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断言，尼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那么，就必须首先问一问，对他本人来说时代是什么。鉴于他与时代的关系，有三件事必须谈到：

作为欧洲的命运，尼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哲学家；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他既是合时宜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最后一位爱“智慧”者，他也是一个爱永恒者。

在其最后一部作品的最后一章，尼采向世人解释，他为什么是一个“命运”，是一个“厄运之人”。“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回忆有朝一日将从我的名字……开始，从一种尘世不曾有过的危机开始，从最深刻的良知冲突开始，从一种决定开始，追忆起来反对迄今所信仰、所要求、所神圣化的一切。我不是人，我是火药。……我像从未被反对那样去反对，尽管如此我是一个说不的精神的对立面。……虽然有这一切，我却必然也是一个‘厄运之人’。因为如果真理与千年的谎言进行斗争，我们就将有震动，有地震的痉挛……就像做梦也从未想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概念完全转化为一种精神的战争，旧社会所有的权力产物都烟消云散了——它们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将会有战争，就像尘世欲求有过的战争那样。只是从我开始，尘世才有了伟大的政治学。”

带有欧洲命运烙印的《瞧这个人！》可能表现为一个精神病的自大狂，但也可能表现为先知的认识，表现为疯狂和忧郁。尼采作为古典语言学退职教授，在其精神错乱的忧郁中成为必须为在精神上规定欧洲的命运作出牺牲的被钉上十字架的狃狄奥尼索斯。但同时，他也有这样的感觉，即归根结底他只不过是“永恒”的一个“滑稽角色”而已。

在是时代的第一位哲学家和“两个千年之间”的“某种决定性的充满厄运的东西”的意识中，尼采也可以说：他的事业是有时代的。1844年他从威尼斯写信说道：

“我的事业是有时代的——我根本不想混同于这个当代要当做它的任务来解决的东西。50年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人……睁开眼睛，认识到我所做的事情。但显而易见……公开地谈论我却不无限地落后于真理，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尼采的哲学意图的真正时代并不是他自己的、由瓦格纳和俾斯麦统治的时代，而是尼采作为“现代性”经过考验的发掘者和一种最古老的学说的宜报者所看到的东西，而这是从最长远的观点来看的。

当尼采回首往事的时候，他预见到了“欧洲虚无主义”的兴趣，这种虚无主义认为，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没落之后，“不再有真的东西”，而是“一切都被允许”。“我要叙述的”——《强势意志》的序言写道——

“是往后两个世界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并且不能以别的方式到来的东西，即虚无主义的兴趣。现在，这段历史已经在被叙述了，因为是必然性自身在这里起作用的。无数征兆业已预示了这种未来，无处不在预言这种命运。人人都已在洗耳恭听这未来的音乐。长久以来，我们整个欧洲文明都随着每十年出现一次的紧张局面的折磨而运动，就像朝灾难扑去一般；动荡不安、刀兵水火、猝不及防；就像要奔向尽头的洪流，不再沉思，害怕沉思。——在这里发方言说话的，反过来迄今为止什么也没做，只是沉思：作为出自本能的哲学家和隐士，他在旁观、客处、忍耐、彷徨……中发现了自己的长处；作为勇敢和探索的精神，他已经在每一个未来的迷宫中走失过一次了；……当他要叙述行将出现的事物时，他就要回首顾盼；但是，作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甚至已经在自身彻底体验了虚无主义。——他在自己身后、脚下、身外体验了虚无主义。”

尼采以心理学的高超技巧阐述了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起源以及它在科学和艺术中，在哲学和政治学中的表现方式。他的15年沉思的结果就是《强势意志》，与关于永恒复归的学说是一回事。

虚无主义自身意味着两种东西：它既可以是最终没落和对存在的厌恶的征兆，但也可以是强大和一种新的存在意志的第一征兆，一种孱弱的虚无主义或者强大的虚无主义。就连尼采自己也吸取了作为现代性起源的虚无主义的这种含混性：

“我的存在之幸福，也许就是它的惟一性，在于他的厄运：我存在，为的是以谜的形式表达它，作为我的父亲我已经死去，作为我的母亲我还活着并在变老。这双重的出身，仿佛是出自生活阶梯的最上面一级和最下面一级，同时是颓废和开端——这，如果有某种东西的话，说明了也许使我出众的在与整个生活问题的关系中那种中立性、那种无党派性。对于从开端到衰落的标志来说，我有一种比历来一个人所有过的都更灵敏的嗅觉，我是这方面同样杰出的导师，二者我都认识，二者我都是。”

因此，在查拉图斯特拉身上，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许诺者还是一个履践者，是一个征服者还是一个继承者，是一个秋天还是一个犁铧，是一个病人还是一个新愈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求真者，是一个解放者还是一个束缚者，他仍使其悬而未决，因为他知道，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同时是这二者。尼采哲学上的实存的这种含混性也说明了他与时代的关系：他既是来自“今天和过去”，但也是来自“明天、后天和未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这种认识中，他才能在哲学上解释自己的当代。作为“出自（基督教）后世历史的一种片断”，他的哲学同时也是出自希腊前世的一种残余。

因此，尼采不仅是最新时代的哲学家，而且也是最古老时代的哲学家，因而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