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1922年所作的关于陀氏的六次讲座，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系列讲座中，纪德主要的关注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通过解读陀氏的书信和小说文本，层层剖析了陀氏的文学思想以及艺术风格。他深入到陀氏及其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现了傲慢与谦卑的相互转化、人物思想的二重性等陀氏创作的主要特点。

纪德视陀氏为天才的小说家，而且是“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对陀氏的解读带有浓重的法国阅读经验，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健康的心智生活。这是两位伟大作家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珍贵文献。】

我不认为应该重写这些讲话，这些文字是根据当时的速记稿整理的，只有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假如重新整理的话，我担心我会剥夺掉许多自然的东西，另外硬加上一些所谓的格调。 一 大战前不久，我准备为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的《丛刊》写作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我决心按照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米开朗琪罗传》的榜样来写，因为，那确实是两部极其出色的专题论著。但是战争来了，我不得不把原先为此准备的笔记搁到一旁。很长时间里，我忙于其他的事务，沉湎于其他的烦恼，我几乎已经放弃了我的写作计划，但是最近，为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雅克•科波请我在老鸽棚剧院的纪念大会上作了一次发言。于是，我又拿起了那一叠笔记，重新读了一遍。隔了一段时间再来读，我觉得，我在那上面记录下来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要把它们阐释清楚，一部传记所要求的那种编年史顺序的写法并不是最好的。那些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每一部伟大作品中把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像厚厚的发辫那样的东西，我们往往很难将它们理清，但是，我们在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中，到处可以发现它们。它们对我十分重要，更何况我把它们变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假如我一本书一本书地来讲，我将无法避免重复的叙述。那么，最好还是采取其他的方式。通过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地追寻这些思想，我试图把它们归纳出来，透过表面上的杂乱，尽可能清楚地掌握它们，而且向你们作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思想，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当然，他首先是个小说家。我的讲话中要谈的，正是这些思想。但是，由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些思想从来不以原始的状态出现，而是附属于表达了这些思想的一个个人物（由此，恰好产生了它们的混乱性和它们的相对性）；另外，还因为，我自己也在考虑尽可能地避免抽象化，尽可能地给予这些思想以生动的形式，所以，我想首先跟你们谈一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谈谈他生活中的几个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显现他的性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勾勒出他的形象。 

我原先打算，为我在战前准备写的那部传记前面加一篇导言，首先来分析一下一般人对这位伟人的通常评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本来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卢梭作一番比较，而这个比较不会是武断的：他们两人的天性确实有着很深刻的一致——无怪乎卢梭的《忏悔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卢梭从他生命的一开始起，就已经被普鲁塔克毒害了。通过普鲁塔克，卢梭自己对伟人就形成了略带几分浮夸和张狂的概念。他在自己的面前摆上了一尊想像中的英雄的雕像，他自己一辈子都在尽力地效仿它。他试图成为他想显现的那种人。我同意说，他对他自己的描绘是真诚的；但是，他老是在考虑自己的行为举止，那是一种傲慢在支配着他的言行。拉布吕耶尔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品性论》。以下这段话说得再精彩不过了： 虚假的伟大是愤世的、难以接近的：它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所以躲藏起来，或许至少也不正面出现，只在迫不得已之时才勉强露面，以吓唬一下人们，它从来不暴露本相，也就是说，从来不显露其真正的渺小。 如果说，我在这段话里面没有认出卢梭的面目，那么相反，当我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却联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正的伟大是自由的、温和的、随便的、通俗的；它让人触摸，让人摆弄，即便被人从近处细看，它也不会有丝毫的损伤；人们越是了解它，就越是赞赏它。它出于好意向下层卑躬屈膝，然后又毫不费力地恢复自然状态；有时候，它放任自流，不修边幅，在优势中放松懈怠，但始终能够重新获得优势，并善于加以发挥…… 的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来没有过矫揉造作，也没有过装腔作势。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人；再没有比他更谦卑、更富人情味的人了；我甚至认为，一个高傲的人实在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 谦卑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他的《书信集》和作品中： 他为什么会拒绝我呢？我根本就不是在强求，我只是在谦卑地恳求。（1869年11月23日的信） 我不强求，我谦卑地恳求。（1869年12月7日） 我发出最谦卑的请求。（1870年2月12日） “他常常以某种谦卑让我吃惊”，《少年》中的少年这样谈到他的父亲，当他试图弄明白他父亲和他母亲之间可能有过的关系，以及他们爱情的性质时，他想起了他父亲的一句话：“她出于谦卑而嫁给了我。”《少年》。——原注

我最近读到了亨利•博尔多先生亨利•博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写小说、散文、剧本，天主教信仰坚定）的一篇采访录，其中的一句话稍稍有些让我惊讶：“首先要努力去认识自己。”采访者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当然，一个自我探寻的文学家是在做一种很大的冒险；这就是找到自我的冒险。从此之后，他就只写冷冰冰的、符合自己的、果断的作品了。他模仿他自己。假如他知道他的线条、他的界限，那是为了不再超越它们。他不再害怕显得不真诚；他害怕显得前后不一。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总是处于对自己的半无意识中。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只有透过自己的作品，以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之后，才能真的认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没有寻找过自己；他只是狂热地投身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迷失在他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过一会儿，我们将看到，一旦他要以自己的名义来说话，他就该有多么笨拙；而相反，当他本人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口来表达时，他又是多么雄辩啊。他正是通过赋予人物以生命，才找到了他自己。他就活在他们每一个的身上，他这样把自己交托给了人物的多样化，其最初的效果，就是保护了自身的前后不连贯。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更充满自我矛盾，更前后不连贯；尼采会说，这是“对立性”。如果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更有条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事件，无论它们多么具有悲剧性，也还是一些表面上的事件。使他激动不安的激情，似乎深深地震撼了他；但是，在此之外，永远还留有一个私密的区域，一个连种种事件、种种激情都无法达及的区域。关于这一点，他的一句短短的话会给我们以启迪，只要我们把这句话跟另一段文字作一个比较的话。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 没有一个人活着而没有一个目的，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付出某种努力。目的和希望一旦消失，忧虑就常常会把人变成一个魔怪…… 但是，这时，他兴许对这一目的有所误会，因为，他立即就在下文中说： 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走出苦役营。《死屋手记》。——原注 这是他在1861年写的。而这就是他当时认定的一个目的。当然，他因可怕的囚禁而痛苦不堪（他在西伯利亚待了四年，又服了六年的强迫兵役），他痛苦不堪；但是，一旦他重获自由，他就能意识到，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希望得到的自由，是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它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无什么关系。在1877年，他写了这句非凡的话，我愿将它与我刚才读的那一段作个比较： 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书信集》——原注） 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高级的、秘密的——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多数人为自己的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这个人，看看这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样的人吧。他的朋友里森坎普是这样描绘他的，那是在1841年，他当时二十岁： 一张圆圆的脸，胖嘟嘟的；一个稍稍有点上翘的鼻子；浅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个很大的脑门，稀疏的眉毛底下，是两只小小的灰眼睛，深深地凹进去。脸颊苍白，上面有雀斑。一脸病恹恹的神态，几乎发灰，嘴唇隆起得很厉害。 人们有时候说，他的癫痫病的最初发作，是在西伯利亚时期；但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病了，只是到了那里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罢了。“一脸病恹恹的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从来就没有太好过。然而，就是他，这个身体虚弱、小病小痛不断的人，被指定去服兵役，而他那位身强力壮的哥哥，却获准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二十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士官。他那时正准备考试，要在1843年获得军官头衔。我们知道，他作为军官的俸禄是三千卢布，而且他还在父亲死后继承了遗产，但由于他的生活十分自由放荡，此外还要负责最小的弟弟的生活费用，他竟落得个债台高筑的下场。金钱的问题在他的书信中被不断提到，甚至比巴尔扎克的书信中还更紧迫。直到他的晚年，这个问题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是在他逝世前几年，他才真正摆脱了拮据的困境。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他终日出没于剧院、音乐厅，看话剧，看芭蕾舞。他无忧无虑。有一次，他租下了一套公寓，只因为出租房屋的人的模样讨他喜欢。他的仆人偷他的东西，而他也乐于被偷。运气的或好或坏，常常使他变得喜怒无常。他的家人和朋友见他无法过正常的日子，便希望他跟他的朋友里森坎普一同居住。他们对他说：“你好好地学一学这个德国人的有条不紊吧。”里森坎普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几岁，是个医生。1843年，他来彼得堡定居。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身无分文，靠着赊账买面包和牛奶，来维持生活。“费奥多尔是那样的一种人，跟他在一起你活得很开心，但他总是缺钱。”里森坎普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于是，他们住到了一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个很难缠的伙伴。里森坎普明明让他的病人在客厅里等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冒昧地去接待他们。每当某个病人显出可怜的模样时，他就用里森坎普的钱来接济他，或者，当他自己有钱时，就用自己的钱来接济。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千卢布，就赶紧拿去还了一些债，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拿剩余的钱去赌博了（据他自己说，是去赌台球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又向他的朋友借上五个卢布。我忘了说，他最后的五十个卢布被里森坎普的一个病人偷走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种友谊的激情冲动下，把那个小偷请进了自己的房间。1844年3月，里森坎普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手，后者也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 1846年，他发表了《穷人》。这本书当即获得了巨大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谈到这一成功时的口气颇为令人深思。我们不妨来念一念当时的一封信： 我真是晕头转向了，我好像并不活着，我没有时间思考。人们为我创造了一个值得怀疑的盛名，而我还不知道，这一地狱会持续到什么时刻。（《书信集》——原注） 我这里谈的只是最重要的那些事件，我略去了好几部意义不那么重大的作品。 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察逮捕。这便是所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 我们很难说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到底是什么。说到他与那些嫌疑分子交往的原因，无疑应看到智力上的极大好奇，还有某种心地上的慷慨，这些都促使他去轻率地冒险，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 他的《书信集》和《作家日记》中的许多段落，为我们显示了他的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整整的一部《群魔》，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对无政府主义的审判。但是，他毕竟是跟那些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嫌疑分子一起被捕了。他被监禁，被审判，被判处了死刑。直到最后一刻，死刑才被改判为苦役，他被发配去了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你们全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的这几次讲座中，我只想对你们讲一讲在别的地方无法得知的东西。但是，你们中可能还有些人不太熟悉那些事件，我还是愿意给你们读几段有关他的判决和他的监狱生活的信。我觉得它们很富有启示意义。通过对他内心焦虑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将支撑他一辈子的乐观主义在不断表现出来。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着判决的监狱中写的： 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度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说真的，我原来并不相信它们会有那么多。而现在，我从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了。 然后，在8月份，他疾病缠身的时候： 丧失勇气实在是一种罪过……尽力地工作，（con amore意大利语，意为）“带着爱”。,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还有，1849年9月14日的信： 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书信集》——原注）

现在，我给你们读一下12月22日他那封短信的几乎全文：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给我们换上了白衬衣）。然后，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于是，我明白到，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告别，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最后，响起了撤离的信号，他们放回了已经被绑在木桩上的人，他们向我们宣读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们得救了。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读到对死刑和对犯人生命最后一刻的影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射。不过我现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延误时间。 在出发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他有半个钟头向他的哥哥告别。据一个朋友的说法，他倒比他的哥哥更平静，他对哥哥说： 我在监狱里的那些朋友，他们可不是野兽，而是人，他们兴许比我还更好，比我还更有德行……好了，我们会再见面的；我希望如此，我不怀疑。不过，你要给我写信，要给我寄书来；我会写信告诉你我需要哪些书。在那里，人们总还有权利看书吧。 （编年史作者补充说，这是安慰哥哥的虔诚的谎言。） 等我一出来，我就要动手写作；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事；而在即将到来的那些时间里，什么样的事我会看不到，我会体验不到啊！对将来的写作来说，素材是绝对不会缺少的。 此后在西伯利亚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允许给家人写信；至少，我们手头的《书信集》中没有一封信是那个时期写的，而且在1883年出版的奥雷斯特•米勒编的《文献》中，也没有对我们提到这一时间的任何书信。但是，自从《文献》出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书信被发现并公开，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书信出来。 据奥雷斯特•米勒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3月2日出狱；而据正式文件，他于1月23日出狱。 档案提到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封信，是从1854年3月16日到1856年9月11日写给他哥哥、他的亲戚朋友的，那段时间，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当列兵。比昂斯托克先生只翻译了其中的十二封，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竟没有翻译1854年2月2日那封精彩的信，这封信的译文发表于1886年第12和13期的《时尚》上（如今已经绝版），而今年的2月1日，《新法兰西评论》重新刊登了这篇译文。正因为它没有收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所以请诸位允许我在此读其中的几个长段落： 1854年2月2日 看来，我终于能够跟你更长久、更安全地交谈了。但是，首先，看在God的分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写上哪怕只言片语？我万万想不到会这样！在我的监狱中，在我的孤独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绝望，我想到，你兴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们的生活，我诅咒命运让我无法伸出手来帮助他们。 由此可见，他内心中最痛苦的，不是感到自己被遗弃了，而是无法伸出援助的手。 怎样向你表达我脑子中的一切想法？让你理解我的生活，理解我所获得的信念，还有这段时间里我在忙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我做事情不喜欢半途而废：只说出一部分真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以下至少是这一真理的精髓：假如你善于阅读的话，你就将得到全部的真理。我应该把这一故事归功于你，现在，我就开始汇聚我的记忆了。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你记得我们是怎么分别的吗？一旦你离开了我之后，他们就把我们三个人全带走了，杜罗夫、雅斯特尔杰斯基和我，还给我们戴上了镣铐。正是在午夜，正是在圣诞节期间，我第一次戴上了镣铐。镣铐足足有十斤重，行走时十分不便。然后，他们让我们坐上敞篷的雪橇，三人分别乘坐，每人由一个宪兵押送（押送官独自乘一辆，一共是四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圣彼得堡。

我心情沉重，思绪万千，我仿佛被一阵旋风卷走，只感到一种死一般的绝望。但是清新的空气让我精神抖擞，如同每一次的生活变故那样，我自身的强烈感受本身，就让我鼓起了勇气来，以至于过了不一会儿，我就恢复了平静。我开始好奇地眺望起我们正在穿越的圣彼得堡来。家家户户都点燃了节日的灯火，我一一地向它们告别。我们经过了你的家门。克罗列夫斯基的家灯火通明。我当时变得万分忧伤。我听你说到过，那里有一棵圣诞树，叶米丽娅•捷奥多罗夫娜要带孩子们到那里去；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告别。我是多么地想念他们啊！多年之后，我每次想起他们来，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前往雅罗斯拉夫尔。经过三四站之后，我们于黎明时分停在了施里瑟尔堡，进了一家小旅店中。我们纷纷扑向热茶，仿佛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八个月的监禁，加上六十俄里的路程，使我们胃口大开，至今我回想起来都痛快淋漓。我开心极了。杜罗夫说个不停。至于雅斯特尔杰斯基，他认为前途渺茫。我们试探押送官的口风。这是一个好心的老头，很有经验；曾经带着邮件穿越过整个欧洲。他怀着一种人们难以想像的和善与仁慈对待我们。在整个旅途中，他对我们而言确实十分珍贵。他的名字叫库斯玛•普罗克雷奇。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其中包括给我们弄到了带篷的雪橇，这可是让我们欣喜异常的事，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第二天是一个节日，当地的驿站马车夫穿上了德国人的灰色呢子大氅，还系上了鲜红的腰带。村子里的街上空无一人。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们穿越属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等州的荒凉地带。一路上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村镇，零零星星，稀稀朗朗，但是，由于是节日，我们还是到处都能找到吃的和喝的。尽管我们穿得很多，还是感到刺骨的冷。 你无法想像，一动不动地在雪橇上待上十个钟头，一天只能走上五六站路，是一件多么难以忍受的苦事。我一直冷透到了心，即便到了暖和的房间里，也好久好久都不能缓过来。在彼尔姆州，我们度过了一夜，气温低达零下四十度。我劝你别作这样的尝试，实在是太难受了。 过乌拉尔山实在是一场灾难。遇上了一场暴风雪。马和雪橇都陷在了雪中；我们只得下了雪橇，当时已是夜晚，只有等人来把马和雪橇拉出来。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雪、风暴、欧洲的边界；在我们的前方，是西伯利亚和神秘莫测的未来；在我们身后，是我们全部的往昔。真叫人伤心透了。我哭了。 在沿途经过的村庄，全村人全都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戴着镣铐，住店时却要我们付三倍的钱。但是库斯玛•普罗克雷奇为我们付了大约一半的开销：他坚持如此，所以我们……我们每个人只付了十五个银卢布。 1850年1月11日，我们到达托博尔斯克。在把我们介绍给了当地长官后，他们搜了我们的身，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钱，他们把我们——我、杜罗夫和雅斯特尔杰斯基关在一处，而斯皮切纳和他的朋友们则被关在另一处：就这样，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我很想跟你详细地谈谈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度过的六天，以及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我只能对你说，我们被极大的亲切和极大的同情所包围，我们感到万分幸福。老犯人们（或者还不如说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妻子）像对待亲人那样地关照我们。他们有着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历了二十五年的苦难而丝毫不改其坦荡正直。我们只能隐约看见他们，因为我们被监视得很紧。她们给我们送来穿的和用的生活物品。她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动身时什么都没带，甚至连必要的换洗衣服都没有，一路上一直在后悔不已……因此，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她们为我们弄来的盖毯。 最后，我们又动身了。 三天之后，我们来到了鄂木斯克。

还在托博尔斯克时，我们就听说了我们未来的顶头上司是什么人。司令官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克里夫佐夫要塞的副官是一个少见的坏蛋，他野蛮、古怪、爱吵架、爱酗酒，总之一句话，你想像他有多坏，他就有多坏。 我们到达的当天，他就骂我们，骂杜罗夫和我是笨蛋，因为我们被判了刑，他还发誓说，只要我们违反规定，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体罚我们。他当了两年的要塞副官，在众目睽睽下干尽了坏事。两年之后，他果然被法院传讯了。God保佑我没有遭到这家伙的迫害！他来时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醉的样子），向犯人们寻衅滋事，殴打他们，而借口只是他“醉得要打碎一切”。有时候，他夜里来巡查，看见某个人朝右侧卧，或者看见某个人说梦话，总之，无论什么小事都能让他找到借口，不由分说就是一通打；我们要跟一个这样的人相处，还不能惹他生气！要知道，他每个月都要向圣彼得堡汇报我们的情况。 …… 我在大墙后面度过了四年，只是在被带去干活时才走出大墙。活儿很累！有时候，天气很糟糕，我们还得干，在雨里，在泥里，或者在严寒的冬天里，我干得筋疲力尽。有一次，我加班干了四个小时，水银柱都冻住了，气温低达零下四十多度。我的一只脚已经冻僵。 我们大家全都挤在同一个营房里住。你可以想像一下，这是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旧得已经破败，早就废弃不用，准备拆毁了。夏天像个蒸笼让人透不过气来，冬天则像个冰窟窿。 地板已经腐朽，上面积了一俄寸为一俄尺的十六分之一。——原注来厚的污垢。小窗扇上积着发绿的污斑，即便在大白天，也很难借光阅读。一到冬天，窗子上则积了一俄寸厚的冰。天花板漏水。墙壁上满是洞。我们彼此挤在一起，像是木桶里的鲱鱼。就是往炉膛中塞上六大块木柴都不济事，没有丝毫热气（勉强能让屋里的冰融化），但带来呛人的浓烟，一冬天尽是这样。 苦役犯们在屋子里自己洗衣服，弄得里面尽是一摊一摊的水，叫人无从下脚。从夜幕降临直到次日黎明，我们不得以任何借口出门，因此，在房间的门口放了一个小木桶，你当然知道这是派什么用的。整夜中，臭气熏天，令人几乎窒息。苦役犯们则说：“既然都是大活人，怎么能不脏呢？” 两块光木板就充当了一张床，只能允许有一个枕头。当被子来盖的，只有大衣，但不够长，脚露在外面，冻得整夜都哆嗦不已。臭虫、跳蚤和蟑螂，多得能用斗来称量。我们的过冬衣服，是两件皮大衣，十分破旧，根本就无法御寒。脚上是短筒靴，去吧，就这样行走在西伯利亚吧！ 我们吃的是面包和菜汤这是一种酸菜汤。——原注，按规定汤里应该有肉，每人四分之一斤。但是这肉剁成了肉末，所以我无法找到肉。到了节庆日，我们有卡夏（这是一种燕麦粥。——原注）喝，几乎不含黄油。到了封斋节，我们有腌酸菜吃，仅此而已。我的胃被弄得极弱极弱，病倒了好几回。你来判断一下，没有了钱，是不是还有可能活下去！我要是没有了钱，会变成什么样子？普通苦役犯跟我们一样，也不满意那里的伙食，但是他们全都在营房内部做些小买卖，挣几个小钱。而我呢，我喝茶，我有时还用钱去换取我本应得到的那份肉，这可救了我的命。此外，没法不抽烟，不然，在那样一种氛围中，人是会郁闷死的，当然，我们得偷偷地抽。 我在医院里也住了不止一天。我有过几次癫痫病发作，当然，只有很少几次。我的脚还因风湿症而疼痛。除此之外，我的身体还是可以的。在这些麻烦之外，还应该加上一点，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书籍。我偶尔弄到一本书，还得偷偷地看，在同伴们不断的憎恨中，在看守们的专制暴政中，在争吵、辱骂、叫嚷声中，在没完没了的嘈杂与喧嚷中，偷偷地看。从来没有一个人静处过！而这持续了四年，整整的四年！我保证！说我们受苦了，那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时刻提心吊胆，生怕违背了什么规定，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拘谨和贫困之中，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总结。

关于这四年中我的心灵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说了，因为说来话就太长了。我用以躲避残酷现实的那些沉思，不会是没有用的。我现在怀有的欲望和希望，是过去根本无法预料的。但是，那只是一些假设，这里也就免谈了吧。不过，你可别忘记我，你要帮助我！我需要书，需要钱：看在Christ的分上，请寄些给我吧。 鄂木斯克是个很小的城镇，几乎没有树木。夏天酷热难当，刮风时带来沙尘，冬天则寒风刺骨。我没有见过乡下。城里很脏，一股大兵的气息，因此，可说是十分放荡（我指的是居民）。要不是我遇到了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我相信我就完了。康斯坦丁•伊沃尼奇•伊瓦诺尔对我就是一个好兄弟。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了我。我欠了他不少钱。如果他去彼得堡，你要谢谢他。我欠他二十五卢布。这个待人真诚的人，这个随时准备满足我愿望的人，我怎么才能报答他呢？报答他的关怀，他的照顾？……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哥哥，世界上有许多高贵的心灵。 我曾经对你说过，你的沉默使我很痛苦。但我很感谢你寄钱给我。在你下一次来信中（哪怕是在正式信件中，因为我还无法确定可以给你一个另外的地址），请告诉我关于你生活的细节，还有叶米丽娅•捷奥多罗夫娜的情况，孩子们的、家里人的、朋友们的、我们在莫斯科的熟人们的。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给我讲一讲你的生意，你现在拿什么本钱做生意？你成功了吗？你已经有一些家财了吗？另外，你能不能在经济上资助我呢？你每年能资助我多少钱？假如我不能找到另外一个地址，你千万别在正式信件中寄钱。总之，请用米哈依尔•彼得洛维奇这个名字签名（你明白吗？）。我手头还有一点钱，但我没有书可看。假如可能的话，请给我寄一些今年的杂志，例如《祖国纪事》。 但是，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读到古代历史学家的书（法语译本）和当今历史学家的书；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书和教会教士的书。马上给我寄一些来。 …… 人们会鼓励我说，这是一些简单的人。但是，一个简单的人远比一个复杂的人要更为可怕。 何况，人无论在哪里总是一样的。我服苦役时，在强盗中最终发现了一些人，一些真正的人，性格深沉、有力、美好。污泥底下的黄金。其中有些人，本性中的某些侧面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则通体美好，绝对高尚。我曾教一个年轻的北高加索人识字，他是因抢劫而服刑的，我还教他学俄语。他万分地感谢我！另一个苦役犯跟我告别的时候流下了眼泪；我曾给过他钱，很少，他却因此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我的脾气在变坏，跟他们在一起我变得任性随意、反复无常；但是，他们却尊重我的精神状态，万事都由着我，毫无怨言。我在监狱中竟能见到那么多美妙的好家伙。 我收集了那么多冒险家和强盗的故事！我可以写上好几卷书。多么非凡的人民啊！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如果说，我没有研究过俄罗斯，我却从心底里熟悉俄罗斯人民；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熟悉他们……我相信我可以自我吹嘘一下了。这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 …… 请给我寄古兰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哲学史》。我的未来将取决于所有这些书。但是，你尤其要活动一下，争取把我调到高加索。去问一问内行人，看看我可以在哪里出版我的书，需要有什么手续。不过，最近两三年里，我恐怕不会打算出书的。从现在起到那时为止，我只求你帮助我活下去！假如我没有一点点钱，我就会被苦役折磨死了！我拜托你了！ …… 现在，我要写小说和剧本了。但是，我还要读很多书，很多的书。请不要忘记我！ 再一次告别。 费•陀 跟其他许多次一样，这封信也没有回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整个——或几乎整个——囚禁期间，始终没有得到家里人的音信。是不是因为他的哥哥过于小心谨慎，担心受到牵连？或许是漠不关心？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者霍夫曼夫人倾向于最后那种解释。

我们所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狱后的第一封信，是他于1854年3月27日写的，当时，他在西伯利亚的第七步兵营当列兵。它没有出现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译文中。信中这样写道： 请给我寄……不是报纸，而是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还有经济学家的，教会教士的。尽量要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普林尼、弗拉维乌斯、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等人的法语译本。然后还要古兰经和一本德语词典。当然，所有这一切不要求一次寄齐。总之，你尽力而为吧。还请给我寄皮萨连的《物理学》，再要一部生理学的论著，哪一本都行。假如法文本比俄文本强，就要法文本的。所有这一切，都要最便宜的版本。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必一次都寄了；而要慢慢地寄，一本接一本地寄。不管你能寄多少，我都会感谢你。你明白，我是多么需要精神食粮啊…… 稍后，他接着写道： 你现在知道我主要在干什么了吧。 说实在的，我除了服役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外来事件，没有生活变故，没有意外事故。但是有事情发生在心灵中、感情上、思想上，有东西在成长，在成熟，在凋谢，跟毒草一起被抛弃，而这是不能说出口的，不能叙述在小小信纸上的。在这里，我生活在孤独中：如同往常那样，我躲着人。更何况，在整整五年中，我被人看管，有时候，对我来说，孤身独处恰恰是最大的快乐。一般说来，监狱在我的身上摧毁了许多东西，却也催生出了许多东西。例如，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病：奇怪的发作，很像是癫痫的抽搐，但那不是癫痫。哪一天，我会对你详细地谈一谈的。 关于这一可怕的疾病问题，我们在最后一次的讲座中再谈。 让我们再来念一念同年11月6日的信： ……我开始我的新生活已快十个月了。至于我以前的那四年，我把它们看成是被活埋、被关进棺材里的一个阶段。这是多么可怕的阶段啊！我的朋友，我简直没有力量来对你讲述那一切。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一言难尽的痛苦，因为，每一时刻，每一分钟都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这整整四个年头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是囚禁在监牢中。 但是，很快地，他的乐观主义又立即占了上风： 夏天我实在忙得很，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是现在，我已经有些习惯了。我的身体也有了一些好转。而且，我没有失去希望，我带着相当的勇气展望未来。 这同一阶段中的三封信，刊登在了《田地》1898年的4月号上。为什么比昂斯托克先生只给我们翻译了第一封信，而却没有翻译1855年8月21日的那一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提到了上一年10月的一封信，而那封信至今仍未找到。 当我在去年10月的信中向你作同样的抱怨（关于你的沉默）时，你回答我说，你很难读得下去。哦，我亲爱的米沙！看在God的分上，请不要埋怨我！想想我孤独一人，像一粒被遗弃的石子，我的性格始终是那么阴郁、病态、喜怒无常……我第一个就相信是我错了。 1859年11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他结了婚。娶的是一个苦役犯的遗孀，她还带了一个年龄不小的孩子，听说这孩子脾气十分古怪。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养和哺育了他，他有抚养的怪癖。 “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他的朋友米留科夫对我们说，他又补充说：“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胆了，他的面部依然显现出坚毅的表情。” 1861年，他发表了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到1862年，他发表了《死屋手记》。他的第一部伟大小说《罪与罚》只是在1866年才发表。 1863、1864和1865年，他积极主持了一个杂志。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过渡性的几年，语气是那么雄辩，使我忍不住要在此给你们再读上几段。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引用他的书信。（这封信写于1865年3月31日载比昂斯托克翻译的法语版《书信集》第五卷（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原注）： ……我想对您讲讲这段时间里我的故事。不是全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们永远也不能在信中讲出最基本的事情来。有些事情我根本就不能讲。因此，我只局限于把我过去一年里的生活给您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您兴许知道，四年前，我哥哥创办了一个杂志。我也帮着撰稿。一切顺利，我的《死屋手记》当时大获成功，它重新确立了我的文学声誉。刚开始创办杂志时，我哥哥欠了一些债，正当债务开始偿还时，1863年5月，杂志突然被查封，原因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爱国主义的文章，其激烈的措辞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和反公众舆论行为。这一打击要了我哥哥的命。不仅借东债还西债，而且健康状况也恶化了。当时，我并不在他身边，我在莫斯科，在我濒临死亡的妻子的床头。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您当时写信给我，因我失去了我的天使，失去了我的哥哥米哈依尔而安慰我，您实在不知道，命运欺压我到了何等的地步。另一个爱着我也被我深深地爱着的人，我的妻子，也因肺痨而死在了莫斯科，她定居于莫斯科才一年。1864年的整个冬天，我一直守候在她的床头。 ……

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她，然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并不幸福。当我见了您的面后，我会告诉您那一切的。您只需要知道，尽管我们在一起很不幸福（由于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于病态的反复无常），但我们无法不继续相爱下去。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齿相依。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确实如此。她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女人中最正直、最高贵、最慷慨大方的。当她去世时（尽管在整整的一年中，看着她慢慢地走向死亡，我是那么的痛苦），我依然不能想像，我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和痛苦，尽管我非常看重并难受地感到随她一起被埋葬的那一切。一年已经过去，而这情感依然如旧…… 我埋葬了她之后，便匆匆赶去圣彼得堡看我的哥哥。我只剩下他了。但是，三个月之后，他也离我而去。他只病了一个月，而且看起来并不严重，但病情突然就变了，短短的三天里就夺走了他的生命，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于是，突然之间，我又变得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绝望的呐喊声之后半个月，也就是在4月1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 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 再也没有四十年的朋友了。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 他接着写道： 我什么都告诉您了，但我明白，关于最基本的东西，关于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什么都没对您说，我甚至都没有给您一个大约的概念。 我很想把这句话跟《罪与罚》中一个非凡的句子作一下比较。在这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讲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他因犯下一桩罪行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讲述了占据了主人公心灵的奇怪感情。他仿佛觉得，自己是第一次开始真正的生活： 是的，过去的这一切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回归生活的第一阵欣喜中，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罪行，他的被判刑，他的流放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是外来的、局外的事，他几乎要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给你们念这段话，是为证明我一开始说的那些话：外界生活中最重大的那些事件，无论它们多么具有悲剧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其重要性都不及一件小事情，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一件小事。 在西伯利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给了他一本Gospel。在监狱里，Gospel是官方允许的唯一读物。对Gospel的阅读和思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所写的所有作品，全都渗透着Gospel的教理。在我们的每一次讲座中，我都将回头分析他在Gospel中发现的真理。 从某些方面来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颇为相似，观察并比较Gospel在这两个人身上引起的那么不同的反应，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尼采的即时的和深刻的反应，是嫉妒，我恐怕必须这样说。如果不考虑到这一感情，人们可能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尼采嫉妒Christ，甚至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心中奔腾着一种欲望，要跟Gospel作对。他写作中常常采取Holy Scripture的形式，来刻意显示与它的对位。他写了Antichrist，而在他最后那部叫《看，这个人》的作品中，自己作为对手战胜了God，并想取代后者的教诲。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反应则迥然不同。从第一次接触起，他就感到Gospel中有一种高级的东西，不仅高于他，而且高于整个人类，那是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对你们讲到了他的那种谦卑，而且我还会多次地提到它，正是由于这一谦卑，他面对一切被他认为更高级的东西都表现得顺从。他在Christ面前深深地俯首躬身，而这种屈从、这种放弃所产生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后果，我对你们说过，就是保持了他性格的复杂性。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比他更好地实践Gospel的这一教导：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放弃生命的），必真正救活性命。参见New Testament_Luke，ⅩⅦ∶33。 正是由于这种自我奉献，这种自我放弃，相互矛盾的情感才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中共存，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他心中相互斗争的极为丰富的对抗性得以保留，得以挽救。

（选自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