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来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笑过的一切。”
People who kn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remains possible in a little country like ours and what is a stupid, maniacal delusion—people who know how to submit decently to their historical misfortune.
Roth, Philip The Prague Orgy
约瑟夫.海勒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直言自己不会描写和叙述，“就算要了我的命也写不出一个高质量的比喻句”。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大约找到了海勒还够不上“伟大”原因：一个不会描写和叙述的小说家，那还有什么可以写的呢？他尽可以在一定的篇幅里巧妙地掩饰这一弱点，但总归是有黔驴技穷的时刻——一部《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许就已足够了，再来几部如出一辙地充斥着讽刺、重复的对话、闹剧和诡辩，动辄几十万字的小说，就未免让人感到了然无趣。
海勒或许也清楚这一点。在痛快地写下无数轻佻而荒诞的战争废话，不厌其烦地对叠床架屋的官僚层级与话语来往进行事无巨细的搬运之后，他料想到读者的容忍度已接近阈值，无处安放的道德感与同理心也早已蠢蠢欲动，于是突然开始做这件他声称自己不擅长的事——彻底抛弃他已运用得游刃有余的黑色幽默，老老实实地描写和叙述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和小说其他的章节都不太类似的段落，更接近传统小说试图摹仿现实的企图，海勒不再将真实的声音隐藏在无尽的玩笑里，而是用一双批判现实主义者的犀利之眼，为我们忠实地展现一座在历史上曾伤痕累累的沦陷之城。一个二战参与者的道德挣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有力控诉，这些词组难以置信地与之前那个嬉皮笑脸的叙述者海勒产生了联系。
“不朽之城”的章节突然让我们从后现代玩世不恭的迂回与逃避中惊醒，意识到这是一部二战小说，之前的种种给我们这是在刻画越战的错觉，连同它有力的模仿者《奇爱博士》、《全金属外壳》一道，代表着那没有严肃与真相存在的五六十年代。可这是二战，一场有关正义与邪恶，荣耀与痛苦的战争，一场没有人可以以直面的方式写尽其万分之一残忍的浩劫，但也是一件没有人有资格亵玩到底的往事。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之神，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也得收起他势要捣碎一切的笑容。
海勒的形象至此才变得温和，联结他关于自己擅长描写和叙述的发言与他真实的二战经历，写四十万字的笑话也许的确比四十万字的内脏与鲜血令他好受得多，我们大可以猜测，不擅长“描写和叙述”的说辞只是没有能力直面痛苦的障眼法。尽管他在访谈中笑嘻嘻地说自己“大部分任务是运送牛奶”，可是如果可以骑着自行车送牛奶的话，又有谁愿意冒着高射炮火？
海勒似乎觉得将战争的真实情形忠实地展现给读者对于帮助他们理解战争毫无裨益，只是徒增痛苦，作家显然有别的方式来传递战争理应带给那些不曾亲历的人们的启示。比起承认这种痛苦对一代人身心的侵蚀，戏谑的态度（尽管有可能只是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抵挡了后战争时代的刨根问底者们对于他们的二次伤害。而不管是海勒还是他笔下道德匮乏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约塞连，显然都在一定长的时间内试图持续压抑自己的痛苦。
约塞连的伟大，在于他经历过斯诺登的尾舱事件和漫步不朽之城后，仍然保持了理智，如一个先知一般最先识破第二十二条军规那简洁而精致的叙述之下巨大的陷阱。
而海勒的伟大，在于他直到故事快结束的时刻，才不慌不忙姗姗来迟地告诉我们约塞连经历了什么。直到此时，铺垫了三十多万字的笑话在残酷的死亡面前，才真正显现出其巨大的毁灭性。“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来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笑过的一切。”他当然可以选择隐瞒到底，但他终究泄露了痛苦的真相，这不是为了替自己求取同情，而是为了他心爱的约塞连，当然，还有奥尔、邓巴、内特利、麦克沃特、饿鬼乔、小桑普森、A.T塔普曼和丹比少校。他自己拒绝同情，自我降格充满荣光的经历，谦虚地声称自己是个不擅长描写和叙述的人。
在上帝遗忘的罗马，海勒撕开了诡辩的外壳：
“这个夜晚充满了种种恐怖的景象，他觉得假如基督来这世界走一遭，自己也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就像精神病医生穿过满是疯子的病房，又像被盗者穿过满是盗贼的囚室。”
如果上帝的初衷不是坏的，以至于制造出这样的一座城市，那么约塞连也许早就说中了事情的真相。
“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做事。他在玩。不然就是把我们忘了个一干二净。”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城市不朽？
《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不朽之城，是战败国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它始终以一种极其污秽下流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它是德.柯弗利上校尽心尽力选取的军官据点，更是是美国大兵肆无忌惮招妓淫乱的集中营。
另一个和罗马类似的不朽之城，是菲利普罗斯笔下的布拉格。（《布拉格狂欢》）内特利的老头掌管的妓院，让人想起奥尔佳的派对，性爱成为这里唯一值得上演的事情。
这并非是偶然，只有在饥饿的年代，食物才一跃成为关乎生死的生活主题；言论管控的警察社会，真心话才不得不从白天退守到床笫；当战争摧毁一切赖以生存的假象，身体就成了一个人最稳固的个人资本。当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条件，远不能满足一个人对真诚的渴望，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暂时将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口袋里，只供抚恤自己所用。
这一段文字也解释了为什么罗马是“不朽之城”“意大利是世界上最不繁荣的国家之一，而且意大利军人也许谁也打不过。但那恰恰就是我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打得如此出色，而你的国家却打得这么差劲的原因。”“真正的窍门在于输掉战争，在于知道哪些战争可以输掉。意大利一
这正是为何轻浮薄幸、放荡淫乱的老鸨，坐在赤裸的妓女们中间，却坚称自己“是个极有道德的人”；到处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私处，可以和任何人睡觉的奥尔佳，却是布拉格最天真的存在。由道德感所支配的行为与道德本身的诸原则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于是在行淫乱之事时，不论是罗马的妓女们，还是布拉格的奥尔佳，都“生活在别处”。
所谓的道德感，不再是公共领域的伦理共识，而成为私人的准则。这种私人准则，支撑着他们在不朽的城市里坚持一种双重生活，人为制造精神分裂，并鄙弃所有让他们无法继续存在的、面向公共的单一道德。身无长物的她们，只能依靠贩卖身体继续生活。“To be fucked is the only freedom left in this country.”这是她们最后的自由。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称之为“妥协”？软化抗争的姿态，抛弃体面的表象，永远服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强权与苦难，以此获得不朽的机会——如果不朽不再具有通常与之相伴的高尚感，而仅仅只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客观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妥协”能否值得同样的高尚，能否成为正面的辩护？当道德不再与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因果的联系，仅存在于话语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辨别它的真伪？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布拉格狂欢》里，两段所表达的意思别无二致的自白描述了这种巨大的分裂，仅在话语层面存在的道德——一种从历史的不幸之中存活的方式：
但我活得像健全的人。墨索里尼掌权时，我是法西斯分子；现在他被赶下了台，我就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国人在这儿保护我们对抗美国人时，我是狂热的亲德派；现在美国人在这儿保护我们对抗德国人，我就是狂热的亲美派。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愤慨的年轻朋友，在意大利，你和你的国家不会有比我更忠诚的支持者了——不过你们一定得留在意大利。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一九三七年，他颂扬马萨里克和共和国，称马萨里克为我们伟大的国民英雄和大救星。当希特勒掌权时，他颂扬希特勒。战后，贝奈斯选为首相时，他颂扬贝奈斯。当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后，他又赞美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哥特瓦尔德。甚至当杜布切克掌权时，他也赞美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现在杜布切克和他伟大的改革政府已经倒台，他做梦都不想赞美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说什么吗？你想听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者的政治哲学吗？这个人已经在这片小小的国土上生活了八十六年，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营造了一个优雅舒适的小家，现在也已经体面地退休，尽情享受生活，抽抽烟斗，喝喝啤酒，有亲爱的老朋友作伴，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他对我说，“儿子，如果有人称扬·胡斯只是个肮脏的犹太人，我也会赞同的。”
——《布拉格狂欢》
屈从于历史的不幸，一个与卑贱的妥协与贩卖肉身的行为不相宜，带有过分史诗感的说法，却描述着苦难中的大多数人存在的状况。如果可以，或许约塞连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有人浴血奋战，有人奋起反抗，有人架着轰炸机将炮弹从博洛尼亚的上空投下，但这个人却“不一定是我”。
约塞连的对立面是天真的内特利和克莱文杰，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与虔诚的上帝信徒们，对于美国军队的强大充满信心，满溢的牺牲精神与正义感亟待于战争中挥洒。我们不可置疑这种过分理想化的情感的真伪，就像海勒从未将他们他们放在约塞连的对立面，视他们为没有洞悉战争真相的傻瓜。只是他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一个战死，一个消失在云彩里。
如果灵魂不朽，克莱文杰也许真的存在在一片云彩里，等战争结束再出来。但约塞连在战争中学到的绝不是这样，在斯诺登的内脏乱七八糟流了一地的尾舱里，他获得了真正的启示，即灵魂与精神在摧毁一切的暴力之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从他的内脏里很容易读出这点信息：人是物质，那就是斯诺登的秘密。把他扔出窗口，他会坠落。拿火点着他，他会燃烧。把他埋掉，他会腐烂，跟别的各种垃圾一样。精神一去，人即是垃圾。这便是斯诺登的秘密。成熟就是一切。”
而这种暴力的反面不是正义，更不是和平。它不是战争的产物，而只是纯粹的恶，它充斥着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永远威胁着肉体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人类的不堪一击。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提喻，这种恶或许就是那个荒诞的军规条例，是一个大写的笑，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蔑视一切的毁灭性力量。约塞连因不朽之城的景象而激发的那一段有力的控诉，已经完全脱离了战争的语境，而指向更加普世的苦难。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已经成为一个载体，而不是叙说的对象，并非战争带来了暴力，而是战争将这种暴力以无法回避的惨烈方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战争突然照亮了这种暴力。
这是怎样一个龌龊的世界！他想知道，即使在自己繁荣的国度，这同一天夜里有多少人缺衣少食，多少房舍四壁透风，多少丈夫烂醉如泥，多少妻子遭受毒打，多少孩子被欺侮、被虐待、被遗弃？多少家庭渴望食物，却因没钱而买不起？多少人伤心欲绝？那同一天夜晚会发生多少起自杀事件，又有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小业主和地主会成功？多少赢家会变为输家，成功会变为失败，富人会变为穷人？多少聪明人愚蠢至极？有多少美满的结局充满了不幸？多少老实人是骗子，多少勇敢者是胆小鬼，多少忠诚的人是叛徒，多少圣徒道德败坏，多少人身居要职却为了几个小钱向流氓出卖灵魂，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灵魂？多少奉公守法之路充满了诡骗？多少最美好的家庭是最糟糕的，多少好人就是坏人？
而真正不朽之城的人们，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投机主义者，是懦弱的草民，他们不曾拥有私人的道德。但真正能为这样妥协的生存方式辩护的，是内特利的老头和奥尔佳们，他们早在赤裸裸的暴力来临之前，就洞悉了这个无尽的黑暗循环，以哲人的目光领悟了约塞连在高射炮火和满地内脏的冲击下好不容易才领悟的道理。当灵魂不复存在，对道德的坚守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贩卖肉体，成为他们抵抗被肢解的最后手段。
不管是海勒，还是罗斯，都给予笔下的妓女无限的温柔。内特利的妓女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追杀，成为小说将近结尾处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她不断地追赶，出现在约塞连存在的任何地方，试图将失去内特利的痛苦转嫁着给这个通报死讯的无辜者身上。海勒甚至让她占据了小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画面（约塞连跑了。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那刀劈下去，只差几英寸就能砍到他，于是他逃走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愤怒，让我们之前对她薄情寡义的推测变得无力，也更加剧了内特利的死的悲剧色彩（差点要了约塞连和随军牧师的命，也差点要了很多读者的命）
罗斯的奥尔佳“最爱她没有的东西。她热爱波希米亚乡下。她热爱自己的童年。但总有某种东西是缺失的。”那缺失的东西或许是爱，她爱的正是爱本身，一个在布满监视摄像头和秘密警察的国度里早已销声匿迹，或者说不能光明正大存在东西。正因为如此，她渴求祖克曼的爱情能带她逃离这片土地，去往一个人们可以分辨有关爱情的真伪的国度。能够定义她的词语，或是组成她的最主要元素，便是这种无尽的“Touha”，没有这样的武器，去戏剧化经历的苦难，她断没有办法再维持自己对爱的渴望。她是如此娴熟地适应了双重的生活，用低俗淫乱的话语回应处处设置的窃听器，在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与苟延残喘的现实主义者之间自由切换，既是奋不顾身投奔爱情感性至上者，却又能对西索夫斯基看似高尚的行为做出最理性的攻击。
不朽之城也许可以说是由这样的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被重大的事件震惊而被迫得到启示，从而意识到过一种分裂生活之必然的人，他们是后知后觉的，但总归在痛苦中窥见了真相，斯诺登的秘密就是促使约塞连看清这个世界之荒谬的致命一击；另一种则是贩卖肉体的先知们，他们有一种不紧不慢的性子，更有一种不随意控诉苦难的隐忍，他们不一定需要某个启示时刻来完成生存方式的转变，他们是天生的身体哲学家，拥有着因道德倒错而显现出的纯真。
奥尔佳当然没能随祖克曼一道离开布拉格，就像内特利的妓女永远不会等到一个已逝的人回到罗马。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她们依旧贩卖自己的肉体，在不朽之城中继续存在下去。所谓的不朽也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概念，如何在妥协与苟活中寻找到生存的意义，并至少为自己建立一种高尚的假象，以此来对抗良心的不安，是多难的二十世纪逼迫所有人不得不仔细思考的问题。
约瑟夫.海勒的又一伟大之处在于，他让约塞连逃脱了内特利的妓女的追杀。这一次不是为了约塞连，而是为了内特利的妓女。他想致敬的，是这样一群不用非要倾吐自己的苦难，也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人。
内特利的妓女也许没过几天就会忘记内特利和他死于这场惨无人道的战争的事实，不再到处追杀别人，并迅速邂逅新的爱情。就像你问约瑟夫.海勒二战是什么样的，他不会利用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去指责任何人，或夸张地以一个亲历者的睥睨渲染那一切究竟有多么悲惨，他会说他只是负责运送牛奶而已。
当一个世界阻止人们走向不朽，妥协恰恰是为了不妥协地生存下去。所有值得为之牺牲的东西，都同时值得为之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