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其人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位最能与卡夫卡相提并论的人，无疑就是埃利亚斯·卡内蒂。卡内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介绍到中国的，直接原因大概是他在1981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一般认为，卡内蒂的意义远非诺贝尔文学奖所能涵盖。卡内蒂是20世纪唯一一位在政治哲学和文学原创两大领域均取得重要成就的人，他的《迷惘》和自传三部曲都是不朽的文学名著，而《群众与权力》早已被政治哲学界奉为经典之作。

卡内蒂是一位独特的“难以归属”的作家：他1905年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1938年迁居英国，但终生使用德语写作。

“难以归属”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文学史少有对他的评价，德国文学史也没有为这个人留下位置。甚至在他1981年摘得诺贝尔奖时，授奖辞只好写：“卡内蒂，这位萍踪不定的世界作家有自己的故乡，这就是德语。”卡内蒂本身也是一位隐者，不像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格拉斯、奈保尔等人那么活跃。他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但是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卡内蒂与卡夫卡都是东欧的犹太人，主要活动区域在维也纳，彼此所关心的也是相近的问题。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从个体的感受出发，而归结为整个人类的境遇。《变形记》里主人公变成甲虫，是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出了问题。

卡内蒂也是这样，《迷惘》中的主人公基恩首先是一个人。卡夫卡更多面对体制，卡内蒂则感到了来自另一方面即群众的威胁，而当时猖獗的德意法西斯，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合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内蒂是卡夫卡的直接继承者。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卡内蒂诺贝尔奖时，曾提到此书反映了“‘群众人’在我们之中所造成的威胁”，这其实也可以说发端于卡夫卡，不过卡夫卡尚且模糊感觉的东西，对于卡内蒂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明确了。卡夫卡是古今皆然的，卡内蒂则是20世纪的卡夫卡。

小说《迷惘》：知识分子读物

卡内蒂第一部小说《迷惘》预言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

但这部作品有别于后来那些揭露纳粹大屠杀的文学。显然他更从本质上关心这一问题。二战以后，他写了论著《群众与权力》。之后又写了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其中揭示的正是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卡内蒂的作品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读物”。国内卡内蒂的著作是在不同时间分别出版的，假如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自传三部曲，再看《迷惘》，最后看《群众与权力》，作者的思想脉络就会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出了至少五个《迷惘》的译本。卡内蒂一度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也许因为这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的书，构思奇特怪诞，又富有神秘色彩。书中三部分就让人耳目一新：“没有世界的头脑”、“没有头脑的世界”和“世界在头脑中”。当那个饱读诗书、遗世独立的主人公基恩接纳了“群众人”女管家苔莱瑟，他的厄运就降临了，结果是他的世界彻底毁灭。

论著《群众与权力》：思想主导一切

《群众与权力》中译本的出版，似乎没有受到读者很大关注。本来是文学家的卡内蒂为何要写这样一本论著，他自己的说法是：“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探索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这就是《群众与权力》的意义所在。为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不但作为时代现象去理解，而且从事物最深的根源及最广的分叉去理解，当时不允许自己做任何文学工作。”对于“群众”的研究并非始于卡内蒂，在他之前，法国的勒庞早已出版了《群众心理学》（中译本名为《乌合之众》）。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一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卡内蒂提出了“群众人”的概念，这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归根结底，“群众人”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权力”正赖此而生。在卡内蒂看来，一方面，群众是权力得以施行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是施行权力的对象。二十世纪人类几场重大悲剧的发生，都可以拿他说的“群众与权力”来解释。

自传三部曲：见证20世纪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于今年一月由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卡内蒂不仅有惊人的天赋，其际遇也为文学史所津津乐道。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布罗赫、穆齐尔、布莱希特等文学大师，并因为自己杰出的思想和文学才华受到这些前辈大师的赏识。在自传三部曲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与这些大师的交往，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碰撞的火花。

卡内蒂的一生是在不断的流亡、放逐和漂泊中度过的，不安、焦虑和惊惧似乎总是与他如影相随。有评论家说，卡内蒂代表的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不断的流亡和放逐，其一生是二十世纪欧洲苦难和战争的缩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威的《理想藏书》的编者认为，“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精神上的《奥德修纪》，是20世纪的伟大见证之一。”《理想藏书》将《获救之舌》列在有史以来“回忆录与自传”类作品的第一位。

《耳证人》是卡内蒂的人物特写集，收录了五十个奇形怪状的人，美其名曰“舔名人”，也就是有名人癖的人，“老不”就是一个人老爱说不，“老罪女”讲的是一个女人总觉得自己有罪，等等。

孟京辉介绍，有一次和史航、廖一梅在闲聊时提到以往的戏剧创意大都忽略个人的命运，因此这次要做一部戏关注两个人内心的故事变化。于是找到了比利·怀尔德的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故事，史航又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个‘都市怪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来源于《耳证人》，“以往我们都说眼见为实，但是听说的，或者说传说中的很多城市怪状也很有意思。”史航介绍，这些个性鲜明的人以叠加的方式融化在戏中的角色身上。“我们不想写都市里张三爱上李四的故事，希望不同的‘脑积水’和‘脑积水’汇合在一起。不过不见得读过《耳证人》的读者就能在戏中对号入座。我们做的是宫保鸡丁，把花椒早都挑出了。”《耳证人》还被史航称作翻译得传神到生硬的一部作品，他说：“由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合译，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汉话软件翻译的，但事实上卡内蒂写作时刻意的生硬感在翻译的过程中都被保留了，比如一个喜欢说不的人的名字就翻译成“老不”，既包括了人物性格又有中国特色。

对卡内蒂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史航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恰巧读到卡内蒂的小说《迷惘》，因为书中的主角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汉学家就立刻吸引了他。记得当时书中对李斯的评价出人意料。因为李斯被胡亥处死时说下辈子再不做官要牵着黄狗出门和儿子打猎。但书中主角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这个人都要死了还想杀生”。卡内蒂给史航的感觉就是一个立场迥异的老学究。

史航还喜欢卡内蒂的自传之一《获救之舌》，故事从小孩子被大人一个无意的玩笑“要割去舌头”写起。史航说：“卡内蒂是很容易愤怒又很容易流露恐惧的人，这跟他是犹太人的身份有关系。打他生下来他就看世界的脸色，看这个世界有无打算接受他们，一边看脸色一边记录，可谓疑心生暗鬼。”对于国内学界很少人关注卡内蒂，史航认为这很正常，“我们对诺奖得主的很多作品并未真正消化，也不需要，一点人喜欢他那是他的福气，他找到了知音，他的兴趣得到了抒发，但如果一大群人喜欢地不得了，那不就变成血馒头了吗，这世界上可别把什么人都当成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