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科幻,如果我们只想到男性、宇宙飞船、太空战争……那就太过狭隘了。两百年前,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为我们打开了现代科幻小说的大门,两百年后,又一位女性作家将科幻带到主流文学的殿堂——她就是被称为“左手科幻、右手奇幻”的厄休拉·勒古恩 (Ursula k.Le Guin,1929—2018)。只不过,我们错过了她。2018年1月22日,她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家中病逝,享年88岁。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在她去世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叹惋之情流露无疑,他说:“她死了,却仍然是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人。她留给中国读者的财富,更多或许是‘名气’。”


  厄休拉·勒古恩一生著作等身,小说、诗歌均有涉猎,斩获文学大奖无数。“读客”图书对她的介绍是:6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21次轨迹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奇幻奖、“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大师”称号、作家与艺术家中的“在世传奇”、“奇幻小说三巨头”之一。


  201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她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章,她的获奖感言可以说是对“主流”文学的批评:“我欣喜地接受和分享这个奖项,我把这个奖项与同样从事奇幻和科幻写作的其他作家一起分享。他们同我一样,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这些以想象力为创作灵感的作家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眼睁睁看着这个美好的奖项颁给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这是她替科幻文学创作者们向“主流”文学发出的呐喊。而她已经用自己的创造冲破了“主流”与“非主流”文学的藩篱,为幻想小说在“主流”文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实际上,凭借所谓“非主流”文学创作“安身立命”、奠定文坛地位的厄休拉·勒古恩,却出身于“主流”家庭,而且拥有一段“主流”婚姻。


  厄休拉的本名叫Ursula Kroeber,她的父母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对人类学夫妇——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 1876—1960) 和西奥多拉·奎因·克鲁伯(Theodora Quinn Kroeber,1897—1979)。其父可以称为美国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凡研究人类学的人都无法绕过他,他的《文化:概念及定义的评述》(与人合撰)一文对于文化给出了161个定义。其母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后来以美国原住民和儿童研究以及人类学和传记等著述而闻名,1960年出版了著作Ishi In Two Worlds(译为《两个世界的石》),讲述加州“最后一名原始印第安人石”的生与死,广受读者好评。她父母的成就如此卓越,因此传记作家乔·德·博尔特在《勒古恩传》中讲道:“(仅仅)说这些父母是了不起的,是严重的轻描淡写。”由于厄休拉的父母是重组家庭,所以她还有三个哥哥,他们均是学者,也都非常关注美国原住民文化。有人调侃道,这个重组家庭几乎每个人都有维基词条。


  厄休拉从小生活优渥,即使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也未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每年夏天或者其他的假期,他们都会住在纳帕谷占地40英亩的乡间别墅。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们全家人都住在伯克利。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杰出人类学家的父亲,经常会邀请很多熟人来家中做客,这些人中有作家、学者,比如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有欧洲的难民和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都会在家庭聚会上分享他们的故事。因此厄休拉很早就接触到了魔法和民间传说,也学会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很显然,这样的家庭对厄休拉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她自己也曾说过,这些人类学家的灵魂是自由自在的,不会受到文化的限制,因为他们会超越来自自身背景的传统偏见,以更为包容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观察人类交往,试图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所以,厄休拉在很小的时候就会主动思考关于人类道德、人类对彼此环境的影响等问题。


   厄休拉·勒古恩的作品如《地海传奇》系列、《黑暗的左手》等充满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怀,这确实与父母对她的影响分不开——不是指父母作品对她的影响(对其创作产生影响的应该说是詹姆斯·弗雷泽所著《金枝》和洛德·邓萨尼所著《梦者的故事》等),而是人格、气质上的影响。她曾在采访中透露,她父亲对于文化影响人格这一点很敏感,他很强烈地感觉到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超越自己的文化,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尝试而已。所以这样的感觉也经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奇幻的地海世界、雌雄同性的冬星,还是殖民星球维多利亚,抑或是乌托邦世界阿瑞纳斯,尽管它们都是厄休拉·勒古恩虚构出来的地方,但我们依然能够无一例外地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父亲对她写作生涯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父亲最喜欢看《道德經》。在散文《梦必须解释自己》(1973)中她说,她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她对道教的兴趣有关,而且她还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并且对其进行研究。或许这就是她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蕴含深刻哲思的原因之一。母亲对她的影响在于诗歌启蒙。她4岁时就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母亲:“To Krakie:/Bears like honey/I do too,/ I like you,honey,/I sure do.”(大意是:“熊喜欢蜂蜜,我也如此;我喜欢你,亲爱的,我确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厄休拉身上的文学天赋——对于语言的机智运用和韵律的熟练掌握。后来的诗歌创作都收录在她的Wild Oats and Fireweed(译为《野生燕麦和杂草》,1988)和Going Out with Peacocks and Other Poems(译为《与孔雀的约会及其他诗歌》, 1994)两本诗歌集中。


  1947年,厄休拉进入美国著名女校拉德克利夫读书,1951年获得学士学位,195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其主攻方向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文学。之后她又继续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其间还被授予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巴黎深造。正是在巴黎,她遇到了同是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的查尔斯·勒古恩(Charles Le Guin)并与他坠入爱河。两人婚后育有两女一子,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放弃了博士学业。他们一家人在波特兰定居,查尔斯在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历史。


  生长在如此“主流”的家庭,又拥有如此美满的“主流”婚姻,厄休拉·勒古恩又是如何与“非主流”的科幻文学结缘的呢?


  她在9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篇关于一个男子被恶魔迫害的奇幻小故事。在她十一二岁时,完成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主题与时空旅行和地球生物的起源有关。在谈到自己年少的写作经历时,她說主要是因为她和哥哥都非常热衷于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幻想杂志《惊奇故事》。这份杂志是由美国“科幻之父”雨果·根斯巴克(有“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于1926年创刊的。之后她向一家名为《惊异》的杂志投稿,却被拒之门外。或许这件事情让她受到了打击,她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关注科幻小说,而是创作一些内容与科幻、奇幻毫不相干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她甚至说:那些(科幻)故事“写来写去都是关于武器装备和士兵,而且白人男主角总会挺身而出,最后征服宇宙”。


  1960年初,她创作了5部小说,但是销量不佳,为了能够打开销路,她决定创作通俗小说。她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劳卡诺恩的世界》于1966年发表,两年后《地海巫师》发表,并于当年获得波士顿全球号角书奖,1969年《黑暗的左手》出版后即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此后,她创作不断、获奖不断,科幻评论家认为她的存在就是对科幻批评的一种批评——因为她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三副面孔:“道家”面孔、“女权主义”面孔和略少被探索的“乌托邦”面孔。她用自己的创作证明了严肃的话题即使沾上幻想的边,也可以达到发人深省的目的。


  由于厄休拉与《道德经》特殊的缘分,道家思想影响了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也成为她在作品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一方面,她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关注什么是正确的处世态度,如何不断地追求平衡与和谐;另一方面,作品中又透露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乌托邦等思想。


  在《地海古墓》(1971)、《地海孤雏》(1990)和《 黑暗的左手》(1969)等诸多作品中,厄休拉将道家思想与女性主义相融合,通过作品传递出她独特的女性主义观。《地海古墓》着重讲述了女主人公恬娜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比如从失去名字到找回名字,以及认识到自己所侍奉的是一种黑暗的力量进而选择逃离。不过,她的这种觉醒由于是在男主人公格得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显出一定的局限性。《地海孤雏》的女性主义视角则更为深入:恬娜此时已年近半百,丈夫和人生导师都已去世,男权世界在她这里已经瓦解,她也不再是祭司、巫师或者身份高贵的妇人,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而在作者眼里,这个平凡形象却具有巨大的力量,这主要体现为对现实的接受和对他人的关爱。《黑暗的左手》进一步体现了她更宏大的女性主义观点: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雌雄同体、两性可以相互转化的崭新社会,就像在做一个“思想实验”,这个实验超越了现实世界二元对立的状态,在对男性权威提出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女性新的性别角色。这与道家思想里的阴阳转化和相互交融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为女性走出当前的困境提出可供参考的选择。


  长篇小说《天钧》(1971)、《永远回家》(1985)和短篇小说集《水牛姑娘》(1987)则着重体现了道家思想与生态主义的关联。以《天钧》为例,小说中建构的未来世界,生态已被严重破坏,自然中仅存的绿地成为富人的奢侈品,穷人无法享受。厄休拉在这三部作品中将探索的视角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大到人与自然,思考人与其他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地球这个整体生态系统上如何定位的问题,体现出生态批评中“去人类中心化”与道家的“天人合一”“平衡转化”思想的契合。


  长篇小说《一无所有》(1974)则是厄休拉将乌托邦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成果。她在作品中将两性关系扩展到社会群体中的无政府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正如小说副标题“一个不确定的乌托邦”所表达的,无政府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此外,作者也通过主人公谢维克逃离贫瘠的阿纳瑞斯投奔乌拉斯,却发现乌拉斯也存在着丑陋的一面的经历,引发读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和探寻。


  厄休拉·勒古恩从通俗的文学作品出发,最终走向对哲学精神的探究。在她的作品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后现代语境下古老的东方哲学——道家思想与西方后现代文学在其作品中同生共鸣的精彩契合,而且也见证了即便是“非主流”的幻想文学,只要是认真且深刻地思考人生、思考现实,一样能够进入“主流”文学的世界。正如她在《地海故事集》中所说:“人类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名为‘现时的窄小频带之中,时间与可能性、知识与想象的广阔天地都属于人类:那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