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坛上最著名的一段友谊，同时也是最让人感叹无奈的，毋庸置疑，应当属于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他们曾经交友至深，甚至相互昵称“菲兹”与“海姆”。
“我丈夫和海明威他们两个人!哼，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对情侣!”--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菲茨杰拉德的妻子)
在1925年四月下旬的巴黎，年轻充满活力但穷困的海明威在位于Montparnasse区的以讲英语为主的Dingo Bar里遇上了同样年轻(只比他大三岁)，但是从名校普林斯顿(Princeton)出身(尽管没能够毕业)，已经在《周六晚邮报》拥有数百万读者的菲茨杰拉德。当时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最杰出的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出版后两个星期，正可谓是青年才俊意气风发。而海明威虽然当时已经走上写作之路，但不曾出版任何作品，只是写了尚未为人知一些短故事和小诗。两人当时境况明显悬殊很大。
但是，海明威似乎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能够向这些已经出名的作家推销自己看法的窍门。菲茨杰拉德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后，就向他的编辑推荐海明威是个人物(“the real thing”)，并帮助他介绍认识了出版商Scribner's。次年，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就由Scribner's出版，从此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菲茨杰拉德发掘了海明威，并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怎么说都不为过的推动和帮助。
而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海明威在他一生中既是文学上的竞争对手又是理想中的英雄化身的综合体。海明威充满阳刚的形象，运动员的体魄，善饮酒的作风和曾经参加过战斗的经验，这些都是菲茨杰拉德一直向往但不曾具有的。他们二人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但却是迥然不同的风格。首先，他们都是在美国中西部长大，菲茨杰拉德来自明尼苏达的圣保罗，而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郊区。他们的家庭均是有一个羸弱的父亲和一个强势的母亲。菲茨杰拉德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就相继夭折;海明威虽然有不少姐姐，但是他一直期盼能有一个弟弟，最终他的弟弟诞生的时候他则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对于他想要的“兄-弟”关系已经太晚了。所以菲茨杰拉德对于英雄的成瘾与海明威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他们的分量一样沉重。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搭配:菲茨杰拉德需要一个英雄的形象来崇拜，而海明威则完全符合这一点。距离他们第一次会面十八个月后，他告诉海明威说“在这一年半中与你的友谊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它是我在欧洲的旅程中最充满光明的一刻”。九年后，菲茨杰拉德给编辑的信中也提到“我一直认为与他的友谊是我生命中的亮点”。
菲茨杰拉德的巨大影响力和在文学上的指点，对于海明威以后的成功贡献十分重要。可以说，在20年代剩下的五年中，菲茨杰拉德对于建议和修改海明威的作品比在他本人的作品上的投入还要多。给世人的感觉是，自从海明威开始能够出版后，菲茨杰拉德对他自己写作的成功或者失败已经不在乎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只需要靠写作来维持生计，为了快乐而生活。而他则信赖海明威能够写出充满荣耀和不朽的作品，事实上海明威最终也做到了。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菲茨杰拉德在早期的指引和在各方面的帮助，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的海明威。
1920年，菲茨杰拉德与光彩耀人的泽尔达(Zelda Sayre)结婚，此后他们就成为那个时代奢侈生活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他们都过得极度铺张，纸醉金迷。尽管菲茨杰拉德本人想要写一些长篇小说，但是迫于他们这种生活对于金钱的需要，他不得不更多的写一些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属于二三流的庸俗的短篇故事，更容易卖给杂志商(在菲茨杰拉德眼中，他最好的两个短篇《重返巴比伦》Babylon Revisited和《一颗像里茨饭店般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Ritz事实上要么不能卖出好价钱甚至被杂志商据掉)。
1920年，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结婚，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奢侈生活的代表人物。
自第一次在巴黎见到泽尔达，海明威就洞若观火:妨碍菲茨杰拉德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障碍是泽尔达。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海明威写道:“泽尔达嫉妒司各特的作品……只要他写得很顺利，泽尔达就会开始抱怨多么无聊，又拉他去参加一个闹酒的聚会。”泽尔达打一开始也不喜欢海明威，曾公开称他是“假货”和“骗子”，徒有大男子气概的外表。
他们之间发展出善恶交织的矛盾友情。文学史上，这两位能结下友谊未免令人费解--他们是那么不一样的两个人。唐纳森写道，海明威“天性中有着黑暗的一面，比坦桑尼亚花岗岩还要黑暗、冷酷”，“在控制欲方面他有近乎强迫的倾向，总要称王称霸;菲茨杰拉德则做出了呼应，他需要被控制。如果厄内斯特喜欢踢人，司各特就会在背上写着‘来踢我吧’。”
果然，一年后他们之间的情谊开始变淡。美国《国家》杂志资深编辑理查德·林格曼曾这样谈论文学圈中的友谊，“作家们的朋友之路须得小心翼翼走”，因为一路上潜伏着“嫉妒、艳羡、竞争等魔鬼”。1927年之后，菲茨杰拉德开始走下坡路，海明威成了新的文学英雄。双方尽力维系着“我们还是朋友”的幻觉，其实1930年代整整10年间他们只见过4次，彼此的消息也靠珀金斯转达，不再直接通信。
30年代，泽尔达因为严重精神分裂数次入院治疗，为了负担妻子的医疗费用，菲茨杰拉德不得不把写作搁置一旁，改写短篇小说赚取稿费，后来甚至向好莱坞出卖才华。因此有种猜想认为，菲茨杰拉德为自己写作成绩不佳而深感愧疚，主动减少了与海明威的往来。当然，海明威也持有“抢在朋友和情人抛弃自己之前抛弃他们”的信条。
1936年，菲茨杰拉德在《君子》杂志上发表《崩溃》一文，二人之间的罅隙终于公开。从海明威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作者阿瑟·迈兹纳的8封信中得知，海明威从这篇忏悔性质的文章中看出菲茨杰拉德在自我贬低。这是个性使然。菲茨杰拉德为人温厚、天真、忠诚，一个例子是他的书都是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这样个性的另一面就是优柔、纠缠，是硬汉海明威所厌弃的。海明威绝不能受外力、特别是女人的左右摆布，更不要说被打败，他宁愿选择被毁灭。随后他也在《君子》上发表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其中轻蔑地讽刺菲茨杰拉德对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敬畏之心，不惜毁灭自己，并揶揄《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他还居高临下评论朋友是奄奄一息的花蝴蝶、不堪一击的拳击手、偏离了航道疾速扎向地面的飞机，讽刺他是懦夫、趴在阔佬膝盖上的宠物狗、妻管严。菲茨杰拉德偶尔也会点评两句曾经的朋友:“看来厄内斯特好像善于将手伸给梯子上端的人。”
海明威的故事，则与菲茨杰拉德的日渐枯萎形成了鲜明得不能再鲜明的对比。1926年，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海明威与他第一任妻子离婚，迎娶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家境富有的交际花波琳Pauline(此后海明威的将来还有更多的婚姻，正如菲茨杰拉德很早就令人惊讶的准确指出，海明威每出版一部作品就要换一任妻子)。住在Pauline的叔叔送给他们的在弗罗里达州Key West的海边别墅里，海明威写出了开始为他带来荣誉和声名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由于第二任妻子的财富给他带来的金钱上的自由，海明威有理由瞧不起菲茨杰拉德为杂志的撰稿，更加不用为生活所迫去好莱坞写剧本。1940年，当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的时候，海明威则出版了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总而言之，这段友谊就是在一个作家升天，一个作家坠地之间进行的。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在公众眼中的形象迥然不同:海明威做任何事都是很make sense，都是与他的作品正面相关;而菲茨杰拉德则是自我放纵导致走向失败。然而海明威有他自己的弱点，这一点菲茨杰拉德比谁都更早发现，就是上文提到的菲茨杰拉德很早就预言了海明威一生中的女人。海明威倾向于通过逃避来解决婚姻中的问题，他一辈子结过四次婚。然而，尽管泽尔达后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菲茨杰拉德还是坚持与她的婚姻走到了最后。此外，菲茨杰拉德认为海明威与他自己一样，具有心理上的弱点，他写道“他与我一样时常紧张到崩溃，只不过具体表现得不同。他更倾向于躁狂(megalomania)，而我则是更加忧郁愁绪(melancholy)”。当菲茨杰拉德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他又预言正确了。只不过是在1940年，已经落魄潦倒，无人问津的菲茨杰拉德与当时处于世界文坛顶峰的海明威相差太远，没人能够料到此后的海明威正在朝着与1937年之后的菲茨杰拉德的相似的境遇缓缓滑落。海明威的最后岁月，困扰他的正是如同他此前指责菲茨杰拉德一样的是:酒精，精神疾病，和悄悄逝去的自我价值，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已经不能够像以前做得一样好了。
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不散的筵席》中，关于菲茨杰拉德的那一章，扉页上有这么一段话:
“他的才华是那么的自然，就如同蝴蝶翅膀上的颗粒排列的格局一样。最初，他并不比蝴蝶了解自己的翅膀那样更多的注意到自己的才华，他也不知道自从何时这些被洗刷掉和破坏。直到后来，他开始注意到了他破损了的翅膀和翅膀的结构，他开始明白不可能再次起飞了，因为对于飞行的热爱已经消逝，他唯一能够回忆起的是，当初在天空中的翱翔是多么的轻而易举啊。”
当海明威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或许也正在描写他自己吧。
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亨利·亚当斯说过:“一辈子能有一个朋友足矣，两个已太多，三个几乎不可能。保持友谊需要彼此相当的生活、思想的交集、观点的碰撞。”离间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友情的有酒精、金钱、嫉妒、名望，无一不是人性中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