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胡安·鲁尔福失业，导火索是他向公司要求提供一部收音机，以稀释荒凉旅途上的孤寂，这个不擅自剖的人到底要从收音机沙粒似的杂音中获得怎样的慰解？可能是那“沙沙……”声所提示的遥远过去。他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最后只能把自己的沉默融化成童年小镇的烟雾，恐怕是连八卦先师毛姆大叔都无从穿透鲁尔福的沉默了。

　　
　　在胡安·鲁尔福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字词之间，还是在日常物事之间，沉默萦绕不散，几乎化作个人标签式的姿态。
　　
　　毛姆是最广为人知地带着八卦热情写作的作者，人们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原型是高更，《刀锋》的原型是维特根斯坦，又说这还不算什么，毛姆大叔最狠毒的是写出了《巨匠与杰作》，把巴尔扎克、司汤达、奥斯丁等一众大师扯下神坛，我们在追味大师的复杂人格之余，不免侥幸于自己的低调。
　　
　　21世纪的时代精神是无所不能的“人肉”，但“人肉”对胡安·鲁尔福而言已经不起作用，因为他是真正的沉默之子。
　　
　　胡安·鲁尔福是作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先驱为人所知的，然而当我揣怀着生猛的八卦之心，尝试在他的生平中寻找一个能接近其性格真相的线口时，却发现可供想象发挥的资料如此贫乏，对于鲁尔福的大部分生涯，我们只得到空白与沉默的印象。
　　
　　我们知道这位出生于1917年的金牛座男子有着长得离谱的全名（胡安·奈波慕塞诺·卡洛斯·贝雷斯·鲁尔福·维斯卡伊诺），童年岁月基本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况，其时的墨西哥正经历着地动山摇的历史巨震，一次大战争与一次小战争几乎笼罩了童年鲁尔福对世界的感知。大战争指的是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墨西哥举行总统大选，波费里奥·迪亚斯三十余年的独裁统治引起普遍民情不满，自由派的马德罗将其推翻，然而就像所有的革命故事，革命的成果不断转移、失落，令人身心疲惫。
　　
　　虽然这个大战争扭转了整个墨西哥的未来轨迹，然而对童年鲁尔福而言，他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这场大战争的余波，是小战争真正扭转了他的命运轨道，这场小战争指的便是发生于1926—1929年的Cristero战争，交锋双方是政府军与“基督军”，“基督军”因不满宪法中有关限制天主教会自主权的条款而起兵，鲁尔福的双亲分别在1923与1927年亡命于Cristero战争。我们知道鲁尔福的小说创作有两大母题——农村与战争，在《那个夜晚，他掉队了》与《燃烧的原野》等短篇创作中，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这些战争对鲁尔福日后写作的影响，《那个夜晚，他掉队了》中甚至提到了“十四个”（即当时“基督军”中一枪毙了十四条人命的著名军官维托里亚诺·拉米雷斯）。
　　
　　我们知道童年鲁尔福成长于一个叫SanGabriel的墨西哥小镇，自殖民时期以来该小镇尚算发展兴盛，然而遍历战火的灼烧后，SanGabriel元气大伤、每况愈下，最后沦落为一处贫瘠的遗弃之地。SanGabriel如幽灵般出没在鲁尔福的每篇小说里，因此对鲁尔福而言，每一次的创作，就是一次想象的还乡，《佩德罗·巴拉莫》中生死流转的鬼域科马拉与半月庄，便是向SanGabriel的终极致敬。
　　
　　我们知道双亲卒亡后，鲁尔福被送进一家孤儿院，据说孤儿院里的修女对待鲁尔福非常严苛，忧患与孤独过早地渗透进他的血液，这样的童年与青春期没有任何张扬恣意可言，因为寄人篱下的生活要求持久的忍耐与谨慎。关于鲁尔福的孤儿院时期，此外便一无所知了，我每每重读《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就会暗暗猜想那些穿了一身黑的丑老太婆会不会就是鲁尔福对修女形象开的玩笑？
　　
　　卡夫卡式的谨小慎微的小职员
　　
　　我们知道如所有的文学天才，鲁尔福童年时期便培养起广泛的阅读兴趣，文学是他的终生追求，虽然他从未成为所谓的“职业作家”，然而鲁尔福的求学经历颇为坎坷。鲁尔福从未接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当他预备去瓜达拉哈拉大学报到时，该大学却因正在闹罢课而处于瘫痪，又因鲁尔福没有上预备学校的课程，无奈之下只能转去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鲁尔福起初打算就读国家军事学院（NationalMilitaryAcademy），可是三个月后，他便缘由不明地离开了国家军事学院，而希望入读国立自治大学的法律系，结果又因为学分不足的原因而搁置了。坎坷的求学历程并没有改变鲁尔福最深层的兴趣与热情，虽然没能入读国立自治大学的法律系，他却在该校的文哲系旁听了不少艺术史课程，这些课程对促成他对文学的思考，以及日后文学创作的成熟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胡安·鲁尔福跟卡夫卡一样，从来只是一名谨小慎微的小职员，他是一边报考公务员，一边开始其艰涩的文学创作的。鲁尔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移民处当一名管理档案的职员，后来又当过旅社业务推销员，而在1953年、1955年分别出版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与巅峰之作《佩德罗·巴拉莫》后，鲁尔福亦并未投身全职作家的行列，照旧继续他轮胎推销的职业生涯，这其中的玄关可谓让人费解。如果说《佩德罗·巴拉莫》在1955年遭到冷遇的情况一直未变的话，鲁尔福的选择最为顺理成章，然而当两年后此书被伯乐所识、并奉为经典后，鲁尔福仍然甘心于小职员的生涯，便是让后人难解的一个谜题。对此，《燃烧的原野》译者张伟劼说他了解到的有两种说法，一说鲁尔福在写出《佩德罗·巴拉莫》后意识到自己江郎才尽，于是主动退出文坛；二说他活在《佩德罗·巴拉莫》的巨大阴影下，终日嗜酒消沉。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而第二种说法则比较无稽，像鲁尔福这样游历丰富的坚韧角色，岂是说垮就垮？要想寻觅鲁尔福悄然隐退文坛的线索，也许只能回到他那篇《回忆与怀念》，也许鲁尔福并不是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在写完《佩德罗·巴拉莫》后便金盆洗手，因为在《回忆与怀念》里，他写道：“不是我缀笔不写作了，我仍在写我没有完成的东西。在整个那种局面下，我觉得有点孤独”，也许鲁尔福并没有金盆洗手，他只是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从来不认为出书是一个作家的本命，相反，他可能认为被遗忘与被冷落才是作家的本命，而那些追逐斗转星移的文学花招的新秀，鲁尔福形容他们为“狼群”，他本人却只是沉默耐劳的金牛，用最低的姿态开拓最苦的文学之路，那是一种惧怕聚光灯的性情。
　　
　　连毛姆都无从穿透鲁尔福的沉默
　　
　　我们又知道晚年的鲁尔福就职于墨西哥人类研究所，并于1986年安静地长眠。可是，就在我们以为他真的要被人们遗忘了的时候，他的光华却经由不同的棱面得到了放大，那个最耀眼的棱面，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与勒·克莱齐奥三位诺文奖桂冠作者不约而同地在演讲辞中赋予了鲁尔福郑重的殊荣，于是前辈作者通过后辈作者的阅读或误读、承继或消解，引爆了沉默生涯的婴儿宇宙，冒现出新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而我们不知道的只会更多：我们不知道童年鲁尔福是以怎样的心境面对离殇；我们不知道鲁尔福在孤儿院与放工后的漫漫长夜里，会独自思考着怎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鲁尔福与城市知识分子的相处，经历了怎样的不适与尴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晚年鲁尔福会到墨西哥人类研究所工作；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感情生活……到最后，我们所能接近的，只有他的沉默，因为他是那么少有地谈起自己。于是，张佳玮在书评里提及的一处小细节让我着迷，1952年胡安·鲁尔福失业，导火索是他向公司要求提供一部收音机，以稀释荒凉旅途上的孤寂，这个不擅自剖的人到底要从收音机沙粒似的杂音中获得怎样的藉？可能是那“沙沙……”声所提示的遥远过去。他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最后只能把自己的沉默融化成童年小镇的烟雾，恐怕是连八卦先师毛姆大叔都无从穿透鲁尔福的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