。

这对虚构写作者看似不那么美妙，但波拉尼奥不介意读者说他写的自传，也不介意他们把他作品中的人物想像成他本人。他坦言他更喜欢带点自传内容的作品，因为这是讲“自己”的文学、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学，而不是讲大家的文学。而大众文学是那种要求和大众保持一致的文学，打成一片的结果就是万人一面。所以，他说他写东西，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根据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体验。时间一长，这三种经验就合而为一。“我也根据人们常说的集体经验写作，但与理论家说的‘集体经验’不同。我的集体经验仅仅是个人经验幻想的侧面，带有神学意味。按照这个角度，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自传体作家。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

当然，要从写作的角度，波拉尼奥更可以说是追随博尔赫斯的。波拉尼奥回忆说，他在欧洲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博尔赫斯诗集》。“当晚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一直到早上八点，就像是除了这些诗句外，我再无其他书可读，这是唯一能让我思考的书。因为博尔赫斯的诗包含着智慧、勇气和绝望，也就是那些能引起思考、赋予诗歌生命的特质。”

而他之所以对马尔克斯等“爆炸一代”作家颇有微词，一方面是如范晔所说，是他性格使然。作为一个爱挑衅的作家，在很多访谈或者演讲里面，他都很喜欢跟人反着来。而任何成功的作家都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弑父情结”，“杀死”自己文学上的父辈，才会有自己的声音和位置。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在波拉尼奥看来，他们缺少这样的智慧、勇气和绝望。譬如，他认为马尔克斯对权力太过热衷，喜欢跟总统或者教皇交往。他对他们这样的政治态度或者对权力的迷恋，是持保留意见的，甚至有点反感。这很可以理解，作为“最后一代拥有神话的拉丁美洲人”中的一员，波拉尼奥曾经有过更宏大的理想，比如说对阿连德政府这样一个民选政府的理想的寄托，他愿意为此来抛洒青春热血，但这一切都与权力无关。

虽然如此，波拉尼奥并没有对“爆炸一代”作家不屑一顾。事实上，他也表达过对他们文学成就的推崇，并认为，如果文学有等级的话，这些作家都是处在最高级的。要这么看，波拉尼奥独出机杼的写作未必是刻意为之的标新立异之举，而是时代发展已注定他不能继续走“爆炸一代”作家的老路。在他生活的时代，拉美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魔幻现实主义赖以存在的根基已然被抽空。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跨国毒品交易等邪恶的新面孔取代了军事独裁者、敢死队和政治迫害。独裁者、妓女、族长、鬼魂之类的幻象，则更像是贩卖某种异国情调的陈词滥调。

波拉尼奥应运而生，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当代知识分子，作品也无关家族史、拉美政治等宏大严肃的史诗性题材，而带有更多的游戏趣味。然而，他的独创和伟大却无可置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西方媒体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波拉尼奥的天才不仅在于他的写作能力上，还在于他从不遵循拉美作家的写作范式，他的文字充满想像力，并且是超越国界的，像折射拉丁美洲土地的一面镜子。

事实上，波拉尼奥也总是把拉丁美洲看成一个整体。曾有人问他说，你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你到底是一个智利作家、墨西哥作家还是西班牙作家？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我的书在哪里，我的故乡就在哪里。不止于此，以阿根廷作家 Guillermo Mario Bravo的观感，波拉尼奥还能把特别精英的一面和特别野蛮的一面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中看到智利的经典文学，还有法国、美国的经典文学。他把一切都吸收进来，再用他自己的形式写出独属于他的，带有世界性视野的全景小说。”

在诗作《一条通往文学的小径》中，波拉尼奥曾调侃道:“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有时我偶然看向镜中，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这是一种波拉尼奥式的审视。在“临终访谈”里，当被问到，知道自己身染重病后，是否重新审视过自己的人生？波拉尼奥感慨：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如果还有力气，我会哭着与你们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