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敏锐的想象力和逻辑，如果被混合到荒谬的程度，结果将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谲，抑或是一个爱尔兰犹太人后裔身上所体现的独特质素；如果是一个归化了的犹太人，这种诡谲就更是百分之百。事实上，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被分享了：一个人、两种文化和第三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个人就是爱尔兰著名的荒诞派戏剧大师、黑色的悲观主义者、信奉新教的犹太人——塞缪尔·贝克特。他以5部作品：《马洛伊》（小说）、《马洛纳之死》（小说）、《无名的人》（小说）、《等待戈多》（剧本）和《瓦特》（小说），在世界文坛赢得了声誉。尤其是戏剧《等待戈多》，在1953年上演后，拉开了世界戏剧史上崭新的一页，风靡全世界，被译成20多种语言，吸引了100多万观众。

贝克特虽不是先知，但他那独特的忧郁和黑色的悲观主义却让人们彷徨于死亡和虚无的边缘。他借剧中人物的嘴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追问：我是谁？他让所有苦苦等待戈多的人因绝望而恢复痛感。1957年，《等待戈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所监狱中为1400多名囚犯演出，演员们本来担心这种戏是否能为囚犯们所接受。结果出乎人们意料，囚犯们反响强烈，认为这部戏并不难懂。一个囚犯说：“戈多就是社会。”另一个囚犯说：“戈多就是监狱外边。”监狱中的一个管教说得更透彻：“他们懂得什么是等待，他们知道如果戈多真的来了，只能让人们失望而已。” 39 后来一名导演问贝克特，戈多究竟是谁或者指什么？贝克特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40

美国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深入研读了贝克特的作品之后，向他的导师递交了厚厚的一叠纸——但纸上一个字也没有。他的无字论文最终获得了通过。他正是以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表明自己对贝克特作品的虚无内涵的深切体会，仿佛贝克特全部作品确实在表现一个虚无的主题：荒凉的世界、荒诞的人生、荒芜的艺术 41 。这似乎只对了一半，贝克特思想的主旨确乎是地道的黑色悲观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温和的、充盈的、魅力十足的，对人类怀有深刻理解、同情与爱的人。正如美国另一位犹太作家威塞尔 42 在《遭遇贝克特》一文中所言：“他杰出地描绘了必然生活在一个丑陋世界上的人类的不幸与悲剧，但他没有把自己描述为邪恶，因为他本人是邪恶的反面：他不嫉恨任何人，也准备帮助每一个人……毫不奇怪，他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不单是个隐士，而且是个圣徒……因为他不仅是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43

塞缪尔·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福克斯罗克，这是一个信奉新教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关于贝克特的出生时间，在官方的出生证明上记载的是5月13日，但贝克特本人总是坚持说是4月13日，因为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圣徒奥古斯丁就是诞生在某一个月的第十三天，而且他尊敬的几个人，像但丁、乔伊斯，以及他唯一的兄弟弗兰克都是死于某一个月的第十三天。但最关键的是，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按贝克特的一位传记作者解释：“在爱尔兰，通常的做法是家长在婴儿出生后一个月方才到政府机构3去登记，如果这孩子活过了他生命的第一个月。” 44 据说刚刚降临人世的贝克特身体十分瘦弱，着实令他的父母担忧了一阵子。至于出生在基督受难日这一天，虽说完全是个巧合，但“这个日子对于他特别合适，因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生存的纯然不幸后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心灵”。45 既然在这个特殊日子降临人世，那人生也一定与众不同。

贝克特的父亲比尔，是17世纪从法国迁移到爱尔兰的贵格会会员贝克茨的后裔，身上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由于对上大学不感兴趣，15岁就进入家里开设的建筑商行工作，之后在都柏林的一家公司任统计员，并获得公司的股份 46 。贝克特的母亲曾是一名医院的护士，在医院同受伤并失恋的比尔认识，俩人一见钟情，于1901年8月31日举行婚礼。

贝克特的母亲是个讲故事的好手，她常常用动听的故事和美味的点心款待她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并教导孩子们具有高尚的礼貌和适宜的爱好，如钢琴、绘画和唱歌，她坚定而虔诚。他们还经常在自家的场地上打网球，就在贝克特12岁时，他和哥哥一道获得过本地区网球比赛冠军。体育运动是他终身的爱好，从比尔开始，他们几乎全家都是游泳高手。贝克特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但由于他母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徒，使他从小就很孤独。但他对周围的苦难和不幸异常敏感，一生秉持了这种品性，他说：“我有一个不错的童年，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然而，我更知我的周围还有许多不幸。” 47 正是他从小所受的宗教教育，使他天生忧郁，并喜欢苦思冥想。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和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等待深深地浸泡在他的血液里，再加之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即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征求过他的意见，而死亡则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高悬在他的头顶。

1914年，就在贝克特8岁时，已经显示出了对文学的特殊兴趣。他不仅搜集了不少文学类图书，而且还搜集了两座雕像，一座是莎士比亚的，一座是但丁的。他每每从体育活动中退到自己的小小房间，很小就学会了享受孤独。此外，他还和哥哥、表姐等一道学习弹钢琴。在5个孩子中，他是练琴最刻苦的一个，但弹琴水平始终不高，或者说“只有技术没有感觉”。有一天，钢琴教师问他长大要干什么，贝克特口气生硬地回答：“打板球，代表爱尔兰。”但最终贝克特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而成为了一名曲高和寡的作家，也不失为一种荒诞。

少年时期贝克特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时父亲带他去看柏林大火。“欧洲最好的大街在一晚上就化为灰烬”这一景象长期存留在贝克特的脑海，尽管他经历了爱尔兰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结束的1923年，贝克特被送到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正式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贝克特的功课集中在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特别是喜欢对17世纪的研究——课程有逻辑学、道德哲学、物理学、玄学、修辞学、伦理学、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数学等。但对于贝克特的求知欲望和聪明的头脑，这些似乎还不够。在这些功课之外，他还阅读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神话中的心理学》、理查兹的《科学与诗歌》、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刘易斯的《时代与西方人》、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杜威的《经验与本性》、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罗素的《神秘主义与逻辑》《当代混乱的起因》和《我信仰什么？》等书，短短的几年，他“不仅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且能够将其表达出来。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已能够参加1927年在知识分子中间3非常普遍的那些辩论” 48 。他还对科学很感兴趣，目的是为了探究与人类相关的许多自然现象。他的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家却有三一学院的传统，因为他的两个叔叔都曾是三一学院的高才生。所以，贝克特在三年级时就成为三一学院一名有名气的学者，并获得免费用餐、半价宿舍和另加20英镑生活津贴的奖学金。此外，贝克特的导师一位是研究贝克莱、笛卡尔和柏格森的权威，另一位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戏剧专家，他们使贝克特受益匪浅。

在他1927年12月毕业之前的两个夏天，他先后骑自行车到过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对法兰西文化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时，他获得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名，现代文学的大金质奖章，他研究笛卡尔的论文还获得了50英镑的特别奖学金。毕业后，他被邀请到法国一所大学教了两个学期的法语。1928年春，他又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英语。在巴黎的最大收获，就是24岁的贝克特结识了大作家乔伊斯，这深刻地改变了贝克特的人生历程。

生活和艺术对乔伊斯来说，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一次，他切生日蛋糕，蛋糕上放着《尤利西斯》的复印本，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可以这样认为，乔伊斯身上有着圣主耶稣的某种气质，只是这种气质有些错位。然而恰恰是错位铸就了他那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信仰，并由此贯穿于他的艺术和生活之中，将平凡转化为不平凡，将普通的生日聚会转化成热闹的节日庆典，将人类悲剧谱成神圣的喜剧。他的精神境界使他面对种种困苦时都能平静自若。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视力几乎下降到零，双眼必须再动手术。”但接着笔锋一转，“有没有威尔士语和英语双解词典？”很久以后，贝克特获得诺贝尔奖时，曾说过乔伊斯的这种精神信仰对他产生了深远的“道德影响”。49

乔伊斯重视友谊，全心全意地对待朋友，可称典范。乔伊斯和贝克特的一位共同密友乔拉斯说，乔伊斯“对友谊有着特殊的才能……因此他不会轻易认朋友。对他来讲，友谊就是责任”。另一位画家弗兰克·巴根是乔伊斯终生“患难与共的朋友”，他说，乔伊斯把“友谊”和法律规定为同一概念，他始终如一、忠诚可信，既是一位知心的谈话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他对朋友非常重视和牵挂，事无巨细——无论是搬家、雇女仆，还是请医生，他都会鼎力相助。如果谁病了，他会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竭力让朋友们觉得开心，那份真切和热情让人有些尴尬”，他从不会拒绝朋友的各种邀请。当然，他的自尊和谦虚也是显而易见的。朋友对他的作品提出意见，或保留其作品的选刊抄本，都让他“深深感动”。“朋友们温暖的关怀，大大缓解了他的私人生活的苦痛……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和帮助，他的眼神就说明了一切。”这是贝克特有一次在和朋友谈论乔伊斯时说的话。对朋友的热心相助，对青年作家的大力扶持，成为爱尔兰文坛代代相传的仁爱传统。一位作家说：“在乔眼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是作家、孩童、侍者、公主还是贵妇。他喜欢听别人讲话，从来不厌烦。”

贝克特和乔伊斯相识时，正是乔伊斯及其家人面临巨大不幸的时候。一是他自己患严重的眼疾，无法读书，只能借助放大镜，剧烈的眼痛让他几近崩溃；二是妻子因子宫切除手术而住进了医院，他日夜守护在妻子的病床边；三是女儿患精神分裂症需要住医院，他四处为女儿求医问药，并向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病学家咨询；四是他的儿子，一个颇有天资的歌手，开始迷恋一个比他年长11岁的女人，并离家出走，随心所欲地过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乔伊斯仍处处关心朋友，并有求必应。当然，他的内心也非常地痛苦，他常常为当年醉酒后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女儿的精神病症而深感内疚。于是，贝克特像“奴仆”一样不辞劳苦地帮助乔伊斯。一次，同时代的作家庞德看到乔伊斯和贝克特在一起，便对贝克特大加讽刺，态度蛮横。不久，乔伊斯就中断了和庞德的友谊。贝克特从高等师范下班后，一听说乔伊斯打过电话，就马上回话，声音抑扬顿挫。当得知乔伊斯晚上散步想要有人陪伴时，贝克特便急匆匆赶过去，“觉得这是一次殊荣”。

乔伊斯和贝克特关系密切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乔伊斯觉得贝克特是一个有潜力和有知识的青年人，并且贝克特非常理解和欣赏乔的作品。由于乔伊斯的作品是一种新的文学格式，所以他的许多朋友和家人几乎从来也不读他的作品，这使乔很苦恼。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乔伊斯从贝克特身上看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贝克特和乔伊斯不仅长相酷似，而且志趣相投，再加之年龄的差异，俩人有一种父子般的感觉。此外，乔伊斯的个人魅力也深深吸引着贝克特。平常乔伊斯行事冷静、外表严肃，和人相处时从不直呼人姓氏，而是习惯于称别人“先生”或“小姐”。有一次，他偶尔叫了声“贝克特”，就让这位年轻朋友高兴了好半天。乔伊斯笑的时候，非常天真而富有感染力，从不矫揉造作。跳舞时，胳膊甩来甩去，腿踢得老高，脸上带着孩子般羞涩的笑。幽默和写作可能是他反抗生活折磨的最好办法，他从来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二战中最忧心忡忡时，他仍然保持着那份苦涩的幽默和对周围人的关怀，为他们缓解生命的压力，让痛苦不堪的生活变得可以承受。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反应和一个喜剧作家一样，努力给人们带来欢乐。有一段时间，贝克特完全模仿乔伊斯，跷着腿，嘴里含着香烟，眼睛贴在书本上阅读，甚至还买了一双漆皮夹跟鞋，号码和乔伊斯的一模一样，尽管穿起来脚发肿并且长鸡眼，贝克特也咬着牙挺住。

乔伊斯邀请贝克特参加了许多社交聚会，包括上文提到的那次庞德讥笑贝克特的不愉快聚餐。同样不愉快的是另一次《尤利西斯》法译本的庆祝会和鲜花节25周年纪念会。客人们由一辆公共汽车送到靠近凡尔赛的一座村庄里。然而在返回途中，车上的都雅坦、瓦莱里等人决定集体捉弄贝克特，让车停下来并给他一杯一杯地灌睡前酒。当然，在一些社交活动中，许多朋友后来也成了贝克特的至交。俄罗斯犹太移民保罗·莱昂就是一个。莱昂多才多艺，是律师和社会学家、国际法专家、爱尔兰家法研究作者，还研习文学、哲学和拉丁文。他的幽默诙谐也是公认的。莱昂和贝克特一样，是乔伊斯家的常客，经常帮乔处理一些财务和职业方面的事务。许多个夜晚，莱昂在抑扬顿挫地朗诵乔作品的校样。

乔伊斯和贝克特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犹太人的苦难命运的同情。乔伊斯不仅精通犹太人的历史，还私人援助过至少12个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掌。他还经常把自己比作受压迫的犹太人，他觉得在苏黎世的生活如同囚徒一样。“《塔木德》说过，我们犹太人就像橄榄一样；当被挤压时，当被自身的枝叶压垮时，才能榨出精华。”后来反犹主义者和乔伊斯打官司，贝克特曾出庭做证。乔对一生遭受的暴政和罗马式的精神奴役非常反感，他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生与死带来的创痛已足够了。”有一次，乔因儿子的婚姻失败喝酒特别凶，贝克特则始终在一旁宽慰他。乔拉斯说：“贝克特作为一个知心好友，在乔伊斯沮丧焦虑时给予的关怀的确让人感动。”即使是乔去世后，他仍然请求处理把乔伊斯的遗体运回爱尔兰这一复杂问题。

乔伊斯的去世和女儿露西娅的病情困扰有很大关系。露西娅个子高挑、身材窈窕、举止优雅，漂亮的圆脸上长着一双蓝眼睛。由于乔伊斯一家频繁地搬迁，使她没有能掌握好一门语言。但她在演唱、钢琴演奏、舞蹈和美术插图方面很有天赋，乔伊斯曾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帮助女儿的事业。露西娅在参加聚会时，总是扮演成卓别林或拿破仑，非常可爱。可惜的是，她患有精神病。在与贝克特的交往中，露西娅暗恋上了英俊而有气质的贝克特，这使贝克特很尴尬，最后被迫告诉她，他感兴趣的是她的父亲而不是她。这使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沉下去，也让乔伊斯非常痛苦。贝克特本人在很多年里一直深感罪责，认为露西娅的病情恶化和自己无法给予她爱的回报有很大关系。1936年后，露西娅不仅脾气暴戾，而且总是睡在花园里，不管天气如何。这件事影响了贝克特和乔伊斯一家的关系。后来，在露西娅被社会福利机构永久收容之后，贝克特和乔伊斯才恢复了原来的亲密关系。乔伊斯在和贝克特的谈话中，对纳粹的邪恶行为大加谴责，并将帮助犹太人视为自己道义上的责任，而不管自己的境遇如何。1940年夏，在德军进驻巴黎之前，贝克特加入了逃亡大军，临行前和乔伊斯见了最后一面。

每当露西娅住院时，乔伊斯便定期给她写信，去探望她。他的信中显示出无法抚慰的哀伤：“我亲爱的小女儿，”他常常这样开头，“我确信……某个美好的日子——不会太遥远——乌云会散去，它们不是暴风雨前的浓云，只不过是些小云彩罢了。”在另一封言辞痛切的信中，他写道：“我看到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也看到了令人悲哀的迹象。你为什么总是独坐在窗前？无疑那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但一位姑娘在田野中漫步，那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不停地为他两个孩子的不幸而责怪自己：“我对我的孩子有着而且已经造成了罪孽深重的影响。”在他谓之为“一个瞎子的愤怒与绝望”中，他祈求道：“密涅瓦女神指引我吧！”战事初起时，乔伊斯更是对女儿极度地担心，他在1939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全然不知我女儿身在何处——而我却做了那么多准备才来到她身边！”信中他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忧虑：“假若遇到爆炸，她可千万莫要被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弃在恐惧中，以为所有的人都不要她了。”当露西娅终于在一家新医院安顿下来后，乔伊斯便去待在她身边，保护她，以免她被炸弹的声音所惊吓。而对这种声音他本人也深感恐惧。1941年1月13日，他在思念女儿的抑郁中在苏黎世去世。

在贝克特的生活中，苏珊娜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比贝克特大6岁，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为新闻界所关注。苏珊娜是法国人，认识贝克特时已是一位严肃又具有天赋的画家，还是演员兼教师。1938年，她38岁时偶然进入了贝克特的生活，那时，贝克特刚被一名歹徒刺伤住进医院里，这样，从一开始她就显示出了她那力量和宁静相混合的个性。苏珊娜容貌平常，但她的沉静和稳定使她颇具魅力，使她具有一种抚慰人的力量；或者起码对贝克特来说，她像母亲一样坚强可靠。她把自己的一生几乎都默默献给了贝克特的需要，从饮食起居的管理者到他的文学代理人，在贝克特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靠缝纫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他们长达40多年的关系里，苏珊娜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四周建立了一道隐蔽的墙，她不愿抛头露面，她喜欢保护自己的隐私，在这一点上她甚至比贝克特有过之而无不及。贝克特刚刚成名时，苏珊娜甚至不愿参加贝克特的社交活动，她只情愿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贡献给“家庭的”贝克特，而不是“社会的”贝克特。二战期间，他们曾一起参加过法国左翼地下组织的反法西斯活动，抵抗纳粹的侵略暴行。苏珊娜凭着自己的沉稳和聪明几度化险为夷，甚至可以说是她使贝克特免遭厄运。他们的抵抗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她又陪伴贝克特逃亡到鲁西荣，一路上历尽艰难也并无怨言。战争结束后，苏珊娜默默地陪伴贝克特度过了他一生中几乎每一个重大时刻，这其中包括他酗酒无度、苦闷彷徨的时期，包括他被疾病缠身、痛苦难堪的时刻，包括他们经济拮据、难以度日的时期，包括他为艺术而苦苦思索并最终顿悟的时刻，当然也包括他拥有成功的辉煌的时刻。她的许多话和行为多次成为贝克特的作品中的原型依据，启发了贝克特的创作灵感。在贝克特为艺术创作不被人理解和接受而苦闷彷徨的时候，她甚至为他争取成功付出了很多亲身的努力。贝克特不愿向外界推荐自己的作品，更不愿与人打交道，是苏珊娜充当了他的文学代理人的角色；《等待戈多》最后能在法国上演，贝克特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最终能够出版，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苏珊娜的执着努力。这一定都曾经让苏珊娜倍感自豪并由此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贝克特和苏珊娜的私人生活关系一直非常奇特，这也是引起许多人猜想并产生兴趣的部分原因。他们从开始至终都分室而居，保持着一种非性关系。他们的许多朋友也曾对此颇感诧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就越来越能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因为这正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方式，而且是最适合的方式而感到了释然。

1961年3月25日，贝克特考虑到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一旦自己有什么意外，苏珊娜就可以成为自己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在两人同居23年后决定秘密结婚。结婚时始终没有鲜花和香槟，只有很少几个朋友，贝克特差几周55岁，苏珊娜61岁。

贝克特完全是一个超脱的人，他不喜欢为声名所累。他的脸上皱纹密布，写尽了人世间的沧桑。他痛恨任何形式的自我曝光和自我炒作，即使是颁给他诺贝尔奖，他也未来领奖。每当人们邀请他参加电视访谈节目或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他总是很有礼貌但又很坚决地说：“不。”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成为了一个神秘人物，甚至是一名现代隐士。其实，他的好朋友数不胜数，只不过是他沉迷于独处，珍视自己的隐私罢了。很多时候，他不忍心拒绝别人。

《等待戈多》风靡全球之后，他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他就会带上苏姗娜，去寻找那些四季如春、没有喧扰的地方，美美地过上几周宁静的生活，并寻求新的灵感。有时他一旦才思枯竭，或者太多的凡尘俗事打断了他的写作计划时，他也会莫名其妙地冲着人们发火：“没完没了的干扰，没完没了的信件，自己却连一点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了。整个人都被淹没了，没有出路了。”1983年1月，在经历了一段相当苦闷的时期之后，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从未有过的无聊和空虚。我记得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种种花吧。未来已经没有希望。’至少，他还可以种种花。我想他还是有东西可写的。但是，我却连一点灵感都找不到了。” 50 对于这种欲哭无泪的苦闷，贝克特已经习以为常了，但70岁以后，他却忍无可忍，认为给他举办75岁生日庆典，不仅占用了他的时间，而且也侵犯了他的隐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去你的，名声。”他大发感慨：“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

贝克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记者、评论家，甚至朋友在问及他的作品含义时，他也总是避而不谈、缄默不语。他非常乐于和记者交谈，但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笼罩着一种神秘感，而他天生就不喜欢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是“苹果核里的虫子”（贝克特原话），不懂得整个苹果从外面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贝克特经常和他的一些朋友促膝谈心，他很喜欢海涅、歌德和叶芝这几位诗人，他认为海涅对“生命的磨炼”和“古老的循环”很有感悟，而歌德和叶芝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写下了优美的诗篇，所以，他认为老年意味着“光明和精神”。他说：“我们的时代欠缺的就是精神，人们不再和自己的精神交流了。然而，真正重要的就是精神。”他认为，艺术家的伟大使命就在于表达“存在”。但是，“存在”是无形的、混乱的、神秘莫测的“无意义的动作的集合体”，人类先天不足、痛苦不堪、混乱无序。虽然艺术家也是“无意义”的一个部分，但出于自身的天职，必须将这种“无意义”形象化地表现出来。

贝克特的世界观的焦点在于两种不同的悲观，一种是轻易的、不在乎思索一切的悲观；另一种是在无法避免的悲惨境遇中，痛苦地面对现实而产生的悲观。前者的悲观由于认为一切事物皆没有价值，因此有其极限；而后者则试图从相反的观点去解释，认为既然没有价值可言，也就谈不上再降低其价值。我们曾目睹了前所未有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了解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的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而且，这种悲观主义以其博大丰富的同情，拥抱了对全人类的爱。因为这种达到痛苦顶峰的绝望已臻至变化的极限，从而深知如果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贝克特的作品发自近乎绝灭的心境，似乎已承担了全人类的不幸。而他凄如挽歌的语调中，浸满着对受苦者的救赎和遇难灵魂的安慰。

在《等待戈多》和《啊，美好的时光》这两部堪称《圣经》注释的杰作中，贝克特的上述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等待戈多》中有这样的话：“你是那将要降临的，还是我们要再等待的另一个呢？”剧中两个流浪汉必须忍受的境遇，是以野蛮的方式残忍而无意义地生存。在这部比较富有人性的剧本中，贝克特向我们说明了，没有什么法律比造物本身更为残忍。而人在创作中唯一的位置，仅仅是出自他故意恶意地将其他法律加之于其上的这一事实。但如果我们设想有个神，有一个创造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无尽痛苦的神，那么，正如剧中两个流浪汉一样，我们与他将何地何时、怎样相见呢？对这个问题，贝克特用剧本的名字做了回答。到剧终时我们仍然不知道戈多是什么人，就像我们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幕仍不会知道命运一样。在大幕徐徐落下的时候，我们深切体会到一切残酷的力量，但我们也明白了这一点：无论经过怎样的痛苦与折磨，有一种东西是永远磨灭不了的，那就是希望。《等待戈多》清晰地描绘了人类面对永远的、不可预料的等待，所做的形而上的抉择。

在他的另一部剧本中，对《圣经》的引喻多和人的现实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关系，就像旷野中空漠的、没有回音的呼喊一样。贝克特的解说是针对一个无望的坐在沙漠中的幻想者而发的，但主题却是发生于这一切之外的另一事实：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逐渐被日益增多的沙粒所覆盖，直到完全埋葬在自己的寂寞里；但有一样东西却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昂然矗立，那就是他的头和他在旷野里的叫喊。人们只要活着，就有一种永不泯灭的需求，这就是：找到自己3的同类，与之对话、交流。51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另一个犹太大师索尔·贝娄曾给贝克特写过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又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悲观主义者。”贝克特回了一封信，挖苦道：“你从哪里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呢？”其实，贝克特在面对逆境时，从来也不是一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相反，他表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德国期间，他曾经用一个刀片自行处理了手上的一道烫伤。为了追求知识、寻求心灵的顿悟，尽管阴囊上的肿块痛得他死去活来，他还是矢志不移，走遍了柏林所有的艺术馆。二战爆发后，他告别了家乡，勇敢地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顽强地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斗争。所以，他在给毕肖普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悲观主义是用来形容邪恶战胜了正义的一种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把悲观主义安到我的头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进行判断。我只不过是碰巧多接触到了其中一者而已。” 52 75岁高龄的时候，他引用了《李尔王》中的一句话：“谁能肯定我现在的处境最糟？只要我们还懂得说最糟糕，就说明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在贝克特的作品中，虽然能洞彻世界的黑暗和虚无，但永远能看到希望，他的那种“黑色”是对悲观和绝望的嘲讽和反抗。

和贝克特相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他的言谈中充满了“黑色的智慧”。在医生给他治疗白内障时，他对顺势疗法充满了怀疑：“还在治疗眼睛。愚蠢的眼药水、药剂和同种疗法医师开的小药片，后者就仿佛敷在木脚上的膏药一样。”还有一回，由于口腔囊肿，在动过手术之后，他戴了一副假牙。他就说：“戏剧让我恶心到假牙了！”幽默是他反抗逆境最有力的武器，这就是他“黑色悲观主义”的真正含义。由于贝克特离人们很遥远，所以许多人对他产生种种猜测，而生活中的贝克特和他的导师乔伊斯一样，非常随和大方，关心别人，富有同情心，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即使是在他家徒四壁的时候，他仍然乐善好施，不声不响地资助过很多朋友和陌生人，他的善良和大方简直成了盛行一时的传奇故事。走在大街上，见到乞丐，他从来都不忘施舍。有一回他说：“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骗子，但我不能冒这个险。”“冒险”这个词用得太好了，这正是他美好心灵的真实写照。他常常觉得，自己年轻时太自私、太张扬、3太不关心他人，所以自己活该老来受罪。53 他对弱势群体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包括：失败者、病人、囚犯、乞丐、流浪汉，甚至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他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即使偶尔上当受骗也浑然不觉。他相信人总是好的，尽管有时确实有一两个人让他感到失望，他也会原谅他们身上所有的“人类的弱点……天生的弱点”。

所以，既然人类还不太美好，我们就有理由等待下去，并为了迎接“戈多”的到来而努力地工作。这可能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