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特与波伏娃的所谓契约爱情
与人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改变的，也没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
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波伏娃与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他们是一对超越婚姻约束的自由情侣。
1929年，波伏娃20岁，萨特23岁。某个午后，他们一起看完电影，萨特对波伏娃说道：“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契约式婚姻宣告诞生。萨特解释说，两人不必结婚，但又是亲密的生活伴侣，真诚相爱的同时，各自保持着爱情的独立自由。不久，他们又达成了另一个协议，“双方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即是说他们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告知对方，双方都有爱其他异性的权利。这两个协议，他们竟然执行了一辈子。
萨特不赞成结婚，主张两性关系的多伴侣化，反对婚姻的静止性，多方接纳来自异性的诱惑。他希望与波伏娃共同建设一种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相互给予的超越传统的爱情关系。萨特曾经跟波伏娃说过，“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波伏娃说道，“我们两人的观点一致”。波伏娃还说过，“我们毫不怀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惟一遵循的原则。”
所以，波伏娃的女学生（也是她的同性恋人）就有可能成为萨特的情人。她的自传性小说《女宾》，演绎的就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性爱生活，波伏娃称之为“三重奏”。三人平等相处，共享性爱之乐，彼此互不妨碍，但也不拒绝三人同居。萨特还为这个女生萌发了写剧本的想法，结果是，他的第一部剧本《苍蝇》就是由这位女生担任主角的。演出大告成功，女生一举成名，萨特也由此进入戏剧创作领域。同样的，萨特的男学生也可能成为波伏娃的情人。事实正是这样。关键是，这种向外扩张的爱情关系在他们之间都是公开进行的。尽管也有因情而生发的各种摩擦，但他们大致相信：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改变的，也没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
波伏娃和萨特一直租住在巴黎的旅店里，但并不同房居住，一个住楼下，一个住楼上。生活也是有分有合的，既有在一起的时间，更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就是没有长期同居过。而且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各自买了房子更是各住一处，只不过相距很近。可他们的爱情关系处理得很好，50年的相处只有一晚在不和中分手。“永别的仪式”，是他们平时分开独居时说的玩笑话，但最后却成了波伏娃在萨特死后写的书名——这部书回忆了他们最后十年在一起的生活，是波伏娃在自己生命无多的日子里，向先她而去的萨特的最后告别。
可是，可是呢，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其实很早就停止了。1939年底，波伏娃去军营探望萨特时，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本来就很稀少的性爱交往。后来，波伏娃跟他的美国情人（她可是戴着他赠送的戒指进入坟墓的）谈起过她跟萨特的性关系：“他是和我第一个上床的男人，在此前从没人吻过我。我们长时间地在一起，我已告诉了你我心中有了他，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友谊而不是爱。爱情不太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对性生活不放在心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个热情、活泼的人，惟独在床上不是。我虽没经验，但很快就觉察到了，逐渐地觉得继续同床没什么意思，甚至是猥亵的。经过八年十年的不成功后，我们放弃了这种关系。”可见，是友情和柏拉图式的激情维持着他们的爱情。
友情、爱情、性爱（并且是各种各样的、复杂交错的）——萨特和波伏娃彼此发明、相互诠释着男女之间的情感教育。在他们的情感教育课堂上，有的是坦荡、诚实、宽容，却并不存在普遍的猜忌、嫉妒或背叛。他们重绘了古老的人类爱情图谱，探测出人际关系的新边疆。是的，是自由，自由才是他们契约式爱情至高无上的境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大肆张扬“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存在主义基本观念。而波伏娃的《第二性》，则以“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作为其女权主义的基石，目的也是为普天下女人争取命运的自由。他们以自由为旗的契约式爱情，有着常人并不具备的知识、智慧和人性、人格的力量。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法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逝世，法国政府同样为其举行国葬。这个世界上少了萨特和波伏娃，少了一对惊世骇俗的自由情侣，但似乎并不就多了一份寂寞。法国不愧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和浪漫的国家，就在萨特和波伏娃协议契约式婚姻70年后的1999年，这个国家通过了一项“亚婚姻”立法：男女只需正式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即可以成为契约式生活伴侣。据说，今天法国已有数万对这样的亚婚姻生活伴侣。这种介于婚姻与同居间的新型爱情关系，真可谓是萨特和波伏娃当年的契约式爱情的回声。
萨特曾写信给她说：“只有你可以给我一个鲜活的印象，你是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精灵，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意识，我的源泉！” 他们谈到不生孩子的选择时，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为什么爱会让人这么辛苦？为什么就没有一种建立在灵魂自由的前提下的爱？
世间最宝贵的自由，尤其是思想灵魂的自由无束。 然而，当爱上某个人的时候，自我即会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了。从此，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心中的爱，只是为了那张笑脸，为了那个人所反馈的爱。 再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灵魂。会猜忌，会担忧，会疯狂。 下半身的叛逆。下半身对灵魂的叛逆。激情对理智的叛逆。 难道爱一定会和自由相抵触？
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根本即是冲突。在爱当中也是这样。因为一个主体永远只能有一个思想，两个主体的合二为一是不可能避免带来冲突。
对凡人而言，要么放弃自我，实现伟大的爱情；要么放弃爱情，获得更加可贵的自由，如果热爱思想自由到不顾一切的话。
对智者，对思想上的强大者，却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方式来同时保存思想自由和爱情兼得。
萨特和波伏娃没结过婚，同居，各自都有独立的生活和自由的思想，甚至还各自拥有其他数不清的情人，但是，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破坏他们之间的爱情，更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伟大爱情。他们之间的爱，超越平凡人的妒忌和依赖，超越肉体和灵魂的束缚，最终回归于灵魂思想的深刻依恋和理解。
只是，我们都是凡人呵。 摆脱不了缠绵和依赖。
而且，身处其中的波夫娃是痛苦的。不论她的理性上如何清晰的知道男女的平等关系，但自然赋予女人的天性是不容挑战的，这天性里有温柔和美好，也有嫉妒和对安全的需求。男女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很多时候因人而异，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和模式。
（二）萨冈登场
正因为这种透明的自由，萨特和波伏娃的感情生活多姿多彩，绯闻和著作一样等身：二人世界远远不够，三位一体是家常便饭，四角、五角恋情也不算稀奇，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混搭更增添了繁复的色彩。越孤独，就越自由；越自由，就越孤独。终于有一天，波伏娃感到筋疲力尽。波伏娃在面对专情的妹妹妹夫的会心微笑和亲昵小动作时，羡慕加失落。彼时，她的大哲学家，正在美国和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缱绻，已经乐不思归了。没有史料表明，萨特对他的不婚生活感到厌倦，相反，他乐此不疲。对于萨特来说，丈夫？不可能，父亲？不可能，情人？或许可以！
不管波伏娃多么特立独行，多么声名远扬，在萨特面前，她永远都是“第二性”。很遗憾，我们的女权主义领袖走到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反面。
但是，波伏娃的字典里没有“怨妇”这个词，她也在大洋彼岸找到了情人尼尔森·阿尔格朗。此后的岁月，也频频更换男女朋友，以缓解心中焦虑。这种结局，是否比他们斥责的资产阶级婚姻要先进和幸福呢？冷暖也只有他们自知了。
时间来到1967年，波伏娃老了，伏特加威士忌给了她灵感和安慰，却也损伤了她的身体。萨特还有一颗不老的心，仍然被女崇拜者们众星捧月，他也乐于把时间分给那些情人而不是波伏娃。除了写作，波伏娃没有其他寄托。
弗朗索瓦兹·萨冈小姐登场了。
虽然波伏娃在她那个年代，已经非常逆经叛道：不婚，不育，不作男人的附庸，自食其力，但是，和后辈萨冈相比，还远远不够。波伏娃不过是酗酒，加之有几个男女朋友而已，而萨冈除了这些，毒品，飚车，赌博，每一样都足以让波伏娃目瞪口呆。这，当然也成为吸引萨特的致命诱惑。
萨冈不是第一流的作家，声名也远逊于萨特和波伏娃。但是，她的横空出世，是那个颓废时代的标志。诺贝尔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说，1950年代到1960年代，我记得的就是披头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萨冈的忧愁。女人如果生得美，加上有才华，而且早早出了名，就容易恃才傲物、狂放不羁。19岁以《你好，忧愁》出名的萨冈，拿到预付稿费后，立即就去买了一辆“美洲豹”跑车。195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一个头发凌乱、两眼通红的年轻女子”，驾驶她心爱的跑车狂奔在地中海边圣特罗佩的乡间小路，享受着被她称之为的“幸福的冲动”：“对速度的爱好与运动无关，正如它酷似赌博和机遇一样，速度就像生存的幸福，因此也仿佛延伸在生存的幸福之中的那种对死亡的隐约渴望。”
速度，速度！强烈的利比多，必须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飚车是一个出口，赌博也同样是！它和飚车一样令人血脉贲张，充满了濒死的快感：上一分钟可能倾家荡产，下一分钟就腰缠万贯。
1960年的夏天，多维尔的一家赌场，萨冈在差一点就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赌运逆转，一夜赢回8万法郎。第二天清晨，她想都没想，就倾其所有，买下一幢海边别墅——这也是她唯一的房子。她要的就是这种命悬一线的刺激。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赌博》的文章，赞颂赌博和赌友间的情谊。
酗酒，飚车，赌博，萨冈这样无度的挥霍青春，也不怕将来受到上帝的惩罚。谁在乎？她又不相信上帝！
萨特可以在花神咖啡馆和他的灵魂伴侣波伏娃讨论“他人即地狱“，同样，也可以在几十年后，在丁香园咖啡馆，和精灵一般的萨冈讨论文学——当然他太有资格了，他是因《恶心》和《墙》著名的大作家，还拒绝过诺贝尔奖。而萨冈，本来就擅长并醉心于和比她年长许多的老男人暧昧，何况这是她倾慕已久的萨特。在《给让·保罗·萨特的情书》中，她说，“萨特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我出生于1935年6月21日，可我不认为——况且，我也不愿意——我不认为我可以没有他而独自在这个星球上再度过三十年。”
萨冈也许不知道，当她仰望萨特时，萨特也对她心存感激。不仅仅是因为萨特生命中最后的一年多时间，每隔十天萨冈就会陪他在丁香园咖啡馆用餐（萨特说，这种聊天的方式就像两个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旅客，他觉得美妙极了），不仅仅是萨冈常常偷偷带来一瓶瓶苏格兰威士忌（波伏娃已禁止他饮酒），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女子的美丽与活力——萨特此时已是几近失明的半瘫老人，更重要的是，萨冈，这“可爱的小魔鬼”，用她彪悍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自由”这个词——这是萨特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
波伏娃和萨冈有几次短暂交集，一次是1971年，在波伏娃发起的社会各界签名反对禁止堕胎的文件中，波伏娃和萨冈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另外几次是，波伏娃和萨特在咖啡馆，巧遇萨冈和她的前夫，萨冈装作没看见，把头扭过去了。
1980年4月，让·保罗·萨特去世。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非常爱你，我的小海狸”（“海狸”是波伏娃的昵称）。在与他的那些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情妇们斗争了一辈子以后，波伏娃会为这句遗言感到些许安慰吗？
1986年4月，西蒙娜·德·波伏娃追随萨特而去，下葬时她的手上戴着美国情人尼尔森·阿尔格朗赠送的戒指——她从来就没有取下来过，虽然他们已经分手多年。
2004年9月，弗朗索瓦兹·萨冈小姐在时间面前输光了最后一个筹码——在时间面前，我们哪一个又是赢家？但是由飚车，赌博，酒精，毒品以及丑闻交织的一生，被萨冈挥霍得淋漓尽致，她没有让她的人生中哪怕一分钟陷入乏味和无聊，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从未输过。没错，是“丑闻”，她自己说的。她写给自己的墓志铭就是：“1954年，她带着一部单薄的小说《你好，忧愁》走向世人，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在写出了众多轻率的文字、经历了同样轻率的一生之后，她的离去却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
萨冈和前夫合葬在法国南部洛特省的卡雅克家族墓地，身旁还长眠着另外一个女人——佩姬•罗什，她是陪伴萨冈走过大半辈子的模特兼时装设计师，墓碑上并无她的名字。也许这，就是萨冈所说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之一吧。
萨特和波伏娃合葬在巴黎蒙巴那斯公墓，他们的新邻居有莫泊桑，波德莱尔，以及后来者贝克特和杜拉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生前都是波澜壮阔。
1978年，萨冈被诊断患上胰腺癌。同年，报上发表了她的《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虽然后来证明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误诊，但不排除当时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她，对病重的萨特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情愫。
萨特显然十分珍视萨冈对他的感情。有一天，他说，他本想再找人读一遍她的“情书”，以便回味萨冈对他的所有称赞，但又怕被人笑话。于是，萨冈整整花了3个小时，反复朗读录制了这封“情书”，把她对萨特的感情全部收进一盘磁带里。日后他对萨冈说，每当夜里他感到消沉的时候，就独自听听这段录音，于是心中便涌上一丝温暖的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