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3日，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他的第二故乡法国病逝。这位在英国文坛耕耘了六十余年的作家为他的读者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十七部小说、九部“消遣文学”作品、五本短篇小说集、七个剧作、九个电影剧本、两本游记、三本自传、两本传记、三卷论文集和一本诗集。在二十世纪英国作家中，格林不仅以多产著称，而且，他的题材之广、涉及的文学形式之多也是其他作家难以比拟的。

1904年10月2日，格雷厄姆·格林出生于伦敦西北二十五英里的赫特福德郡的伯肯斯特德(Berkhamsted, Hertfordshire)。他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Charles Henry Greene)是当地中学的校长。格雷厄姆·格林的童年并不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对学校的厌恶。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开始逃学，常常拿着一本书在小树丛中，篱笆墙后躲上好几个小时。在一本描写他墨西哥之行的游记作品《不法之路》( The Lawless Roads,1939)的卷首，他描述了十三岁时徘徊于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心情：

两个国家在这里紧挨着，……你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你脚下砾石路的一旁就是边界线。……如果你推开我父亲书房一侧的过道上的一扇包有绿色绒布的门，你就会走进另一个过道。看起来后一个过道与前一个惊人地相似，然而，那却已是异国他乡。……生活在边界上只会使人感到烦躁不安，许多爱和恨的纽带牵动着你的心。

三十多年后，格林在他的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1971）中又一次强调了这种童年时代的危机感和恐惧心理：

多年后，当我读到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关于地狱的那段训诫时，我认出了我曾经居住过的那片土地。在那时，我背离了文明世界，进入了一个具有奇怪的风俗习惯和莫名其妙的残酷行为的野蛮国度。在那里我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也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不加夸张地说，我是一个猎物，因为我有一些可疑的朋友。我的父亲难道不是学校校长吗？但是，我就好象是一个被占领土上饱偶政府首脑的儿子。

有人可能会说，格林对学校生活的这种反感在他的同龄人中迹不少见。例如，生于1903年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他的自传《一点学问》（A Little Learning，1964），生于1905年的安东尼·坡威尔（Anthony Powell）在他的《春天的婴儿》（Infants of the Spring）中都有同样的描述。但是，对于格林来说，学校生活使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世间的罪恶——特别是背叛——野蛮国家，以及生活在“边界”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刺激和恐惧，而格林的许多文学作品正是以此作为主题的。

1921年，十七岁的格林毕业于伯肯斯特德中学。次年，他进入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学习。在他的自传中，格林说他在牛津的那些日子里心情很舒畅。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出版了一本诗集，并负责一份学生报纸《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的编辑工作。1925年从牛津毕业后，格林曾在诺丁汉(Nottingham)的《卫报》短期工作，1926至1930年，他担任《泰晤士报》(Times)编辑。1926年，格林在他的女朋友的影响下皈依罗马天主教。他曾这样描述过他的洗礼仪式：

诺丁汉的天主教堂里光线很暗，室内有许多雕像。一个雾天的下午大约四点钟，我接受了洗礼。我当时想不出我特别喜爱的教名，因此我就保留了原来的名字。……整个仪式很正规，但时间很短。……当我回顾起我以前的生活，它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过，中间有许多空白，最多能给我留下一个笼统的印象。

尽管从这种戏剧性的描述中看不出洗礼仪式对于格林宗教信仰的影响，但是，加入天主教毕竟是格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他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The Man Within)于1929年出版后，海涅曼出版公司(Heinemann)同意每年支付给他六百英镑，条件是他在三年中拿出三本小说。于是，格林辞去了他在《泰晤士报》的编辑工作，专心搞创作。但是，他的后两本书很不成功。直到1932年他的“消遣文学”作品《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东方特别快车》(OrientExpress))才使他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1935年至1939年，格林担任《旁观者周刊》(Spectator)的电影评论专栏作家。

1938年，格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严肃的、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布赖顿硬糖》(Brighton Rock)。两年后，他的新作《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在文学评论界得到好评，使他成为当代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权力与荣耀》为格林赢得了霍思登文学奖。三十年代后期，格林还出版了两本“消遣文学”作品——《一支出卖的枪》(A Gun for Sale, 1939)和《密使》( The Confidential Agent,1939)——和以他的利比里亚、墨西哥之行为素材的两本游记——《没有带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1936)和《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s,1939)。1940至1941年间，他受聘于《旁观者周刊》任文学编辑。

二次大战期间，格林受雇于英国外交部，在西非从事情报工作。战后，作为一名记者，格林访问了许多国际政治的热点，包括正在抗击法国殖民军的越南、在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紧急法令”下正在镇压共产党的马来亚、在爱国武装组织“茅茅”(mau mau)领导下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肯尼亚，以及弗朗索瓦·杜瓦利埃( François Duvalier)独裁统治下的海地等国。这些采访使格林成为二次大战后英国首屈一指的外交事务和战地记者，同时也为他以后的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他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1955)、《病毒发尽的病例》(A Burnt Out Case,1961)、《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1966)和《荣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1973)的背景就分别是印度支那、刚果、海地和巴拉圭。

五十年代初，格林开始进行戏剧创作。他的第一个剧作《起居室》(The Living Room)于1953年在伦敦上演。除了将他自己的小说改写成电影脚本外，格林还写了《花棚》(The Potting Shed，1957)、《殷勤的情人》(The Complaisant Lover，1959)和《塑造一座雕像》(Carving a Statue，1964)等剧本。格林发表了几本短篇小说集，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撰写的五百余篇书评、影评和剧评被收入他的《论文集》(Collected Essays，1969)。由于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1962年他被授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并在1949、1952、1955、1965、1969和1985年多次获奖。

在讨论和分析他自己的作品时，格林把他的小说分成题材“严肃的”和“消遣性的”两大类，但是，这两类作品之间的区别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在回顾创作《布赖顿硬糖》的过程时，格林承认他起初是想在继《斯坦布尔列车》之后，再写一部“消遣文学”作品：

从第一句话开始，我就想写一本侦探小说。但是，最终完成的小说却违背了我的初衷。

伊夫林·沃早在1948年就对比过格林这两类作品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在为《小报》周刊(Tablet)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沃是这样评价的：

(格林的)“小说”和“消遣文学”具有同一种冷酷无情的风格，同是塑造那些缺乏魅力的角色。但是，它们的故事情节的逻辑性都很强，也很激动人心。从故事的梗概中，你看不出作品中的角色是否受过洗礼。而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小说”是受过洗礼的，能给人以深刻的精神上的启迪。

格林通常被称为“天主教作家”，但是他本人对这种评价却持有异议。他坚持说，他自己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很明显的。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格林塑造了不少读者所熟悉的角色。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在作品中并没有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行事，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则反映出他们各自对于天主教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他们各自对宗教的独特见解。虽然，他们的理解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正是他们个性的最好体现，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因为人世间就充满了这样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具有独特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们。

无论在他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的作品中，格林都表现出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关心，这是因为他认为作家对于整个社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在一封给伊丽莎白·鲍恩和V·S·普里切特的信中，格林谈到了小说家的职责：

首先，我要指出，作为一个人，我和蔬菜水果商、政府职员一样肩负着共同的义务——如果我有家的话，我要养家；不允许我去欺压穷人和孤儿寡母；如果政府有命令的话，还要献出我自己的生命(这是保持自我独立的惟一途径，那些由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则不得不用说教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义务。……我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很难被称之为人，更不用说是艺术家了。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其他受害者，我是否还负有特殊的责任呢?……我希望没有。可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

在格林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什么明确的、一成不变的政治主张。他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在牛津为了能免费去莫斯科旅行还加入了共产党，缴了四五周的党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格林在美国的旅行受到了限制，有一次他的入境申请被拒签 ——但是，格林信奉的只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他倾向马克思主义，同情卡斯特罗，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宗教无法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可取的选择。

格林认为，一个小说家不仅应该成为社会的和政治的正统观念的“肉中刺”，而且还应成为罗马天主教正统教义的“眼中钉”。对于那些盲目追崇宗教教义和政治主张的人，小说家应对他们的信仰提出质疑，目的是唤醒读者，使他们重新意识到人生的奥秘。雷克斯·沃纳在分析格林对小说家的职责的理解时说：

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学的政治任务——反映自然，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的生活，指出他们的言辞和行动的涵义；调查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保持过去的传统，探索未来；教育读者，批评错误，使人们受到鼓舞；揭露罪恶和创造新世界。在所有这些和其它的活动中，作家可能从他生活的社会中得到帮助或受到阻挠。作为一种规律，他越能和这个社会和谐相处，他就越幸福。虽然，他的作品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圈子的影响，但社会对他的创作证没有约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作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作品对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有破坏性。这是因为一个作家不应仅效忠于某一个政府，他的信仰应有更广和更深的含义。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责任感的驱使，格林在他的几十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极强的角色。虽然很难说他们究竟代表了哪种宗教或政治观点，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正好构成了格林生活中的各个侧面，组成了关于当今世界的一幅生动的图画。

《布赖顿硬糖》是格林探索社会问题的最初尝试。它和另外三本小说——《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48)和《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1951)——往往被称作“宗教小说”，这是因为它们都以宗教作为主题。这四部作品被公推为格林的代表作。

《布赖顿硬糖》的背景是英国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布赖顿。为了争夺对赛马彩票市场的控制权，两个黑社会的团伙发生了火并。十七岁的平克尔·布朗（Pinkie Bromn）在他们的首领遭暗算后以首领自居，一心想要和有权有势的利莱奥尼团伙争个高低。为了树立他自己的威望，平克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他的已故首领报仇雪恨。一个名叫黑尔（Hale）的记者被确认为告密者，他们把当地出产的一种粘手的硬糖硬塞进黑尔的喉咙，使他窒息而死。由于黑尔早已意识到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遇害前他特地结识了前来布赖顿度假的艾达（Ida），想让她成为一个见证人。黑尔死后，艾达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她认定黑尔死于非命，逆决心要找到凶手。出身贫苦的饭店女招待罗斯（Rose）是黑尔之死的唯一证人，为了防止她出庭作证，平克尔娶了这个头脑简单的十六岁的姑娘为妻。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团伙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团伙之间的争斗变得越来越复杂，平克尔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再加上艾达穷追不舍，最后，平克尔想用夫妻双双自杀的花招来除掉罗斯，但艾达带着警察及时赶到。平克尔反被他准备用来害人的硫酸弄瞎了眼，从悬崔上摔落致死。幸免遇难的罗斯发现她自己已怀上了杀人犯平克尔的孩子。

在结尾处教堂忏悔的那一段里，小说中的宗教主题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平克尔死后，失去了主心骨的罗斯去教堂寻求一条出路。她告诉神父平克尔已被罚入地狱，她也想去那里，这样他们还可以在地狱里团聚。当她提到平克尔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时，神父意味深长地说：

一个天主教徒则比其他人更容易犯罪，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有更多接触魔鬼的机会。

神父的这番话不仅总结了《布赖顿硬糖》的主题，也指出了格林几本宗教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受天主教家庭的影响，平克尔和罗斯都相信世上有地狱和魔鬼，因为他们都体验过极度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苦难。在回答罗斯有关地狱的问题时，平克尔说：

当然那是真的，……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呢？……那些异教徒什么也不

懂。当然，世上有地狱，地获中的烈火，惩罚，……和折磨。

这段话使读者自然地联想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著名剧目《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r. Faustus，1589）中浮士德和魔鬼有关地狱的一段对话。当浮士德问起地狱的位置时，魔鬼回答说：“天堂以外的所有地方都是地狱”（第二幕第一场）。平克尔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种地狱。

忏悔后，罗斯在心理上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她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这是她和平克尔爱情的结晶。但是，她所没有料到的是，等待着她的则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平克尔生前为她录制的一张唱片。在唱片上平克尔骂她是个淫妇，并说他对她恨得咬牙切齿。这是平克尔唯一给她留下的纪念品。这张罗斯珍藏着的唱片摧毁了她对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然而，罗斯必须回到现实中去，回到这样一个毫无希望、充满了无涯的苦难的世界上去。这就是罗斯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

在1940年出版的《权力与荣耀》中，宗教主题变得非常明显。这大概是格林自己承认在写作时有一个明确主题的惟一作品。小说取材于格林1937—1938年冬天对墨西哥的访问，描写的是笼罩在宗教迫害恐怖气氛中的墨西哥。在一些省，所有的牧师都被驱逐出境或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不久当地政府就发现还有一个牧师正在秘密活动。警官——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下决心要把牧师捉拿归案。在他的心目中，牧师甚至比来自美国的武装匪徒还可恶，只要根除宗教的影响，墨西哥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年老的牧师很清楚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企图偷渡出海，转移到一个安全的省份去。但在开船前，他答应一个孩子的恳求，放弃自己逃生的机会，返回内陆为那孩子临死的母亲做弥撒。在那之后，他不得不东躲西藏，以避开警察对他的追捕。牧师本人并不是圣人，他不仅是个酒鬼，而且还有一个私生女。没想到，当他又一次来到这母女俩居住的小山村时，恰恰是她们俩救了他的性命。后来，他在逃亡途中遇见了一个混血儿。他知道这个自称是天主教徒的混血儿肯定会为那悬赏的七百比索的奖金而出卖他。摆脱了混血儿之后，牧师却因买私酒而被捕入狱。由于没钱付罚款，他不得不去清扫牢房。出于对老人的同情，警官把他放了。不久，混血儿又找到了牧师，说是一个受伤的美国匪徒需要他去做弥撒。明知这是个圈套，牧师还是去了。被捕后，警官把牧师押到省会，在那里牧师被确认犯有叛国罪而遭处死。但是，牧师并没有白死。就在他被处决的当天晚上，又一个牧师开始了秘密的宗教活动。

从表面上看，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嗜酒成性的牧师和惟命是从的警官——代表了墨西哥的政治和宗教斗争中的两股势力。但是，读者不难看出，格林在小说中并没有企图塑造颇有个性的角色——他甚至都没有给他们起个名字，而只是借这两者之间追捕和反追捕的一系列事件来暗喻更深一层的涵义。很明显，骑在骡背上逃亡的牧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从小说的一开头，他就企图逃离墨西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牧师的“一身黑衣和溜肩膀让他想起棺材，感到很不舒服”，“牧师满口蛀牙的嘴里已经吐出死亡的气息。”他是个酒鬼、懦夫，时常牵挂着的私生女儿布丽奇特则是他纵欲的产物。然而，在那肮脏拥挤的牢房里度过的那个夜晚却使他悟出了不少道理。一个女犯人缠着要向他忏悔，在牢房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另一对犯人正在忘情地做爱，从这些人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世界的一个缩影：圣人总说遭受磨难是美妙的。然而，我们并不是圣人，你和我。对我们来说遭受磨难是丑恶的：恶臭，拥挤和痛苦。对于角落的那两个人来说，那是美好的。需要很好地学一学才能用圣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圣人对美的理解很微妙，可以看不起他们那种拙劣、幼稚的鉴赏能力，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

是在黑暗的牢房里牧师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上帝的力量，第一次产生了要彻底忏悔自己的罪过、相信上帝恩典的决心，现在他所期待的就是能够平静地离开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这也就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段历程的开端。

第二天，大概是牧师这种虔诚的神情感动了警官。警官并未认出这个穷困潦倒的老人就是他追捕的对象，也不记得他们曾在村子里见过一面，释放老人时还给了他五个比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好是一次弥撒的费用。

牧师和警官的第三次见面是在牧师被混血儿出卖而被捕之后，也就是小说中的两股势力面对面的第一次交锋。警官坚持说，虽然牧师本人是个好人，但他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还说，宗教不可能解救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但是，他所代表的政府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大众提供吃的；给他们书本，教他们识字；我们会让他们免除磨难。”对此，牧师回答说，上帝最宠爱的就是劳苦大众，天堂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他承认人生必有一死，但是对于人生的真谛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靠手中的强权和民众的畏惧来维持的政府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政府中的官员很难抗拒权力带来的诱惑，而成为腐败的牺牲品：“除非你自己是个好人，不然为你的那个目标而工作是无用的。而且，在你们那里也不总有好人。然而，我是个懦夫以及其他一切就不那么重要了。我照样可以让一个人信奉上帝，也可以让上帝宽恕他。如果教会中的牧师都像我这个样子，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应该说，牧师第一次在两股势力的交锋中占了上风，摆脱了被追捕的尴尬处境。

小说中的牧师和《圣经·新约》中受难前的耶酥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个为了七百比索而密告牧师的混血儿恰恰是出卖耶稣的犹太的翻版。牧师之死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一个名叫路易斯的小男孩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对他母亲讲的一个虔诚故事持怀疑态度，更使他感兴趣的是警官佩戴的闪闪发亮的左轮手枪。从中可以看到，墨西哥的希望似乎掌握在墨西哥政府的手中。但是，牧师遇难后，路易斯马上改变了立场，是他首先用一个吻迎来了新到的牧师。当然，受到最大震撼的还是牧师的对立面——警官，因为他第一次看到了他一生所信仰的那个“事业”的虚伪性和内心的空虚。从这些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到已故的牧师所代表的宗教势力最终战胜了推行强权统治的政治势力，这和天主教教义中对耶稣复活的叙述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格林笔下的牧师无法和基督教教义中的耶稣相提并论，但是，格林正是运用这种讽喻的手法，突出表现了全书的主题——上帝的权力和荣耀。

二次大战后，格林发表了另外两本宗教题材的小说：《问题的核心》和《爱情的结局》。1951年10月2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摘引了格林关于《问题的核心》的自述：

我曾经为一个下地狱的人写了一本小说——《布赖顿硬糖》——又为一个上天堂的人写了另一本——《权力与荣耀》。现在我又写了一本关于在炼狱中涤罪的人的书。

《问题的核心》的背景是英国在西非的一个殖民地。警察局长斯科比（Scobie）少校十五年来兢兢业业，是当地居民公认的一位正直的政府官员。但是，殖民当局在遴选地区专员时却没有考虑他。消息传来，斯科比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觉得他十五年的努力已付诸东流。在家庭生活方面，斯科比业不幸福。他的孩子在前几年夭折。斯科比太太多愁善感，在殖民官员的家卷中是子然一身。起先，她期待着丈夫的晋升能使她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平衡，现在她则坚持要外出旅游，以躲开周围压抑的气氛。不得已，斯科比只好走向叙利亚商人优素福借钱，以支付他夫人的旅费。几天以后，一艘英国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但船上的乘客和船员被及时地营救上岸。斯科比爱上了乘客中刚刚失去丈夫的罗尔特太太。但是，罗尔特太太业不满足于充当斯科比的“地下”情妇，她嘲笑斯科比过分小心谨慎，指责他连公开他们之间关系的勇气都没有。一时冲动，斯科比给她写了封情书，结果信落到了优素福的手里。为了赎回信，斯科比被迫帮助优素福走私钻石。罗尔特太太怂恿斯科比与他的夫人离婚。身为天主教徒的斯科比则觉得他的信仰和良心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度假归来的斯科比太太更增添了他的烦恼。他们一起去教堂，然而，斯科比却无法向上帝忏悔，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与罗尔特太太的关系。他道，根据天主教的装义，他的灵魂将被永远罚入地狱。斯科比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而周围则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带来任何心理上的安慰。在他看来，自我解脱的最好方法就是自杀。为了使他的夫人在他死后能拿到他的人寿保险赔偿金，他假装心绞痛，还改写了自己的日记，编出他的“病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斯科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时候，有消息说殖民当局又在讨论他的升迁问题，只是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暂停考虑。但是，现在这个消息对斯科比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在服用了过量的抗心绞痛药后，斯科比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只有他夫人觉得斯科比死得蹊跷，当她埋怨牧师拒绝为斯科比祷告时，牧师回答说：没有人可以说斯科比是邪恶的，应被打入地狱，因为谁也不理解上帝的仁慈之心。

《问题的核心》是一本颇有争议的小说，特别是格林为小说的主人公斯科比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引起了不少天主教作家的不满。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自杀是最深重的罪孽之一，是要被永远打入地狱的。伊夫林·沃在小说刚刚问世时就评论说：

在我看来，小说中那种因为爱上帝而把自己打入地狱的提法；如果不是一种很不确切的表达方法，那末就是对上帝疯狂的亵渎。因为如果上帝接受了这种献祭，那么上帝就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可爱了。

虽然沃在1948年的指责有些过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问题的核心》中的宗教主题，正是在这个宗教主题的框架中，故事的情节才得以发展。斯科比是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殖民官员，认为怜悯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他曾感叹道：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痛苦的世界上，想要得到幸福是多么荒唐。

正是这种对于人世间苦难的同情心，最后迫使斯科比选择了自杀的路，因为在婚外恋、与走私犯和杀人犯同谋之后，斯科比觉得他再也不能欺骗上帝了：

上帝啊，只有我自己才是罪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的最后结局。但是我情愿把痛苦留给你，而不是给海伦或我的妻子，因为我看不到你在受难。……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不会抛弃她们中的任何人，可是，我可以去死，可以把我从她们的血液中清除出去。她们都恨我。……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月复一月地欺侮你。圣诞节我觉得无法在祭坛上面对你；在庆祝你诞辰的宴会上，仅仅为了个谎言而分食你的血和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永远地离去，那么你的境况会好得多。

象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英雄奥赛罗（Othello）一样，斯科比爱得很深，但却爱得很不聪明。当陷入困境时，他看到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杀。

如果《权力与荣耀》描写的是一个登上天堂的男子，那么，《爱情的结局》记述的则是一个女子通向天国的道路。和前几部小说相比，格林在《爱情的结局》中更多地运用当代小说的写作技巧：意识流、时间差、日记、书信、梦幻等等。故事的叙述者是三角恋爱的当事人之一本德里克斯（Bendrix）。由于许多情节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往往觉得难以启齿。很自然，读者会对这样一个当事人的叙述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在女主人公萨拉（Sarah）死后，格林又从另外几个角度来完成这个故事：萨拉的日记、本德里克斯雇用的私人侦探、萨拉的丈夫亨利·迈尔斯、曾经安慰和帮助过萨拉的理查德·斯迈恩。在这出三角恋爱酿成的悲剧中，这些人只是旁观者，小说的女主人公就在他们面前走过，一步步地走向天堂。在这本小说中，萨拉所走过的路和《权力与荣耀》中的牧师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爱情的结局》是格林所有宗教题材的小说中宗教色彩最浓的一部作品。曾经抨击过《问题的核心》的伊夫林·沃一方面称赞格林在这本小说中出色地运用了宗教主题，另一方面又抱怨格林过分地强调了教会的神秘感。在前三部宗教小说的结尾，往往由一个教会的代表来重申天主教的教义，并点出全书的宗教主题。但在《爱情的结局》中，萨拉所走过的道路则是天主教教义为教徒们所指出的拯救灵魂通向天堂之路。在这部作品中，其宗教主题和故事情节很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从《布赖顿硬糖》到《爱情的结局》，格林的写作技巧渐臻完美，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小说的故事情节转向人物的塑造，使得他的后期作品更有思想深度。

从五十年代的中期开始，在创作中格林的兴趣开始从宗教转向国际政治。《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和《荣誉领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1955年发表的《沉静的美国人》是一本以越南抗法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主题是处于政治冲突和种族矛盾困境中的人。作品中的两个对立面是中年的英国记者福勒（Fowler）和三十二岁的哈佛高材生派尔（Pyle）。由于三年前格林访美的申请刚刚遭到拒绝，许多美国评论家很自然地把这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指责格林在这本小说中的强烈反美倾向。因此，不少西方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往往误解格林的创作意图。如果仔细地回味一下福勒在小说的开头对派尔的评论，就不难看出作者对西方“民主”口号的讥讽：

他（指派尔）年轻、无知、愚蠢地卷了进来。和你们一样，他对整个事件并没有概念。……他从未见过课堂上没有提到过的事情。教科书的作者和他的老师们把他骗了。当他看到一具尸体时，他甚至连伤口也找不到。他真是一个捍卫民主的斗士，对赤色分子的最大威胁。

很明显，小说的主题是二十世纪文学作品的一个老课题——因愚昧无知而付的可怕的代价，因为无知中包含着可笑的自以为是，傲慢和道德上的盲目性。这也正是萧伯纳（Bernard Shaw）主要剧作的主题之一。

五十年代也是格林开始戏剧创作的时期。他的第一个剧《起居间》1953年第一次在伦敦上演，连续演了两个月。格林是这样评论他的第一个剧作的：

那不只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在写了数本小说后，我需要休息一下。我讨厌单调乏味的电影脚本。当生活显得太枯燥时，我找到了一种新的兴奋剂。

其实，格林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想写剧本。他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50年，当时他试着把他自己的小说《问题的核心》搬上舞台，但是，这个剧仅在波士顿演了几场后就停演了。显然，当时他还不习惯戏剧这个形式。就在他写第五个电影脚本《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 1949）时，他还要先用小说形式把故事写出来，然后再改写成电影脚本。

可能是受他的宗教信仰的影响，格林高度赞扬中世纪的道德剧——用寓言的手法，以抽象，名词为剧中人物命名，用以说明人类的行为准则和最后命运的宗教剧。他认为道德剧比许多当代戏剧更深刻，因为道德剧“有骨而没有肉”，而着意刻画人物个性的现代戏剧则只“有肉而没有骨”。在格林看来，莎士比亚继承了道德剧和人物剧的传统，并在他的戏剧中取得了这两者之间最完美的平衡。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格林力求有“骨”又有“肉"—既有哲理又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同时，他还注意在他的剧中涉及暴力、恐饰、酷刑等对二十世纪的观众有吸引力的课题。评论家普遍认为格林的戏剧远不如他的小说，然而，他仍然公认为英国当代重要的宗教剧作家之一。虽然他的后期剧作没有局限于宗教主题，但是他仍在剧中着重表现人反复无常的本质，对现代的道德观提出质疑，业强调基督教教徒间的兄弟之情的重要性。

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病毒发展的病例》代表了格林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新起点。虽然小说的背景是刚果的原始森林，在这方面与那三本国际政治题材的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它的内容上来看，这本小说更接近那四本宗教题材的作品。而它的新意则在于小说描述的业不是人生的史程，而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旅程。书名中的“病毒发展”是有关麻风病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那些濒危的麻风病人。他们的病情不会再度恶化，可是，他们的驱体已经被病毒吞食得残缺不全。主人公凯瑞（Querry）虽然四肢完好，但他的灵魂就象是病毒发展的麻风病人一样，已经濒临死亡，因为他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毫无知觉。其实，凯端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教堂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狼。但是，对于建筑和女色的迷恋只不过是他自我爱怜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现在，这两者对他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一心向往的就是躲避他的过去，这就是他从文明世界逃到刚果境内密林深处一座教会主持的麻风病医院的真正原因。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代表作《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描写的是船长马洛沿刚果河面上，探索非洲腹地的经史。在旅途中，马洛体验到了非洲的酷热，原始丛林中的孤独感，和野蛮部落人的神秘感，而这些恰恰象征着人类心灵中的阴暗面。但是，格林笔下的凯瑞却自己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他最后决定在这教会医院落脚。当科林医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只回答说他乘坐的那条汽船不再往前走了。凯瑞或许是想使自己重新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一员，但是，心灵上的阴影、沉重的精神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直到他最后离开人间。《病毒发展的病例》业不是格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格林成功地塑造了对于宗教持多种态度的不同角色，这样也就更现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七十年代，格林写了两本与南非有关的小说。《荣誉领事》描写的是一起发生在南非的政治绑架案件。《人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1978）描写的则是一个双重间谍。六十多岁的莫里斯·卡斯尔（Maurice Castie）是英国情报局六，处的官员，为了帮助他的黑人妻子的朋友——南非黑人组织——他成了克格勃的一个“鼹鼠”。东窗事发后，克格勃帮助他逃到了莫斯科，但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却留在了英国。据说，卡斯尔的创作原型是格林的挚友、1963年叛逃到苏联的英国情报官员基姆·菲尔比（Kim Philby）。

八十年代，格林又发表了《日内瓦的费舍尔医生》(Doctor Fischer of Geneva, 1980)，《吉诃德主教》(Monsignor Quixote, 1982)和《第十个人》(The Tenth Man, 1985)三部小说。其中，《第十个人》的初稿创作于四十年代，但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和读者见面。

应该承认，格林的宗教信仰对于他的文学生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创作的初期起，格林就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兴趣。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兴趣才使他的作品没有局限于宗教这单一主题。随着题材的不断扩展，天主教教义的局限性则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格林在他的创造中才没有机械地追随宗教的清规戒律，而是把他的视线转向了人文主义，转向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格林既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善于把他的亲身经历用文学形式奉献给读者的作家。在格林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艾略特(T·S·Eliot)诗作中那种一片干旱的荒原，而是一个被评论家称作“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世界，一个由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正是由于格林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更接近现实的世界，才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受读者欢迎，同时在评论界又颇有争议的英国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