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不会再写更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1925年我写作之初，就被贴上了“青春作家”的标签。那之后我写了很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这种故事写着写着，难度就增加了，也渐渐缺乏诚意。如果同类作品我能写上三十年的话，不是一位文坛奇才就是一个蹩脚的专栏写手。
我知道这是读者对我的期待，但是我的创作源泉日趋干涸，想来自己还是明智一些，不要坐等它枯竭，而是开掘一口新井，重寻一条水脉……然而，数不胜数的编辑还是把我和热衷追求年轻姑娘的兴趣联系起来——到了我这种年纪，这兴趣可能只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致肯尼特·利陶尔，
自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19年以职业作家出道一炮而红，他便不断被人们刻板地认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爵士时代”的作家。读者们和编辑们都希望看到他写出标准的罗曼司，穷苦的男孩追求富家女、各种派对、光鲜亮丽又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当菲茨杰拉德进入了更为沉郁幽暗的历史时期，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写写成熟男子所经历的痛楚，他发现很难打破自己早期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在普林斯顿受校园生活熏陶的年轻作家(《人间天堂》)变成了新婚的得意郎君(《美丽与毁灭》)，随后是爵士时代的创造者和记录者(20世纪20年代的短篇集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然后直接让位于《崩溃》中展现的形象，这也是大多数文学传记和读者概念中菲茨杰拉德的样子。就像他提出的，他想要“开掘一口新井，重寻一条水脉”。而不幸的是，只有很少数人欣赏他的这番努力。
这些故事关于离婚和绝望；关于辛勤工作的白日和寂寞孤苦的夜晚；关于大萧条时期聪明能干的青年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关于混杂着战争、恐怖和希望的美国历史；关于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姻——或是无果而终；也关于纽约城狂野、明快的活力和极度贫困，这是菲茨杰拉德真心爱恋的一座城，他了解它的各种可能性，及其浅薄和丑陋。由此，他展示出的面貌，不是“一个忧伤的年轻人”虚添年岁、囿于自己刚刚创造的黄金时代，而是立于现代文学中各种实验主义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最前沿。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年纪渐长体态也渐丰，他被誉为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如今编辑们会编造出各种关于他的轶事。他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象征——年轻人的时代——而编辑们仍想要手持酒瓶的体面大学生载着姑娘夜半开车兜风这类故事。公众也想要这种范儿的菲茨杰拉德。但菲茨杰拉德已经转变，他成长了，也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用术语来说，就是成熟了。同样，他也想写成熟的作品。如果旁人不让他写，他就干脆停笔了。就是这样。
——O.O·麦金太尔
当时大众杂志的时尚编辑们当然并没有那么庸俗。然而，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菲茨杰拉德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的东西；他有些故事写得黑暗而苍凉。只有一位编辑完全看出了菲茨杰拉德正尝试写的文字所体现的价值，并持续发表他的作品——这位编辑就是《时尚先生》的阿诺德·金里奇，他本人也是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在去世前两年，把非凡的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以每篇200或2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时尚先生》。(这个价码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并不高，但对于大萧条时期的普通作家来说并不低，其相对价值可参照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年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超过1000美元。)金里奇鼓励菲茨杰拉德把这个失意的、酩酊大醉的爱尔兰裔美国编剧的形象好好写入小说中。但有些故事，就算是金里奇也没法采用；菲茨杰拉德写了一些为性病焦虑不堪，并且让十六岁的姑娘怀了孕的年轻人，《时尚先生》对此只能婉拒。
这些故事中的绝大多数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处于大萧条时期写的。菲茨杰拉德之前几年积攒的巨额财富，也随着国家经济的衰退蒙受了损失。他经常生病，经常破产，并且在巴尔的摩——那是他和泽尔达与他们的女儿斯科蒂生活的地方——和北卡罗来纳山区一连串疗养胜地间焦虑地来回奔波。1930年，泽尔达在欧洲病情发作，并于1932年2月住进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普斯精神病治疗所。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余生，就在这些诊疗费高昂的私人诊所和医院里进进出出；为此，他背负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从1935年初开始，菲茨杰拉德自身的健康也问题不断，尽管他担心年轻时治愈的结核病复发，但他还是不断抽烟及酗酒，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短篇小说集《我愿为你而死》里的第一个故事《一张欠条》，是菲茨杰拉德早年还是普通作家时的作品，而最后两部完整的作品《房子里的女人们》和《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是他1939年在好莱坞期间写的，当时他已经戒酒，急于写出一部新小说，即他死后出版的那部《末代大亨的情缘》。这部选集中有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全面展示了他的写作生涯——青年时期功成名就的大好时光里的欢宴；三十岁为人夫为人父，却因为妻子的病情突然坠入了满是医生和医院的世界；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却在辛勤地找寻写作新风格；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总能成功地从美国大地和周围人物中汲取灵感和动力。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这份渴望从未终止，而这些故事正是最好的说明。
短篇小说集能卖钱吗?
——菲茨杰拉德致他的经纪人哈罗德·奥伯，1920年
一开始，短篇小说是菲茨杰拉德的谋生工具。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格里尔·希本给他写信，抱怨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四个拳头》中刻画了一所肤浅的大学和学生时，菲茨杰拉德回复道，“我是某天晚上在绝望中写下它的，因为我已经攒了三英寸厚的退稿通知单了。最终我必须给杂志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
给杂志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还是年轻作家的菲茨杰拉德来说是首要任务，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维持了这种写稿赚钱的模式。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卖文换钱这个事实，也很清楚自己靠短篇小说能挣快钱，如此就不必在自己有一个完整的长篇连载之前空等。他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是在头两部长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却销量惨淡，而他急需用钱。由于《了不起的盖茨比》遇冷，菲茨杰拉德只能不断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短篇小说，也令他在爵士时代终结时，转而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就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菲茨杰拉德也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进退两难。
同样，他也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佳作，而哪些就如他自己所说，是蹩脚敷衍之作。他从不讳言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他个人在文学创造性上感到满意的。当两者能够一致时，像他自己看重的作品《重返巴比伦》《冬日的梦》《富家子弟》以及“巴塞尔·杜克·李”系列卖了高价，他会欢欣鼓舞。他总是希望自己认为好的小说能够畅销。
“像《大众情人》那样在孩子出生时才花了一周时间写的廉价小说卖了1500美元，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花了三周时间辛辛苦苦写的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东西，像《天空中的钻石》(即《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却一钱不值。”
他在1922年写给经纪人哈罗德·奥伯的信中说道。“不过，苍天和洛里默有眼，我还是可以赚大钱。”乔治·贺拉斯·洛里默，耶鲁毕业生，1899年到1936年间从事《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工作，一直都给菲茨杰拉德丰厚的稿费： 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了。1929年，《星期六晚邮报》开始支付他每篇4000美元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55000多美元。然而金钱也给菲茨杰拉德带来了伤害，就在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之后，他对H. L·门肯说：
“我给《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文字越来越垃圾了，里面投入的真心也越来越少——说起来挺奇怪，我在第一篇垃圾里是全心投入的。我觉得《近海海盗》跟《赐福祷告》一样棒。《蔬菜》失败之后，我才真正开始创作，是《蔬菜》让我有了写出这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可能。如果能赚到钱，我原本很早就可以写下这个故事的——我尝试写电影剧本，却不太成功。人们似乎无法认识到，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创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同年，他对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说得更为明了直率：“我靠写垃圾文字挣得越多，就越难让自己进入写作状态。”
菲茨杰拉德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他也是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丝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形式上还更为简洁。他的短篇小说倍受喜爱，家喻户晓，独一无二，却一直被他当作一块试验田，用来写一些草稿，放置一些原创的灵感和描写、人物和地域，一些将会出现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元素。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进行账目记录，一直记到1938年，他在“已出版作品的记录”这一块，列出了许多“被撕毁和永久埋葬”的故事。“撕毁”的过程从他的报刊样张和登在杂志上的故事中轻易可见，菲茨杰拉德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和校订，相应的段落之后出现在了《美丽与毁灭》《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
菲茨杰拉德认为《我愿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考量，他对编辑们希望他写爵士乐和酒精、美丽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帅气男孩而拒绝了这些小说感到深深失望。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位职业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笔耕不辍，甚至在小说发表或书出版了之后，还会对其进行持续修改。他自己手里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手写的修改和注释从题献页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诗般不朽的结尾段落。
菲茨杰拉德希望自己在写作中的投入能够获得回报。他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出版。他努力推动它们出版。然而，这些小说大多诞生于他不再接受编辑修改的时期。在他的事业初期，他对这种改动不是特别在意；有时候编辑们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修改，事后会让他很恼火，有时这些改动有悖文意，他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1922年他曾抱怨不得不跟《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布里奇斯“海量通信”，“就为了一篇叫作《雕花玻璃碗》中的‘该死的’一词”(不过他那句‘该死的庸俗新贵’保留了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菲茨杰拉德在删除、润色以及审查文句方面变得越发不愿妥协——即便是他交情最深的朋友之一、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纪人奥伯请他做修改；或是支持‘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保证了菲茨杰拉德的偿付能力及图书顺利出版的金里奇，提出这样的修改要求，他都不为所动。他宁可把这些故事雪藏。原本它们或许能在他生前等到恰当时机的，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
菲茨杰拉德本人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溃》中表现的自责和忏悔，比任何人都更为周详地记录了他自己的艰难时刻。他对自己的重新评价体现在这些篇章中： 一个被困在疗养院里的男人，绝望地希望摆脱《噩梦》；一个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变了职业生涯；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摄影师和一位电影明星思考着他们所获成功的有限性，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本集子中的某些故事里，菲茨杰拉德探索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各种新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中依然存在的局限： 《谢谢你的火》中的旅行推销员汉森太太；像露西和埃尔茜这样的青春期少女涉足性爱；琪琪在《越位》中显豁的情感纠葛。传统的婚姻也面临着压力；比如在《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中，他对于青年一代的自由生活流露出一种混合着赞同和轻视的微妙情绪；而电影剧本《海边的格雷西》，则对他们时而嘲弄时而认可。
书中有四个故事以医生和护士为主角，这显然与菲茨杰拉德当时的生活境遇关系密切。这些“医疗故事”——《噩梦》《打算怎样》《起自静默之地的旋风》《房子里的女人们》——从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日趋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持续不断的病痛里借用了很多冷酷的细节。
标题故事《我愿为你而死》，亦被菲茨杰拉德称作《湖之传说》，取材自他在空气清新的北卡罗来纳山区的忧愁岁月。他去那里是为了恢复健康；他害怕自己肺结核复发，希望新鲜的空气能够治愈他——也治愈泽尔达。从1935年到1937年，菲茨杰拉德不时重回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泽尔达和斯科蒂生活过的巴尔的摩，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卡罗来纳各色各样的旅馆中。当他有能力付钱时，他就待在名胜地的旅馆中，包括湖怪旅店、橡树馆和格罗夫公园旅店；当他经济窘迫时，就住在汽车旅馆里，喝着罐头汤，自己在水槽里洗衣服。当他有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且有能力工作时，菲茨杰拉德把自己的生活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我愿为你而死》就是当时当地他的生活写照。
撇去菲茨杰拉德投射在作品中的自我和焦虑，某些故事与他的自传恰恰相反。较之探究个人生活的运动轨迹，菲茨杰拉德还思考、书写影响美国文化和历史的更强大的力量，从大萧条时期的贫困问题到种族和公民权利问题，还从地域风俗、观念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汲取灵感，也许还从中寻求庇护。诚然，有时候这些公共的、历史性的问题，与菲茨杰拉德个体的、私人性的问题是混合在一起的。
我觉得从写《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夜色温柔》的九年间，对我的声誉造成了几乎不可修复的伤害，因为在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中，我只是一个为他们写晚报故事的作家……
很奇怪，我写短篇小说的老本事消失了。部分原因应该是时代变了，编辑们也变了，但也有些原因跟你我有关——大团圆结局。当然每隔两个故事应该有些其他结局，但是基本上我的读者都喜欢青春爱情小说。我不得不更频繁地从过去更远的生活中调动想象力来塑造它。
——菲茨杰拉德致泽尔达·菲茨杰拉德，1940年10月
《我愿为你而死》中各个故事的想象力，绝对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菲茨杰拉德对此很清楚，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赚稿费，尽管作品主线、词句和人物都在那儿，但是写得很匆忙，乏善可陈。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债务和艰难境遇对他的伤害不可逆转；他在1936年5月写给奥伯的信中所流露出的痛苦和坦诚，能够从当时的小说中一窥究竟：
“债务的事儿太糟心了。它让我的自信丧失到了可怕的程度。我曾经是为自己而写作的——如今我为编辑们而写，因为我没时间好好考虑我真的喜欢什么，或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就好比一个人才汲了一点点水就急不可耐地喝起来，因为他实在太渴以至于等不及井里的水充满。哦，但愿我能早点转运。”
纯净而精确、宝石般雕琢的句子和优雅的语言，这些菲茨杰拉德早期散文中的特质，在本书最优秀的几篇中同样有所体现。菲茨杰拉德的写作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既明快又阴暗的幽默，充满了美人美景美物的迷人气息，也记录了沐浴月光或斑驳的阳光所能给心情带来的影响以及对读者和作品的喜爱之情。即便菲茨杰拉德对于此生重获人气已经不抱希望，他仍然知道自己曾经有多优秀并且依旧可以优秀下去，1940年的春天，他告诉珀金斯：
“我曾经相信……我能够(如果不是一直)让人们感到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意思的。如今看来这却像是杂耍演员的廉价梦想，是一场化装成黑人的大型综艺表演，而你一直扮演着骨头先生……不过在写出这么多作品之后，被彻底湮没也是不公平的。就算现在，美国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很少不受到我的影响——话不说那么满，我至少是有原创性的作家。”
尽管菲茨杰拉德一直知道，好莱坞在大多数方面对他的写作技艺是有损的，但对他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些故事中，经常出现一连串引人注目的电影般的场景，使用不加对话的长镜头描写，就像是银幕上的视觉画面： 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奔跑着的男人，呼吸越来越重，跑上奇姆尼岩的台阶，寻找一个姑娘；在《起自静默之地的旋风》中，一辆救护车在慢镜头中缓缓驶来，车中人惊恐而悲伤，看着火光中有一辆满载孩童的校车。这些富于技巧性的描写或是新颖独特的连续镜头，抵消或者说拯救了菲茨杰拉德其他时候对自己才能的妥协和彻头彻尾的滥用，比如在《海边的格雷西》中，他写过一个婴儿爬上了一架竖琴的桥段。1940年4月，他写信给泽尔达：“我已经讨厌加利福尼亚了，如果能去法国待上三年，我愿意用余生来交换。”不过此前一个月他还对她说过，“我正在写‘帕特·霍比系列’——并且等待时机。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写一个喜剧系列，这会让我再次登上那些大杂志的——不过天哪，我已经是个被遗忘的人了。”这些写喜剧而不是悲剧的新想法，的确会让他重新被人记起。一路走来，不管经历多少困难、酗酒问题和病痛，菲茨杰拉德始终笔耕不辍，并试图在笔下反映他的所见所感。这些故事体现出的菲茨杰拉德最真实的特质，就是它们对希望的承载。
（本文为《我愿为你而死》导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