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平庸无奇，我认为他们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人类仅有些许热情、些许善良和些许邪恶，只适合世俗世界，对于这些井底之蛙来说，‘不朽’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宏大了。”
易如反掌
1940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艘满载乘客的船在北大西洋缓缓前行，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坐在繁星之下，甲板上东一摊西一块的煤渣，现在看不清了，他面朝着密密地围在身边的乘客以及船务人员，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声音不响，但一开口，发动机隆隆的轰鸣和水浪的哗哗声就低下去一些，仿佛彼此有一番默契：
两个英国的椰肉商人，亲密无间，一直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人都很喜欢狗。一天，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送给他们一条很可爱的拉布拉多小狗，两人很高兴，争着宠这条狗，都希望狗跟自己更亲近点，想让它坐在自己身边，睡在自己脚前。
结果，两人的关系慢慢紧张了起来。整整20年，两人之间从未有过隔阂，现在却经常发生口角了，他们互相埋怨，各怀一肚子气。狗的存在引发了妒嫉，多年来的友谊危在旦夕。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夜晚，两个朋友中年长的一个到屋子里取了一支枪，他把狗唤来，狗像以往一样，乐颠乐颠地跟着他来到院子外边……接着是一声枪响。
时年66岁的毛姆面前的乘客各式各样：离职军官和他们的太太，满面油灰的装料工，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不谙世事的女学生……那是一条运煤船，从马赛出发，将一千三百多名英国侨民从沦陷的法国送回英国。每天，人们在甲板上排队领取菜汤，一二百人共用一盆水洗脸。于是，他们请船长出面，要求毛姆为他们表演人类最古老的聊以打发长夜的节目——讲故事。毛姆讲了一个又一个，这不是他惟一一次经历《一千零一夜》式的场合，却是最难忘的一次，听众敛容凝神，随着故事的推进喜忧怒叹。毛姆后来告诉侄子罗宾：“我从未遇到过这么好的听众。”
把一个得自南太平洋岛国的故事，在一条从法国开出的船上，讲给一群英国人听。故事就是毛姆手里无需兑换的硬通货。为了听他讲故事，人们忽略他缺少魅力的外表和不时出现的结巴，每当他在与结巴的斗争中又一次败下阵来，懊恼地用右手猛击左手掌心时，人们也完全忘了嘲笑。写故事和讲故事为他换来了名声和财富，补偿了他先天短缺的东西。
其实，毛姆的故事说多了就有套路，1949年出版的《作家笔记》里收录了许多被他“闲置”在笔记本上、却没能写成小说的素材，其中有一个也发生在斐济：
“两个男人一起住在斐济，他们彼此厌恶，互不说话，却因工作而不得不呆在一起。每天晚上他们都醉得稀里糊涂。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牧师，是个法国人，在岛上住了好几年了。他们请他吃了晚餐，并留他住一晚，他则向他们讲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他们听着他说话，无比惊异。他们问他怎么会跑到这么个地方来的。他回答说他生性耽于饮食酒色，专好寻欢作乐，甚至有些后悔做了牧师，他觉得普通的生活才适合他，而正因为自己太热爱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他将自己同它们隔绝开来。现在他老了，一切都结束了。他们问他自己觉得这样做值不值。从他身上，他们隐约看到了生命的高尚，在这之前他们从未悟到过这点。他们的目光相遇，其中一个向对方伸出了手。”
契诃夫写短篇小说，有“倚马可待”之名，毛姆则可谓“易如反掌”：翻个面，“两个男人一条狗”就变成了“两个男人和一个牧师”。公众和评论家也不是傻子，早有人暗讽毛姆是一台故事印刷机，出书大多是新瓶旧酒，“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就在运煤船切开直布罗陀的湍急水流、向英国进发的同期，他的一部最新小说集已经上市，书名《原方配制》，即来自《泰晤士报》对他前一部作品《世界公民》的评论。毛姆在序言里交代了缘起：
“在从事写小说这一行五十多年之后，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此道，所以，既然原来的方子有效，为什么不可以再照方配制一下呢？”
写小说容易，取标题也是信手拈来。毛姆有多么善于采集故事，就有多么善于“拿来”标题。《人生的枷锁》是他1915年发表的小说，大红了一阵，尤其在美国很受欢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的书评里有一句“书中的主角像许多青年人一样，忙于获得月亮，却视而不见脚边的六便士”，被毛姆一眼看中，4年之后，一本名为《月亮和六便士》的超级畅销小说就从他手里问世了。读了书的读者，很多都反映书名“不明觉厉”。再后来，“六便士”又被毛姆的侄儿罗宾拿去沾光，充当了他在伊顿公学所办的一本文学刊物的刊名。
大众阅读
为什么读者很少厌倦毛姆的自我重复？这就得说到他的另一个强项，即敏锐的时尚嗅觉。《月亮和六便士》，托画家高更为原型只是虚晃一枪，乖戾不伦的艺术家被社会遗弃则是一时的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版的、写相关题材的小说，有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1913年初版），有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1916年初版），有德莱塞的《天才》（1915年初版），有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1909年初版），待到《月亮和六便士》出来，大众的饥渴非但没有过去，还愈见热烈。思特里克兰德远走大洋孤岛，这种直来直去的遁世主义，刚好顺遂了战后大众的虚无心态，而那些好奇域外风光的人，读来尤可饱腹。
毛姆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即公开发表的第一个故事，就很见那时的文学生态。那本书叫《兰贝思的丽莎》，1897年问世，其时他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没有艰难的学习期，没有寻找个人风格和声音的过程，印得也不算多，售罄之后，毛姆收到了来自大众和评论家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喜欢，而后者深恶之。《丽莎》写的是一个贫民窟少女与有妇之夫私通的故事，要说道德教训，那是完全含混不清的：对女主角，你究竟是支持她好还是批判她好呢？至于“文学性”则更不用说，正襟危坐的评论家都不齿于指责它脏话连篇。毛姆在他的第二本书《成圣》的引言里故意影射了《丽莎》：
“我有一个朋友不久前以伦敦的贫民窟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批评界认为不屑一评，因为书中人物老是把‘H’音丢了，而且行为举止也不像那些上等人家的样子。可是有的读者发现世上却实实在在有那么一大帮缺乏审美能力和说话粗里粗气的人，小说使他们大为震惊哩。”
维多利亚时代刻板和伪善的世风激起了大众的叛逆心；毛姆登场的时候，刚好是大众阅读的东风兴起，压过评论家的西风。同时，文学代理人这种新型职业中介已经出现，他们为作家挡住了评论家不可一世的攻势，让他们不必耻辱地放下架子，自己去吆喝自己的新作。从毛姆的时期开始，评论家再无法决定一本书的命运了，市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文学代理人和书商用精准的定位和细心炒作搅动大局。运煤船上听故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品位超卓的评论家，但这对毛姆毫无影响。
见多识广
晚年面对别人的恭维，毛姆总是自称“我的书一百年后就没人要看了”。他有自知之明，在已经进入废品收购站的、署名“W·S·毛姆”的作品里，《丽莎》肯定是一本。就在《丽莎》发表的同年，毛姆的笔记里还存有如下几个素材：
某火车站，一个女人告诉一个陌路男人，他曾经在一起刑诉案中起诉过她。她很不幸，而他早已忘得精光……
泰晤士河上的一个船工爱上一个姑娘，但没钱，于是在河里钩起一个半死之人，故意弃在地上，等他咽气之后去领五英镑的捞尸费……
3个妓女被治安法庭判了罚金和监禁……
一对夫妇结婚20年时，男人已成醉鬼和懒汉，妻子绝望之下服毒，被人救下，康复后受到治安指控，女儿出面陈述母亲的不幸，法庭判罚夫妻分居……
可见，毛姆对“风俗”的感受力和兴趣已经高过别人一大截了。19世纪末，比毛姆大16岁、原籍波兰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正在昏天黑地、生不如死地写小说，把一部计划中的旷世巨著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到稿纸上，间或写封信给朋友，告诉他们作家的命运有多么凄惨。同一时间，初出茅庐的毛姆，戴着宽边平顶帽，揣着把吉他，嘴里叼着一根菲律宾雪茄，在西班牙，这个他年轻时最爱的国家游逛，他进出酒吧、教堂、医院、学校、监狱，将眼所见、耳所闻，并大脑里生出的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梗概记下来，他探究的那个世界，是英国的上流人士（例如他那位只愿写一些根本卖不动的诗剧的哥哥哈里）所不屑于了解的，哪怕贫民窟和牢房的样子只是在大脑中一闪而过，他们都会羞耻得咬紧牙关。
套路也自然而成。他出的第三本书《东方之行》已经可以印到两千册（在二十多岁的作家里很属难得），书中有个故事，写一位英国校长的公子离家出走来到卡迪斯，被一个放荡而有心计的年轻女人骗住，丧了处男之身，财物也被骗个一空，他别无他法，索性在当地继续流浪下去。这篇题为“阿敏塔斯的抉择”的小说，这种把无奈的落魄转化为主动浪迹天涯的情节，便为《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张了本。
毛姆的故事都是在移动中收获的，而故事里的人也往往经历了短时间内的大起大落，供行动范围有限的读者解渴。人们都愿意围坐在见多识广的人身边。英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德亚德·吉卜林素知毛姆的志趣，他跟他说，远东的一些海岛很值得看看，“你去那里，比我去那里更有价值。”毛姆果然去了，3个月收集了一大批故事回来。他88岁的时候，罗宾问他1915年去萨摩亚干什么，老头儿想了半天才嗫嚅出一句话：“记得那时奥地利和德国都想侵略萨摩亚群岛，那儿是很乱的。”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没有旅行，哪儿来的毛姆式的故事？他曾说：“我总喜欢亲自去看一看我小说中的事件发生的地方”，仿佛他也是自己小说的读者似的，而小说带给他的，主要是对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印象。想给毛姆写传记的人，完全可以分一下工，合力完成一个书系：《毛姆在塞维利亚》，《毛姆在卡布里》，《毛姆在萨摩亚》，《毛姆在莫斯科》，《毛姆在纽约》，《毛姆在中国》……塞维利亚是他的第一个海外挚爱之地；卡布里，同性恋的天堂，对于这位先后养过两个长期男宠的作家而言意义非同一般；萨摩亚是他的幸运岛，他在那里取得的素材催生了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雨》，以及一部戏剧和3个电影；莫斯科在1917年的节骨眼上见证了毛姆的莅临，他受英国情报局的委托面见克伦斯基；至于中国，他留下一部《在中国屏风上》表明自己没有白去。
人类愚行
“人类平庸无奇，我认为他们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人类仅有些许热情、些许善良和些许邪恶，只适合世俗世界，对于这些井底之蛙来说，‘不朽’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宏大了。”这是1902年，距离成功还有一段时日的毛姆写在笔记里的字，不过，此种认识并不妨碍他经常把“愚蠢”、“愚不可及”、“蠢透了”之类的评语塞进他的见闻里。在西班牙看过一次斗牛后写下的几句话，最可反映毛姆的心态：
斗牛无疑是愚不可及的、卑劣的表演，但是，也正由于它的惊险场面和卖弄技巧，由于其中表现出的骁勇、机智，以及有时很惨的结局，我又不得不说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消遣。
他在观察和描写人类愚行的时候，总不忘表达另一个意思：没有这些愚行，人将不人。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毛姆向来刻薄地评论女人，让人感觉他几乎就是一个公开的厌女症患者（相比于公开的同性恋，厌女在当时根本就不算什么过错），仍然有大量的女人写信给他或登门拜访，请求他给些提点，甚或把自己的事拿去写成小说：人就像阳光下的猫咪渴望抚摸那样渴望被戳痛；还有，一旦被毛姆写进故事，那个人看上去就不再是自己了，甚至连自己的分身都算不上了。
批评家点出《月亮和六便士》的致命缺陷，正在于此：何必托高更为原型呢？思特里克兰德给爱他的人带来了如此多的不幸，同他的绘画才华又有何必然联系？读者看不出，除了背家弃友、逼疯情人，并时不时喷一喷愚蠢的女人之外，思特里克兰德的天才还体现在哪里。写这样一个故事，只是兑现了毛姆对人的本质的深度迷恋（或谓偏见）——人粗俗卑鄙，“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人的聪明才智除了繁衍后代之外，剩下的都用到邪路上去了。”
着迷于众生
那个战争的夏天，运煤船在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颠簸之后，终于抵达伦敦。一个月后，德国人的飞机来了，毛姆住在多切斯特大饭店，和他那个阶层的英国人一样，每晚穿上夜礼服，在防空洞里饮酒、跳舞、聊天谈笑，继续观察眼前的人，采摘他们的故事。回归“正常”并不太久，夜夜和衣而卧的记忆犹在昨日，秋天，他就受英国情报部的委托出访美国，宣讲不列颠轰炸和英国的对敌策略。
“纽约。H·G·威尔斯刚来过这儿。他显得衰老、疲惫、枯瘦。他还像以前一样意气扬扬，但那样子是努力做出来的，他的那些演讲都不成功……他伤心又失望，他不明白，他说的就是自己过去30年来一直在说的东西，他们这会儿怎么就没了耐心。”无论走到哪里，毛姆都把随身携带的那只洞察一切的雷达保持在“on”的状态，为此，在这篇1941年的笔记里，他甚至极为难得地提到了一个他认识的当代名人，因为从威尔斯身上，他又一次看到了自己最熟悉、最喜闻乐见的东西：人的愚蠢，或者退一步说——人的卑微。
但到了66岁的年龄，毛姆比年轻时更加明白，扔中别人的套索拉紧在自己的脖子上，是个什么感觉。甲板上热爱他的人们，能抵得了静默星斗的千万分之一吗？不唯正在二战时，就是在任何一个和平年代，毛姆都不曾有片刻从命数轮回的预感中脱解出来。作家普里切特在《原方配制》的书评中有句隽语：毛姆，这个与政治和信仰两不沾边的怀疑主义者，却在乌托邦和个人主义的废墟之间幸存了下来。正是如此，没有走上思特里克兰德的路，只因他太着迷于众生，他们有书写不完的故事，和千言难尽的愚蠢。
到91岁去世，毛姆末三十多年人生的心境，借用他的一则笔记可以概括：“当你听到年轻人自信满满、目中无人地满口胡言时，当你看到他武断教条、偏执狭隘时，你生气做什么？指出他的愚昧无知做什么？你难道忘了，你和他一般年纪的时候也是这般愚蠢、武断、傲慢、狂妄？”同样的意思有无数人表达，却不是谁都会像毛姆这样，在3个问号后边来一句总结的：“我说的是你，所指当然是我。”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原文标题：对人来说，“不朽”这个概念太宏大——纪念毛姆逝世5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