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好友回忆录，本是为了其中谈布努埃尔（Luis Buñuel）的部分，不料顺藤摸瓜翻出了一个更死忠更狂热的粉丝，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同学, 也是意外之喜。

不过故事呢还是要从富恩特斯开始说。布努埃尔的电影生涯大约可以分为墨西哥时期和法国时期，富恩特斯就是他住在墨西哥时的一位重要朋友，后者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墨西哥的五个太阳》，盛名不在马尔克斯（ García Márquez）、科塔萨尔和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之下。

富恩特斯是这样形容布努埃尔的，“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热度和最有幽默感的一个，他很骄傲，但又勇于自嘲。”然而他又说：“我和布努埃尔学到了沉默的价值”，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好啦，其实他们只是可以相对而坐十分钟，彼此一言不发，仅仅看着对方，或喝酒。这的确是老友才能达到的状态，富恩特斯说：“那是友谊的高峰形式”。那么有话可说的时候，两个男人的话题是什么呢？“性像一个带毛的蜘蛛，可以吞食人，你不能离它太近。他（布努埃尔）常常和我说，罪恶的概念极其重要，他尊重这一点。他说过，没有罪恶感的性，就像没有盐的鸡蛋。”（嗯，这就是艺术家之间的日常。）

随后富恩特斯结合自己的观察，开启吐槽模式：“所以他总是用很模糊的方式拍摄性，避免裸体，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裸体让他反感。他好像过着一种和尚的生活。他和我说过，一个五十岁的老男人跟在一个年轻女孩后面，就像是他拿自己开涮，一个荒谬的唐璜。你可以看见他的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角色，由费尔南多·雷依（Fernando Rey）扮演，布努埃尔总是想象他自己是一个老色鬼，当然他本人不是那样。”

吐槽归吐槽，富恩特斯有多爱布努埃尔呢，在1973年给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西班牙，天主教，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审慎魅力》中，他说：“布努埃尔为真正的电影自由设立了最高的标准”。在后来的访问中，他进一步肯定了布努埃尔的江湖地位，他是这么说的：“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不在法国，法国只是其诞生的地方，并且只出产了理论，一种笛卡尔式的超现实主义，而德国的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西班牙的布努埃尔，他们进入了自己的文化深处，从中提取出超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布努埃尔是一个现代超现实主义者，在他身后的是戈雅（Francisco de Goya），巴耶·应克兰(Valle-Inclán)，塞万提斯，恶汉小说（17到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小说形式），非凡的西班牙文化滋养了他。” 因此每当富恩特斯和布努埃尔说，我们这些作家，不知道多羡慕你的视觉想象力，布努埃尔就幽幽地说，我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啦，电影是个易碎的小东西，过于依赖技术的发展啊，直到“电影只是诗歌的特权工具”：“像被点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人类自由的未曾料及的风景，以及超越由传统、中产阶级的道德和金钱所强加的边界。”

富恩特斯无限赞美布努埃尔的才华：“布努埃尔法国时期的电影非常流畅，优雅，而墨西哥时期则是一种homemade类型的电影，缺少资源和一切，有时一部电影只能拍摄5天，尽管如此，你还是会看见他惊人的天赋。”

富恩特斯的唯一“怨念”大概是，布努埃尔和墨西哥文化不亲近。“布努埃尔从来没有融入墨西哥文化，墨西哥的一切对他来说是奇怪的，他的房子有一面带着玻璃的墙壁，以便小偷无法进入。对于墨西哥文化和政治，他是疏离的，他的身上是厚重的欧洲文化，尤其是西班牙文化。然而他拍摄了墨西哥最好的电影，《被遗忘的人们》是普世的，他一直想反抗天主教的独裁体制，即教堂外没有拯救和恩典这种说法，他想要一种基督新教的超现实主义，恩典可以直接到达人们，如同在他的电影《纳萨林》和《维莉蒂安娜 》中那样。”

富恩特斯和布努埃尔可说是出双入对的好基友，他们一起去威尼斯，那一年富恩特斯自称“能够发生在一个影迷身上最坏的事情发生在了他身上”，他要去电影节当评委。而骄傲的布努埃尔不肯陪他出席由《俄狄浦斯王》制片方组织的派对。令富恩特斯意想不到的是，当他走入派对会场，大运河上的一座宫殿，墙上挂着一幅布努埃尔的巨型照片，布努埃尔从高处看着他。

除了一起去电影节，两人还常常一起去电影院。回到墨西哥后，他们一起去看了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万王之王》，当看到耶稣基督被撒旦引诱的场景时，迪士尼式的背景处理让布努埃尔突然飙脏话：“操，迪斯尼给了他什么好处！”，观众哗然，俩人被温和地请出放映厅（这种能够静静地看你发疯并不离不弃的朋友还是值得交的）。

除了富恩特斯，布努埃尔的拥趸中还有另一名文学巨匠，对他也是爱得深沉又激烈。科塔萨尔同学和电影一直有着不解之缘（这个词实在太好用了），他的短篇小说《母亲的信》、《亲密的公园》等曾被阿根廷导演马努埃尔·安丁（Manuel Antin）搬上大荧幕。而这仅仅是开始，他的小说后来还有许多被改编为电影（数量之多，有一些他自己甚至没有看过），其中最著名且最成功的可能是由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执导，曾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春光乍现》（Blow-Up，也有译作“放大”）。科塔萨尔作品中的诗意和画面感常常散发出电影气息，作为一个不爱社交的宅男（富恩特斯回忆过他非常不好约，是一个谜一样的男子，后面我们会写到他们的第一次线下见面，即科塔萨尔同学令富恩特斯惊为天人的全过程），电影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消遣，而对布努埃尔的爱自《黄金时代》埋下种子，此后一直与日俱增。

1962年7月，在《泯灭天使》首映后，科塔萨尔给好友安丁写了封信，由于担心自己的语调过于兴奋，在信的一开头，科塔萨尔就致歉说，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的样子可能像受了启示一样，不至于是那样的事情，不过确实，两个小时前我看了《泯灭天使》，现在在家中，激动的心情还是难以抑制。

“我正在用‘一种章鱼’给你写这封信，它来来去去，用它的爪子抓着我写下这些话。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又难以忍受，在红色与女人之间，有一种疯狂在其中。（这一段是非常科塔萨尔式的表达方法，‘一种章鱼’这种说法在语法上甚至不正确，不过大师就是这么任性，当吾等凡人只能说什么上帝之手的时候，大师说的是章鱼之爪！而红色与女人之间是一种比喻，也是非常科塔萨尔的一种阐述，他在此将‘女人’一词当做形容词使用，女人变成了一种颜色，但并不特指任何具有女性色彩的颜色，换句话说，科塔萨尔可以直接形容一个事物在‘甘甜与树木’之间，这种表达把文字提升到了感受的层面，只能意会，如果你不能意会，他也是不会管你的，‘我就是要这样写，你咬我啊？’）

信的下半部份，科塔萨尔开始用非常傲娇的方式表达对“老混球”布努埃尔的爱，让人想起拉斯·冯·提尔也曾以相似词汇（“大混蛋”）“咒骂”过他的终身偶像英格玛·伯格曼，不过大神们的告白方式均经过专业训练，请勿模仿。信的下文是这样的：

“马努埃尔啊（安丁的名字），布努埃尔这个老混球得逞了，我现在觉得他非常亲切，情感上非常接近…这种深刻的经验来自一部电影很奇怪，通常是来自诗歌、爱情或者有时是某个小说，某一幅画。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无论狡猾的安东尼奥尼，还是犹如心理学家的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乃至费里尼，我从未感到你在我身边，但今晚，你好像就坐在我和奥罗拉（Aurora Bernárdez，科塔萨尔的第一任妻子）之间，我想着，要是我们一起离开电影院，谈一晚上电影，甚至着手一起搞一部电影，直到终于找到那条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走的路该多好啊。”

同年10月，当得知布努埃尔有意改编他的小说《迈那德斯之夜》时，科塔萨尔无比雀跃（内心OS：男神终于看到我），爱写信的Boy马上又给好友写信：

“我要和你说个不能外泄的事儿，因为这事儿还没影儿呢。布努埃尔想拍摄一个三部曲，包括延森 (Wilhelm Jensen) 的《格拉迪瓦 (Gensen)》，富恩特斯的《奥拉 (Aura)》，以及我的《迈那德斯之夜》。我刚刚从富恩特斯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和你说这件事，除了因为我自己很激动之外，在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诗意的公平，我一生推崇布努埃尔的《黄金时代》，直到我给《南方》寄了一篇《被遗忘的人们》的评论，相反，我没有那样喜欢《维莉蒂安娜》....但无论如何，布努埃尔在我心中是个巨人。”

在1963年写给安丁的另一封信中，科塔萨尔傲娇又甜蜜地回忆了和布努埃尔在巴黎的短暂见面。

“可说是必然地，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克罗诺皮奥。（科塔萨尔曾有短篇集《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在故事中创造了一种有趣的生物克罗诺皮奥，并被认为是诗人或艺术家群体的别称，用富恩特斯的话说，他们是自大、僵化和浮名的敌人。科塔萨尔本人亦被他的读者称为大克罗诺皮奥。）他说他将去墨西哥准备剧本，之后于六月在西班牙拍摄，他邀请我去现场，然而由于我一贯的厌世，到了那时，我可能不会去。”

在科塔萨尔看来，如果自己的小说能够被偶像布努埃尔改编为影像，作为一个多年铁粉，这是一种“诗意的公平”，然而这份公平最终未能得以彰显，如同生活。最终，令人惋惜地，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布努埃尔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令科塔萨尔心潮澎湃的三部曲计划，决定拍摄《特丽丝塔娜》, 这也是一部改编作品，原作来自西班牙小说家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在富恩特斯的记忆中，有时科塔萨尔会像个盲人一样仰仗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和他们的才华，让他们为自己引路，“我还记得科塔萨尔那种等待一份视觉礼物的天真眼光。”科塔萨尔也曾破天荒地直接对布努埃尔告白过，在他那本3000多页的书信集中，有一封是写给布努埃尔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小粉丝的信有多苏。

“亲爱的布努埃尔，我爱着您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为撕掉这个愚蠢的世界戴着的那副约定俗成的、腐化的面具所做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幸亲自告诉您这些，我必须要说，您的电影对我这一代的阿根廷人意义重大，《黄金时代》使我们的青春时代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们感到，我们并没有失去所有，仍然有您这样的诗人和反叛者。”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构成了布努埃尔的拉美基友团，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争宠的故事，恰恰相反，这两个非常亲近布努埃尔的人是一生的挚友，据富恩特斯说，他和科塔萨尔常常一起散步，寻找新电影老电影，有些老电影已看了很多次，科塔萨尔还是像第一次看时那样热情。

据说天才都是一批一批出现的，最初是西班牙的天才一代们，达利啊、布努埃尔啊，洛尔加啊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一起住到了马德里的学生公寓，谱写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不，是惺惺相惜的伟大友谊（据不负责任道听途说，这倒可能是个争宠的故事，哈哈）。后来这些人由于西班牙的极权和后来的内战，跑去美国、墨西哥、巴黎，又碰见更多的大神，谱写了更多伟大的友谊。富恩特斯曾说，科塔萨尔和马尔克斯是他不能没有的两个朋友。

对于我这样的拉美文学粉来说，1968年曾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冬夜，受米兰昆德拉的邀请，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马尔克斯一起搭乘从巴黎开往布拉格的夜火车，三位大神在车上天南地北、没有边际地聊天，如果说聪明就是性感，这可能是文学史上最性感的组合，以及，最美好的一个晚上。去年冬天我写了个剧本，名为《环形废墟》，一方面是致敬博尔赫斯的同名短篇小说，一方面，剧本的第一版正是受这段往事启发，但愿电影早日和大家见面（这里真的不是硬广）。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最早的结识大约可算是那个年代（五十年代末）的微信好友，有共同的朋友，但是认识了两三年，一直没有见过。那时富恩特斯是一个墨西哥文学杂志的编辑，先是在墨西哥首次发表了马尔克斯的虚构小说，后经马尔克斯和其他朋友，一来二去知道了有个叫科塔萨尔的作者，这个作者自我要求非常高，常常以这个作品还不够好为由，不肯发表，行事风格带着一种神秘色彩。初次见面之前，富恩特斯见过一张刊于《南方》杂志的老照片，照片上的科塔萨尔是个老人的样子（据富恩特斯说），带着厚厚镜片的眼镜，脸很瘦，用发胶把头发搞得服服帖帖，黑衣服，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像极一个卡通人物Fúlmine（有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搜索一下Fúlmine长啥样）。

带着这样的心情，富恩特斯来到了约见的地方，不见老者，只见“一个头发凌乱的年轻人，没有胡子，雀斑脸，高得不成比例，穿着卡其布裤和领口敞开的短袖衬衫，看着还不到20岁，因为真挚的笑声显得很有生气，眼神无辜，两只眼睛离得老远，两条透着机灵劲儿的眉毛交织在一起，仿佛随时准备对胆敢侵犯他纯净眼神的人施加塞万提斯式不幸”（翻成白话就是，谁要是毁了他的纯真，谁就得倒霉，以及，富恩特斯真的在短时间内观察了好多事情）。然后，富恩特斯对对方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我找你爸。”而后者淡定地回答：“我就是。”一段伟大的友谊就这样开始啦。

       富恩特斯认为，科塔萨尔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当他锲而不舍地想统一“外部的革命和他内心的革命”时，但同时，因为来自一种快乐的文化，本质上科塔萨尔是个快乐的男人（阿根廷真是一片热土呐）。

回忆起1968年的那趟冬夜旅行，三人吃着香肠喝着杯酒，一路谈论各种侦探小说，并且“以好意去挽救那些不可挽救的事情：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春天。”在车上，科塔萨尔不断聊起那些来自福尔摩斯、阿加莎小说和希区柯克电影里的神秘家族，详尽地回忆电影中的钢琴乐曲。和博尔赫斯一样，科塔萨尔对音乐的爱是显而易见的，后来三人到了布拉格，散步时在街边遇见一群音乐人，科塔萨尔又嗨啦，“我还记得在布拉格老城区(Malá Strana, 聂鲁达出生的地方)，年轻人们在弹奏爵士，科塔萨尔立刻热烈地投入到塞隆尼斯·孟克、查利·帕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作品的最伟大的再创作中。”富恩特斯回忆道。

布拉格期间的另一件趣事是，富恩特斯吐槽马尔克斯和科塔萨尔“算计”他，当二人被邀请去看演唱会时，富恩特斯被派了个“美差”，去跟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学生们讲拉丁美洲。科塔萨尔还幸灾乐祸地说：“卡洛斯（富恩特斯名字），你不怕在公众面前说话，你可要好好讲讲大拉美。”富恩特斯的演讲内容无从知晓，他自称至少在音乐上做到了文化输出，“在捷克的工厂里，为了缓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厌烦，人们用音响播放劳拉·贝尔特兰（Lola Beltrán）的唱片，《鸽子之歌》整日回荡。”这首墨西哥民谣后经巴西歌手卡耶塔诺·费洛索（Caetano Veloso）在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中深情吟唱，构成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王家卫也曾在《春光乍泄》中使用这首在六十年代流行于香港的名曲。

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的友谊一直延续至后者的生命尽头，1982年冬天，已病得握不稳笔的科塔萨尔仍在给富恩特斯写信，并重申，他想念他。两年后，科塔萨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富恩特斯和马尔克斯通了一通长途电话，在电话里，马尔克斯不相信（或不愿接受）好友离去的事实，对富恩特斯严肃地说：“报纸上的话是不能信的。” 而在确实了消息后，马尔克斯对好友离去的最终解释是：“科塔萨尔的过世是报纸的一种难以置信的发明，作家（科塔萨尔）教授了我们去看我们的文明，诉说它并经历它，他仍在这里，只有那些对克罗诺皮奥缺乏信念的人才看不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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