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太宰治，中国的读者对他绝不陌生，他就是日本战后那个活跃一时、自杀上瘾的“无赖派”作家。在年轻读者中，不乏他的忠实拥趸，甚至有人尊其为神明一般的精神灯塔，将太宰治文学视为青春文学最好的范本。事实上，井上靖曾经说过：“倘使举办一场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要挑选一名代表选手的话，日本的代表，或许不是夏目漱石，不是谷崎润一郎，也不是三岛由纪夫，而是太宰治。”然而这个评价似乎缺少点共鸣，比如另一位日本文学大家三岛由纪夫就这样评价太宰治：“我开始读太宰治的东西，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坏的选择……在他的文学中，许多文学青年发现自己的肖像画而感到喜悦，在这同一点上，我却慌忙地背转脸去。”

那么太宰治究竟是怎样一位作家？太宰治的青春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呢？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1909年6月19日出生于日本北方青森县的一个地主豪门家庭，二十一岁进入当时的帝国大学法文系学习，后中途退学（顺便插一句，日本作家中退学者甚多，不知道这与其从事文学创作是否有什么联系）。1933年起，太宰治陆续发表小说《回忆》等，开始受到关注，1935年短篇小说《逆行》在《文艺杂志》发表，这也是太宰治第一次在“同人志”以外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该小说成为日本第一届芥川奖的候选作品并差一点获奖，由此奠定了他新晋作家的地位。

他当时的风格可以《丑角之花》为例，这篇小说依据太宰治同一个有夫之妇咖啡馆女招待一起投海自杀，结果女的死去，他自己却没有死的真实事件，采用自白形式写成。这种写法给当时文坛以新鲜的印象，后来形成太宰治独特的说话体和饶舌体文体。太宰治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女生徒》《二十世纪旗手》《越级起诉》《潘多拉之盒》等。战后，太宰治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也是他文学生涯的最重要时期，他的代表作品《维庸之妻》、《斜阳》（1947年）、《人间失格》（1948年）等均写成于这一时期。由于他的作品描写了日本战败后的世态，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理，他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宠儿。1948年6月13日深夜（也可能是6月14日的凌晨），太宰治留下尚未完成的小说《Goodbye》，与自己的仰慕者兼情人山崎富荣一起投河自杀，直至6月19日遗体才被打捞起，而这一天恰好是太宰治的生日。

《斜阳》写于1947年。小说描写了没落贵族和子（与其母亲及弟弟直治）一家在日本战败初期的遭遇及思想演变过程。日本文学评论界认为是他“将主题、理想人物和写作手法全部投入的太宰治文学的一首大型交响曲”，认为该作品“采用了太宰治中、后期得心应手的女性第一人称写法，插入直治的日记和遗书，用他前期惯用的格言体和信札体”，此外，“小说的四个登场人物全部是太宰治的分身，弟弟直治是他的前期，文人上原是他的后期，母亲与和子反映了他中期的精神面貌”，而“直治耻于生为贵族，要进到民众中去又缺乏坚强的生命力，他苦于与众不同，加上药品中毒，终于自杀，则像太宰治的晚年”。

很明显，地主豪门的家庭出身使太宰治潜意识中有一种名门意识，但毕竟他二十一岁就来到了日本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东京，并且又接触过左翼地下运动，父亲身上那种粗鄙、土里土气的地主做派让他鄙夷，因而对真正的贵族抱有执着的憧憬。极度的自尊心、上述矛盾心理以及敏感深刻、极易受伤的感受性，共同构成了太宰治的性格基调，这种性格在冰冷、粗粝的社会现实面前必然落得黯然神伤的结局。

《斜阳》问世之时，正是整个日本沉沦于战败，不能自拔之时。不说普通民众感到悲观绝望，一些破落贵族既留恋原先的日子，却不得不面对旧时代的种种虚伪和不合理现象，进而感到愧疚，又不知道如何适应新时代，陷于空虚和颓丧，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极度混乱的。《斜阳》通过和子和直治的思想与行为，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这种困境，因此在日本引起轰动，以至诞生出“斜阳族”这个流行名词，不能不说其作品确实影响深远。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这种破落贵族的自嗟自伤也正是让人痛恶之处，就像三岛由纪夫说的“……这些自我戏剧化是我生来最讨厌的东西，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对我来说是最受不了的”。

被誉为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巅峰之作”《人间失格》，更是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太宰治自1948年3月8日起开始写作，5月11日完成，原稿一共二百零三页，不仅分量十足，内容也是非常充实的。作品描写大庭叶藏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了自我放逐、酗酒、嗜药、自杀，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同时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对自我价值展开了痛苦的追问与求索……放在今天，叶藏无疑算得上是个“卢瑟儿”（loser），他精神空虚，生活放荡而平庸，未来渺茫，不被社会认可，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太宰治借由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并且提出身为人最深刻的精神危机与自我价值问题，从而使作品由“卢瑟儿”堕落记升华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人间失格》这部作品被很多人认为是太宰治的自传体小说，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太宰治以近似遗书的形式绘就的一幅自画像。故事主人公叶藏与太宰治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不是自传。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太宰治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他的身体状况却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肺结核病（这在当时绝对是不治之症）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整日咯血（有人推测，他应该挨不过秋天），太宰治一定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甘心由上帝之手来掐灭自己的生命之火，于是决定自我了断。正是在这样的决意下，他开始着手写《人间失格》。文人在玉楼赴召之际，用文学的形式为自己留下一幅小照不足为奇，芥川写过《傻瓜的一生》，可看作此类自画像；正冈子规写的“丝瓜初开时，浓痰壅塞命如丝，我今成佛去”也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冷静地描述一位文学者的临终情形。

然而与这些相比，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酝酿时间更长，体量更加宏大，视点也更加冷静和理性。太宰治为自己选定的是这样一帧“标准像”：一方面惊怯于人的复杂和丑恶，另一方面又竭力想讨好人，不惜假痴佯癫以接近他人才不至于被社会抛弃的青年，当被女人看破懦弱和孤独并乘虚而入后，竟渐渐变得十分依恋女人（他无疑对人有种类似恋母情结的情感），沉沦于声色中将其作为自己逃避现实逃避社会的温柔之乡的青年——他似乎把懦弱和沉沦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做无谓的抗争，从而宣泄其意识深处的所谓贵族的高贵和骄傲。最终他想表白自己：“叶藏……即使喝酒……也还是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呢。”太宰治正是这样一个“卢瑟儿”，太宰文学则是一个被社会和时代碾压的“卢瑟儿”所发出的微弱抗议。在太宰治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至多也只能生出像他那样的微弱声音，有时候故意唱唱反调（例如在《潘多拉之盒》中，作者就借越后狮子的口喊出“天皇陛下万岁”），但这种“卢瑟儿”的抗争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太宰治自身的人生经历也已经为此做出了注脚。

通过描写颓废坠落的社会现实来追求思想的解放、抵制当时的社会思潮，这便是“无赖派”文学的主要基调。以太宰治为重要代表的这个文学群体经常在作品中用自我解嘲和戏谑的创作手法，描写充斥着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并希望以这种方法揭示人在道德和情义下隐藏的阴暗面，从而得到真正的人性解放。这种以自谑写颓废，以颓废求解放的思想结构正是太宰文学的内涵之一，表面的戏谑和无赖掩饰不住作者内心对人与人之间的爱、信任以及真实、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