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喜欢她或憎恨她,而大多数人从不接受她的观点。文学界从不曾承认她,但她书的销量超过那些否认她的权威们。


这个征服如此多头脑人物的女人对男人来说,他们最愿意与她相会的地方不是情人旅馆,而是客厅和会议室。他们和她在一起不是探讨珠宝、美酒和性,而是资本主义、尼采和示威游行。


格林斯潘这样描述这个女人和他的关系:“经过与兰德长时间的讨论和多次论争到深夜,她使我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理的。”


安·兰德当然知道她对这些男人意味着什么:她是他们的精神教母。


我从未见过你的真身,但是我不必见你。我闭着眼睛就可以画出你的脸,因为我的灵魂永远倒映着你的光辉。我的画就是一部收音机,播放的歌曲全都是你。我没有生命,只有画,我没有画,只有你。——安·兰德《理想》


据说,有一个美国女作者,却有了哲学家的声誉。她的小说,被列为美国共和党人的必读书目。据说,她的作品的销量仅次于圣经。


安·兰德,一位俄国移民,是资本主义信念集中体现,成功女性创业精神的杰出代表。这位女性在21岁时登上艾丽斯岛,不会英语,袋中只有55美元,便梦想通过写作改变世界。


她推进着世界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思想内容的改变,对商业、政府和经济哲学都有巨大影响,她的名字与幻想家的普罗米修斯气质如此相似,她在大多数心理学杂志上被列为典型的直觉-思维个性的代表。


安·兰德崇拜自我主义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使她成为主观主义哲学(理性的自私道德观)和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反政府主义政党)的代理人。


对于她的形象和生活哲学观一个永久的贡品,是1982年在她纽约市的葬礼上,用鲜花挤出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来尊重她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崇拜。直到临死时,兰德还坚持认为"受启发的自私"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体系。


她是第一流的创造天才,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家、哲学家和各种创业家,包括书中的大部分妇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影响来源于她不断致力于写作和报告,内容是她两本最畅销书,树立起“理想人物”和“理性个体”形象。


兰德的个人哲学观基础是:“人是个英雄个体,以自我幸福为他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富有成果的业绩作为他最可贵的行动,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主宰。”这段话可能已深深印入书中所有十三位当代幻想家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效仿着这种哲学。


这一理伦观同样集中体现在兰德生活中女性榜样凯瑟琳大帝身上,以及其他历史上的伟大女性如玛格丽特·米德、居里夫人、里切尔·卡森和特蕾沙嬷嬷身上。


生活经历:


我要写人们应该能够怎么做,而不是他们是怎么做的


安·兰德1905年2月2日出生于有着凯瑟琳大帝残存痕迹的俄国圣彼得堡市,她在她的榜佯凯瑟琳大帝影响下,充满艺术品味和反叛特性。


她是自我奋斗的犹太商人弗兰兹的长女,她崇拜父亲;有一位她讨厌的唠叨罗嗦的家庭妇女母亲安娜,她取名艾莉莎·罗森堡姆。兰德是三个女孩中的长女。


她是个早熟的孩子,在托洛茨基、列宁和斯大林在她的祖国进行革命时,她5岁便自己学着看书写字,虽然她的哲学观与那时代截然相反,她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是个内向的孩子,以书为寄托,10岁前便迷恋法国小说,维克多·雨果是她挚爱的作家。


她9岁时便决心成为作家,以典型的普罗米修斯风格:"我要写人们应该能够怎么做,而不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兰德最喜爱的小说是《悲惨世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塞勒斯,冒险小说中富有牺牲精神的法国主人公。


兰德说,在那么小的年纪,她已将“原则”作为自己思维中的重要部分,开始以宏观的超越生活的方法思索问题。她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个观点为什么?因此我不记得故事源自何处——它们是‘整个地’蜂拥而至的”。


兰德描绘自己童年是个“英雄崇拜者”,她说:“我对于任何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中,而年轻女士要成为淑女的主张都极其愤慨,我总是偏好……智能品格,而像这类妇女总引不起我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9岁的安·兰德深受打击,因为圣彼得堡遭受袭击,全家几乎丧命。她12岁时俄国革命爆发,她父亲丧失了一切,他成为又一个劳动者,竭力维持全家生计,保护他们遭到敌视的赤色分子欺侮,这给兰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她少年时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的说教:“你必须为祖国而活着”,认为是她所曾听过的最让人憎恶的概念,因而她倾其一生来证明这是错的。


她说在13岁时,维克多·雨果对她影响最大,因为他比所有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他的作品使她相信以文字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


兰德说:"维克多·雨果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一他从不设置任何无谓的价值,不在书中也不在生活中设置。"这便是安·兰德倾注于撰写立足于英雄成就的史诗场景故事的原因。


在17岁时,她告诉深受震惊的大学哲学教授:“我的哲学观还不在哲学史之列,但它们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他给她A,来赞赏她的大胆自信。在大学时,表兄读了尼采哲学、而当时兰德还没听说过,他给她一本尼采的书并预言:"这个人的作品你应该看,因为他与你的主意很合拍"。


职业生涯:


兰德所受教育是世界由法律和种族操纵,这注定要让人成为被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支配的平庸的动物


兰德16岁进列宁格勒大学,1924年19岁毕业时获历史学学位,在她21岁赴芝加哥作两周访问前,做博物馆导游。然后她与家人永远道别,再也不打算回去。她说:“我那时把美国看作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有个人位置的国家。”


兰德抵达纽约时不懂英语,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有通过母亲变卖手饰后买的一台打字机和一些衣服。有趣的是,这位富有创见性的俄国移民选择安取代她的名字爱丽莎(或爱丽丝),而根据打字活字逻辑从姓雷明顿·兰德中取出自己的姓。


在到达芝加哥后几个月,兰德搬到好莱坞,以在电影业中谋到表演写剧本的职业。她遇见了漂亮的年轻演员弗兰克·奥考诺,在1929年与他结婚,与奥考诺的罗曼关系,很大程度上基于她即将到期的签证,她的婚姻摆平了移民官员,于1931年准许她成为美国公民。


他们婚姻关系长达50年,他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编辑,但她从没有随她的姓。她一直希望成为杰出作家,决定保住自己的姓来作为未来的证明,即使这是一个打字机上的缩名。


兰德在1933年写作并完成了第一个剧本《庇檐传奇》,于1934年在百老汇上演过一段时间,这刺激兰德写第一部小说《我们这些生命》,于1936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是她第一部反对极权国家和那些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人的作品。


接着兰德又开始写第一部伟大小说《本源》,她花了4年才完成,那时,这位工作狂常常一连30个小时坐在打字机旁,不吃不睡。


哈沃德·洛克是《本源》中的主人公,也成为兰德阐述自己哲学的主要渠道。洛克是她第一位英雄,被刻化成“理想的人”,小说是善恶之间的决斗,洛克代表"善",官僚机构是“恶”。


兰德的丈夫,在《本源》成为轰动性小说后告诉记者,“她极其坦诚…她从不奇怪自己将成功,问题在于要花多长时间”。时间并不长,到了1943年,《本源》得到许多重要评论家的赞扬,并称这是可观的成就。


1943年5月,《纽约时报》书评称她是“伟大作品的作家”,具有"奇妙和机智的头脑,构思壮观、巧妙、作品犀利的能力"。此书在1945年26次列为全国最畅销书,兰德被约请为加利·考伯主演的影片写剧本。她开始踏上成功之路。


兰德在圣彼得堡还是个少女时,便已开始写《国歌》,此书最后于1938年出版,因为她知道像这种"保护自我主义"的小说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是无法完成和出版的,她等到1926年到美国以后才完成它。


刚到美国时,兰德先当临时场记,为西西尔·B.德米勒写剧本,在大萧条时又去当女招待,常常当秘书。


在她写两部立足于主观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小说时,她又常常以自由撰稿来支付日常开销,兰德的作品有《我们这些生命》(1936)、《国歌》(1938)、《本源》(1943)、《阿特拉斯耸肩》(1957)、《为了新理性》(1961)、《自私的美德》(1964)和《哲学——谁需要它?》(1982),这七本书在过去40年里销出近3000万册。


在《本源》出版后,文学评伦家劳林·博雷特评论说:"有思想的好作品现在难得出现,这是我所知道的由一位美国妇女写成的唯一一部有思想内容的好小说"。后来《花花公子》杂志在1964年写道:"安·兰德……是当今美国最富盛名,最具理性思想的名字。"


兰德的两部作品现在已被作为经典之作,而在当初,专家和出版商都曾拒绝出版,他们认为《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太理性化"和"不会有很大市场"。


有12家出版商拒绝出版,他们认为书中观点太多,没有故事情节,鲍伯斯·麦利尔公司在不抱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还是出版了它。《本源》在以后10年中销售400万册,成为精典传世之作,好莱坞最后将这拍成电影,由加利·考伯主演哈罗德·洛克——一位维护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主人公。


兰德所受教育是世界由法律和种族操纵,这注定要让人成为被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支配的平庸的动物,这两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揭示共产主义是创造性和革新人物的致敌,用洛克的话来说:"我们所处的这一世界是无法让自己生活的世界"。


书中洛克这一形象始终是个反传统性的理想典型人物,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书中这13位杰出女性。


安·兰德于1946年《阿特拉斯耸肩》中,以启示性的主题"谁是约翰·戈特"写成第一主题,又在以后的12年中试图通过哲学意味的对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书出版后有关约翰·戈特的著名广播稿花了两年才写成,总字数达50万。


安·兰德有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她绝不允许出版社对她的对话稿删除一个字,她会问:“你会删除《圣经》内容吗?”书中的英雄是真正的“人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在主人公约翰·戈特身上,他实际上是兰德的另一个自我。


《阿特拉斯耸肩》主要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道德”追求"理性”。兰德传播着使书中13位妇女成为伟人的同样的信条,“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达到自己所能够或期望的高度,但是只有他所思维到的程度才决定他将达到的高度”。


《阿特拉斯耸肩》更像史诗神话,而不像小说,它揭示了群体社会哲学性错误。约翰·戈特是人类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从他的话语中看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将绝不为另一个人活着,也不要求别人为我活着”。


戈特与此相似的举动是在沙堆上画出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声称:“我们正走回到世界”。安·兰德鄙视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以下述精辟论述阐述尼采的“超人”概念,“强者必操纵,弱者必消亡”。


她把“超人”的所有完美品格都注入到约翰·戈特身上,他是“顽强的理性”、“坚固的自尊”和“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化身,谈到资本主义时,戈特说:“没有相似的成就,没有集体的创造,一个伟大发现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它始创人的名字一过去不曾有集体成就,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存在集体智慧”。


《阿特拉斯耸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一样也成为经典哲学小说,自1957年来,它已销出500多万册,现在每年销量仍达1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