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ng Goodbye (Dave Grusin Trio)John Williams - The Long Goodbye
雷蒙德·钱德勒本以为这个新世界会珍惜好故事、好文章，却发现好莱坞更像是一座工厂。
—汤姆·威廉斯
踏足好莱坞：丰厚报酬的诱惑
雷蒙德·钱德勒从未主动向好莱坞示好，但在1943年，好莱坞主动找上门来。
各大电影公司从一开始就有兴趣改编他的作品。达希尔·哈米特的小说《马耳他之鹰》在1941年被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成功地改编成电影，主角萨姆·斯佩德由亨弗莱·鲍嘉扮演。从此以后，各家电影公司便开始搜罗其他硬汉派悬疑小说，试图将它们搬上银幕。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雷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电影行业的虐待：小说精巧的构思和丰满的人物总是被急于求成又时间有限的电影制作人随意删改。
话虽如此，但在1943年，将他的小说原样改编成电影（无论是将菲利普·马洛如银子般闪烁的形象搬上银幕，还是向观众呈现马洛所栖居的充斥着性与腐败的乌烟瘴气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好莱坞受到电影制作守则（MPPC）的控制。这一限制性守则成型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设立的缘由在于担心银幕上的卑鄙行径会传播到银幕之外。曾经担任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律师威廉·H. 海斯（William H. Hays）受美国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其成员均为洛杉矶最大的电影公司老板）所托，出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确保电影行业的作品没有道德上的问题。
整个行业的规则好像就要这么确定下来了，不过事情出现了转机，因为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乔·西斯特罗姆（Joe Sistrom）发现了詹姆斯·M. 凯恩篇幅不长的小说《双重赔偿》。一开始，《双重赔偿》于1935年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这是一篇阴暗且充斥着性和暴力的故事，根据海斯的守则，它恰恰是一则好莱坞无法改编成电影的故事。然而，西斯特罗姆想要挑战这个体制。我们还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这位年轻的德国移民将最终执导这部电影）那里，听到关于西斯特罗姆如何发现这部小说的另外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西斯特罗姆告诉怀尔德，他的秘书不见了，很可能是因为她正躲在洗手间里阅读“那个故事”。
尽管西斯特罗姆和怀尔德都发现《双重赔偿》是个具有潜力的好故事，但他们并非电影行业里最早慧眼识珠的人。1936年，该作品出版后没过多久，改编的提案就被递交到电影公司高管的办公桌上，可总是遭遇同样的问题：电影制作守则。
1943年，当怀尔德和西斯特罗姆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它的暴力与性元素丝毫未减，而电影制作守则也丝毫不曾松懈，不过这两位电影人仍旧相信自己可以想方设法摆脱守则的约束。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不仅会撼动好莱坞，而且将为一类全新的电影开辟空间，这类电影也正是比利·怀尔德一直想拍的。
确定下部电影要拍《双重赔偿》后，怀尔德向西斯特罗姆提议，请詹姆斯·M.凯恩亲自改写剧本。不过西斯特罗姆另有一个主意，为什么不试试雷蒙德·钱德勒呢？怀尔德曾说，西斯特罗姆的手里总是有三样东西：“一支烟、一瓶啤酒和一本肮脏的平装书。”他显然是个阅读面很广的人，如果雷已经出版的四部作品中曾有一部出现在他的书桌上，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意外。他给了怀尔德几本雷的小说，让他带回家读。怀尔德对这些小说爱不释手，而且据影评人理查德·席克尔（Richard Schickel）记载（20世纪90年代，席克尔为了给《双重赔偿》撰写专著而采访过怀尔德），雷的文字对这位导演影响至深，乃至许多年后，他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书中的一些文字。
西斯特罗姆的这通电话出乎雷的意料。他和茜茜最多也只是偶尔光顾影院，而且他虽然在洛杉矶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进入该行业工作。不过，他对这个邀约兴致盎然，并且在前往派拉蒙总部与西斯特罗姆和怀尔德商谈之前，好好地把《双重赔偿》读了一遍。根据怀尔德所说的一个故事版本，当雷被问及是否愿意就这一项目展开合作时，他的回答是“好的！”，并补充说他希望得到1000美元的报酬，而且下个星期就能交稿。这个故事被怀尔德讲过很多次，每一次的细节都稍有不同。我们还从H. N. 斯旺森（H. N. Swanson，正是他将《双重赔偿》的翻拍版权卖给了派拉蒙）那里听到了关于这场初识的另一个版本：
有一天，乔·西斯特罗姆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给我通报了他当前的处境，认为我可能帮得上忙。原来西斯特罗姆跟雷蒙德·钱德勒签了份合同……
西斯特罗姆说：“钱德勒对剧本写作一无所知，不过这也没关系。他对凯恩笔下的那类人物非常熟稔。他很想在这一题材上试试手，也愿意接受我们公司所能支付的每周两三百美元的报酬。你愿意做他的代理人，帮助他跟我们签订协议吗？”
这两个版本都有其真实性可言，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一开始，雷对这一项目抱有热情，希望进入电影行业，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尽管他没有行业经验，但西斯特罗姆很愿意将他招至麾下，并相信经验丰富的怀尔德能够熨平这个新手身上的所有褶皱。斯旺森答应成为雷的经纪人，并帮助他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周、周薪750美元的合同。如果说雷原本只打算拿到1000美元的报酬，那么如今这笔收入可谓相当丰厚了。在过去的十年里，雷一直靠着写作的微薄收入度日，签下这份合同的他肯定觉得自己中了一份头奖。
与比利·怀尔德共事：导演与编剧的权力之争
雷的初稿写得很快，将凯恩书中的对话凸现出来，编排成他眼中剧本应有的形态。其中有“淡入”“消失”等指令，大概在雷看来，这是剧本的必要元素。怀尔德作为导演，并不喜欢编剧给他下指令，不过虽然一开始就需要磨合，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他尊重雷的文字能力，也迫切地需要一个搭档能够在写作方面弥补他的不足。他曾有过与人合写剧本的经历，似乎也喜欢这种工作方式。
到最后，两个人关系的复杂程度将超过乔·西斯特罗姆的预期。这样的发展令人有些意外，因为他们俩有着很多共同点。在加州，怀尔德和雷一样是局外人，是欧洲的流亡客。比利·怀尔德还有很大的野心，曾经写下过豪言壮语，“要让好莱坞大吃一惊”，这和雷试图在悬疑小说领域掀起的改革不谋而合。即便他们有这么多共同点，两人的关系还是很快就蹦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工作方式令雷大吃一惊。他写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时候，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开展工作。没有截稿日期的人生是艺术家享有的特权，可是好莱坞要的不是艺术家：它需要的是剧本生产者，他所提供的材料得为影片提供充分的形态和结构，方便导演和制片人开展工作。这样的工作和小说写作截然不同，不仅需要固定的工作时长，还需要严格的自律精神。这些年来，雷一直过着平稳的生活，偶尔拜访朋友，如果编辑到访洛杉矶，就和他们见个面。他也随着冬去夏来，在山区、荒漠和海岸之间来回迁居，和茜茜过着二人世界。这便是他的生活。后来，乔·西斯特罗姆打来了电话，突然间，他又有办公室要去，又有会议要参加，又有截稿日期要追赶。他本以为这个新世界会珍惜好故事、好文章，却发现好莱坞更像是一座工厂。而比利·怀尔德要是愿意的话，会在拍摄前夕彻底重写剧本，他也很少体谅雷的艺术家脾气。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两个人同处一间办公室会是怎样一幅景象：怀尔德拄着马六甲手杖，从办公室的一角踱到另一角，而雷坐在沙发上，拿着手写板，一边记录下各种想法，一边暗暗生气。雷不仅是怀尔德的下属，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电影公司系统里都处于次要地位。在好莱坞，编剧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电话受到监听；制片方可能会禁止他们进入片场；有时候，影片试映会都不邀请他们。工作开展了三个星期后，有一天，雷终于到了临界点，再也无法忍受了，那一天他没去上班。
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到，令雷不满的因素主要牵涉性和权力，尤其是对方还比他年轻。雷毕竟当过石油公司的经理，喜欢高高在上，他为人和善，甚至会像家长一样关心员工的生活，但从来不会忘记向朋友们表明自己曾在商界爬到过权力的顶峰。后来，他成了作家，渐渐地将办公室政治的麻烦事抛诸脑后，到了派拉蒙，这一复杂关系又凸显出来。雷自认为是小说家，理应得到同事的尊重，但是怀尔德显然没有太多表示。
雷突然拒绝继续与比利·怀尔德共事，这是他难以应付电影公司工作的第一个明证。很快，乔·西斯特罗姆就出来说好话宽慰他，怀尔德则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事方式。在安抚雷这件事情上，西斯特罗姆处理妥当，而怀尔德就不如他那么妥帖，不过雷还是回到了公司继续工作。酗酒本身就是好莱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一旦雷在饮酒方面开始失去节制，旁人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但至少他和怀尔德还是回到了同一间办公室，并且再一次专注于剧本创作。
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部电影的哪些元素出自雷的创作，哪些又属于怀尔德。虽然如此，但他们的工作方式表明，电影剧本是在他们的讨论和争辩中逐渐成形的，因此是真正的合作作品。
这部电影很快就在导演和剧本改编这两个方面收获了极佳的评论。不过在叫座方面，这部电影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它虽然没有赔钱，但也没赚到太多。不过，就算经济回报不太理想，这部电影还是立即在业内成为一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因为在怀尔德和雷的精巧改编之下，一部原本阴暗、具有性意味、非道德的剧本通过了守则执行委员会的审查。这绝非一件易事。委员会只对其进行了少量修改。他们只要求删去特定毒药的名称，以及使用手套避免留下指纹的片段，因为他们担心这些画面会提醒潜在的罪犯，不过他们对于充斥整部影片的性意味和罪孽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通过这部电影，雷和怀尔德为整个电影产业做了一件独特而重要的事情。在让《双重赔偿》通过审查之后，原本黑暗的犯罪世界紧闭的大门，突然间对好莱坞敞开了。类似《双重赔偿》的电影开始流行起来，这些新片远比《马耳他之鹰》等早期硬汉电影更为阴暗。而这一发展，反过来又为雷自己小说的电影改编铺平了道路。
美国电影产业用传统方式对这部影片表达了敬意：奥斯卡提名。《双重赔偿》总共获得七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等，可是在颁奖晚会上，它却空手而归。在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角逐上，它败给了派拉蒙公司另一部早已被人遗忘的电影：《与我同行》［Going My Way，男主角是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导演则是莱奥·麦卡雷（Leo McCarey）］。颁奖晚会于1945年3月15日在格劳曼中国剧院举行。尽管《双重赔偿》获得了最佳剧本奖的提名，但是出于不明原因，雷并没有出席晚会。不过就雷对这部电影的参与而言，这样的收尾形式倒也算恰当。在给哈米什·汉密尔顿的信中，他写道：
《双重赔偿》……是一段令我感到痛苦的经历，很有可能折损了我的寿命；不过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从中学习了编剧的技能，虽然说到底，也没有学会太多。
当时，他没怎么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蓝色大丽花》：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的交稿诺言
对于派拉蒙高层来说，1944年是个大年。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但是观影人数稳定在每年8500万人次，整个电影产业欣欣向荣。不过随着1944年过去、1945年到来，一个新问题浮出水面：派拉蒙的当家影星艾伦·拉德应征入伍了。恐慌感很快传遍整个公司。作为派拉蒙在好莱坞评价最高的领衔演员，他是公司的重要资产。一旦失去他，他们的电影就没法再吸引到如此多的观众，收入也会因此大幅下跌。他们必须迅速为拉德安排一部电影，在他参加基础训练之前拍摄完毕。于是，在接下来的制片人会议中，公司鼓励所有员工献计献策，但似乎没有哪个方案行得通。雷的朋友、制片人约翰·豪斯曼也参加了会议。两天后，他在露西餐厅同雷一起吃午饭，钱德勒告诉他自己最近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马洛故事，但它很快就夭折了，因为它实在是涉及太多细节，雷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豪斯曼来了兴致，提出要看看稿子，于是两人回到雷位于德雷克塞尔大街的家中，雷将这部被埋葬的稿子又翻出来。豪斯曼被他眼前的文字震撼到了，48小时后，派拉蒙买下了版权，并委托雷来创作剧本。这篇原本被塞到抽屉底部的故事最终变成了《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从某些角度来说，战争是好莱坞迫切想要把握的机遇。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提供了新的敛财手段，也因为它能够改变观众对于电影的观念。达里尔·F．扎纳克（Darryl F． Zanuck，20世纪福克斯总裁）等电影大亨希望将电影产业变成美国的标签（类似苹果派），并在观众的脑海中牢牢确立一种观念：电影乃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宣战的几个月后，《小东京》（Little Tokyo）和《复活岛》（Wake Island）等影片开始在院线上映。这些反日电影传递出信号：好莱坞正试图代表民众的呼声。与此同时，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等影星也开始参演《自由之火》（Keeper of the Flame）等影片，寓意是美国其实很容易遭受法西斯观念的荼毒。《自由之火》同那些反日电影一样试图影响舆论——只要这类软性宣传能增加观众的黏性，好莱坞各家公司就巴不得在影片中夹带此类内容。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众渐渐厌倦了一成不变的量产电影，由此带来的对于时事的漠不关心也就给《双重赔偿》等影片创造了空间，使得它们一炮打响。《马耳他之鹰》使后来人们所认为的第一批黑色电影开始流行，《双重赔偿》则将此类电影变得更为冷峻，也更受观众尊敬。很快，所有人都想拍摄由雷和怀尔德推出的此类硬汉动作影片，派拉蒙自然也不例外。他们有合适的影星，有稳定的观众群体，更何况，现在他们的编剧也有了创意。
雷立即开始编剧工作。入行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剧本。电影的前期制作随即展开，使得拍摄过程可以与剧本创作同步运行，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被选定为导演，他虽然并不出名，却很多产。艾伦·拉德和他在银幕上长期合作的伙伴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领衔主演。雷的写作进展平稳，他也很快意识到，《蓝色大丽花》向他敞开了一扇独一无二的机遇之门。这一次，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为影片贡献剧本，他实际上就是影片的“作者”。由于这部电影的时间压力格外之大，所以常规的编辑、起草、分镜流程要么被大大缩短，要么就被彻底免去。雷“几乎就在摄影机镜头之下……直接写出了银幕上的故事……”在此情况下，雷创作的内容很少被调整，结果便是这部电影比起之前任何作品都更具雷蒙德·钱德勒的特色。
一开始，雷很享受这个过程，剧本创作也顺畅。然后，灾难开始降临。一度汩汩流出的剧本水流开始枯竭了。开机四个星期后，拍摄所用的脚本每天都在变薄，再也没有新的材料填充进来。雷陷入了僵局，他没有办法解决杀人犯的身份问题。他本打算将这一角色安排给海军退伍军人巴兹·万切克，但这一构思被美国海军否决了，他们不希望自己被刻画成坏人，因为这可能会在战争期间挫伤士气。雷所面临的问题不限于此，因为电影是一边写一边拍的，所以电影前半部分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巴兹，这些都已经无法更改了。他进退维谷，而他越是沮丧，就越没有创作灵感。没过多久，雷的恐慌就影响了整个公司。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派拉蒙在公司办公大楼的一楼召开了一系列剧本讨论会，可是雷却没能拿出什么靠谱的方案。他毕竟是个从来都不注重剧情的作家，他在书中揭晓杀人犯是谁的时候，很少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那样，精心设计这一真相大白的时刻。
1945年4月12日，制片人再度召开剧本讨论会，雷坐在桌旁，苦思冥想故事的走向。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将脑袋伸进窗户，向众人宣布了罗斯福总统过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几分钟后，他们又回到原先的话题，继续讨论剧情，但是讨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雷就没怎么听大家讲话。他只是坐在那里，偶尔点点头，不发表任何意见。
第二天，雷的经纪人H． N． 斯旺森给他打了通电话，请他在次日上午去拜访制片主管。雷肯定觉得自己像是个被喊到校长办公室的学生。制片主管提出，如果影片能够如期上映的话，他将给雷发一笔5000美元的奖金，不过他开出的条件是，雷不可以将这件事透露给约翰·豪斯曼。他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离开了高层办公室。
后来，雷回到家中，但心里的怒火太过旺盛，根本就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去办公室找豪斯曼。在这位制片人眼里，雷的愤怒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当他解释昨天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可以看出，制片主管对于雷的误解有多深。钱德勒生气的原因在于，派拉蒙公司竟然怀疑他无法完成这部电影。虽然他目前确实陷入了僵局，但他已经签订合同，会拿出完整的剧本，而对于一位正人君子来说，这份合同就已经足够了。5000美元的奖金完全是一种侮辱，它也许能够激励那些蹩脚的编剧，让他们想办法拿出最好的作品，但是雷认为自己为每一个项目都会竭尽全力，对他来说，给他这笔钱近乎是一种无法饶恕的做法。此外，让他对朋友保密的要求也无异于一种冒犯。几年后，雷解释这番事情的情形出现在豪斯曼的笔下：
这愈演愈烈的愤懑情绪令雷陷入了紧绷的绝望中，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其严重程度。不过最后，他告诉我，他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他别无选择，只能从这个他已经无从贡献的项目里退出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雷离开豪斯曼的办公室就去休息了。再过十天，拉德就要去服役了，导演手头的剧本所剩无几，而他们的编剧却刚刚告诉制片人，自己再也编不出余下的内容了。如果说事情进行至此已经陷入绝境，那么公司高层的介入以及完全在帮倒忙的奖金，则是将这个项目变成了一班行将失事的列车。
雷没法完成剧本，至少有两个原因在作祟。首先，他只要在办公室就必喝酒，《双重赔偿》的整个改写过程便是如此。其次，茜茜的状况不太妙。她受伤的脚时常作痛，而且肺部感染开始反复发作，令她咳嗽不止，也令她显得更加羸弱。腿部打上绷带后，她没法走远，所以平日几乎都坐在两用沙发上，把脚高高地跷起。雷的出轨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仍旧没有愈合。她活得不快乐。每一天，雷不得不丢下她去工作时，强烈的负疚感就变成他心头的重担。
然而，拜访过豪斯曼之后，奇迹发生了，雷冷静了下来，开始制定能够让他写完剧本的方案，与此同时，这也能减轻他对茜茜的愧疚感。他向豪斯曼解释道，酗酒多年之后，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滴酒不沾了（他当然是在撒谎，但此时这个谎言能派上用场）。他宣告，虽然现在开始喝酒会影响他的健康，却能够实现他们所祷告之事，因为酒精总是能够为他提供能量。雷得出的结论是，完成剧本的最佳方案就是写作的时候将自己灌醉。当雷将方案和盘托出的时候，豪斯曼只有惊讶的份，不过雷已经将细节都仔细考虑过了，并说茜茜虽然并不情愿，却也支持他的方案。他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让茜茜相信，为了完成剧本，为了维护荣誉，他非这么做不可。既然她把雷喊作她的“加利贝奥特”，把他当作自己浪漫史中的游侠骑士，那么她也必然会明白，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的诺言。雷交给了豪斯曼一张黄色的纸，上面写着他的需求：
一、 两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必须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在门口待命，司机要能够：
1． 请来（我的或茜茜的或两人的）医生；2． 负责剧本在住处和公司之间的递送；3． 送女仆去市场；4． 应对临时状况和紧急状况。
二、 六名秘书（三班倒，每班两人），必须随时在场待命，任何时候都要能够将他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打字稿，并应对其他紧急状况。
三、 一条全天候畅通的电话线，白天接到我的办公室，晚上接到公司的电话总机。
豪斯曼将这几条需求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出门散步，整理思路。他还去找了乔·西斯特罗姆，问他自己该怎么办。西斯特罗姆的建议是，如果这是能够让电影拍完的唯一办法，那么他就应该答应雷的方案，因为如果电影拍不完的话，他们就要大祸临头了。豪斯曼回到办公室，他要找回“在公立学校读书时才有的全部热情和团队精神”，告诉雷自己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钱德勒显然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建议一起出去吃午餐，他立马就在餐桌上喝了三杯双倍马丁尼，餐后还喝了三杯双倍史丁格，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这顿饭是一场彻底的豪饮，豪斯曼肯定在想，自己刚刚到底答应了什么事情。制片人将雷送回家，豪车和秘书都已经到位，但他还是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不过第二天，他再度上门，雷躺在客厅里不省人事，身边竟真有一摞打印整齐的稿纸，可以送到公司去了。
在接下来的八天里，雷一边喝酒一边写作；汽车在屋外待命，秘书则紧张地打字；时不时地会有医生上门，给他注射一剂“维他命”。最后的结果便是，剧本按时完成了，竟然还有几天剩余。不过，这样拼命的写法危害了他的健康，也耗尽了他的精神。他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身体才能恢复过来，至于精力和专注力，则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复原。即便如此，他还是以一种近乎英雄主义的方式守住了诺言，也许欧内斯特·海明威见了都要大为赞叹。对雷而言，牺牲是高尚的行为，而在为《蓝色大丽花》写剧本的过程中，他为电影牺牲了自己的清醒和节制，他相信自己因此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逃离好莱坞，重拾文学写作
在电影行业之外，整个世界正朝着光明的方向发展。在雷写作《蓝色大丽花》剧本，以及电影同步拍摄的过程中，欧洲的战事有了就要结束的明确迹象。这让雷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停战的消息从雷的肩头卸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雷又开始着手改编下一部新剧：《湖底女人》。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属于他们的竞争对手米高梅电影公司，当米高梅询问派拉蒙可不可以请雷来担任编剧时，派拉蒙没有反对。不同公司之间人才互借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雷只写过几部剧本，米高梅公司竟然希望借调他，这有点不同寻常。他本身就是小说的作者，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因素，但这件事也说明，他在编剧行业已经积累了定名望。在那个年代，电影行业还太过年轻，行业里没有多少一开始就专注于剧本创作的人才，不得不四处搜罗诗人、记者和小说家雷有一项特别的天赋：他写的对话被表演出来后都显得自然而有说服力。这一天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即便是受人敬重的伟大作家，比如说威廉·福克纳，也会写出演员根本无法表演的对话。
雷搬到了撒尔伯格大厦四楼的一间办公室，他后来将这座装饰艺术风格的白色建筑唤作“那座冰冷的储藏库”。与他对接的制片人是乔治·海特（George Haight），此人后来还为电视剧《阿达一家人》（The Addams Family）写过剧本。在雷看来，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于是雷也就沉下心来，改写《湖底女人》的第一稿剧本。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在米高梅公司的影响力无法与他在派拉蒙公司的影响力同日而语。在派拉蒙，他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可以坐在或躺在沙发上，对着录音机口述剧本，然而米高梅公司的高层对沙发的观念嗤之以鼻，认为躺着的作家根本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睡觉。
到最后，雷在米高梅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从夏末直到秋初，他一直在努力坚持，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蓝色大丽花》给他带来的快乐部分在于，依据其剧本拍摄出来的电影基本上跟他的设想相符。不过这一次，雷的工作内容与之前大相径庭，他所涉足的是他熟悉的自家作品，他对此感到厌倦。在写给詹姆斯·桑德的信中，他将改编自家作品的整个过程比作“翻找枯骨”。编剧通常会在小说的改编过程中遇到诸多难题，可是雷发现自己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欲望去解决这些难题，“过去的每一天，我的工作都变得愈发机械化”。尽管米高梅公司给予他很高的权重，使他能够极大地影响最终的电影，但他只能以这样机械的方式将工作推进下去，所以他向公司提议，再找一位更有热情和活力的编剧来解决剧本里的问题。米高梅拒绝了雷的请求。他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还远远达不到电影拍摄的要求：等到他们把我榨干之后，制片人的上级领导一定会说，给我听着，我们公司花大价钱雇了这么多作家。看在上帝的分上，安排一个给我把这活干了，拿了这么多钱，活总得干吧。这位作家就会按照他们的意思，费尽心思、大刀阔斧地修改剧本，将他个人的印记加入剧本当中，然后留下自己的名字。我倒不在乎什么名不名的，我只是很厌恶这样浪费我日渐衰减的精力。
到最后，雷拒绝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演职人员名单里，他还在1945年11月寄给詹姆斯·桑德的明信片上谈及了一些使得他不能再同米高梅公司合作的法律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根据弗兰克·格鲁伯在自传《通俗丛林》（Pulp Jungle）中的记载，雷和史蒂夫·费希尔闹了矛盾，向电影编剧协会寻求仲裁，以费希尔获胜告终。无论是这部电影，还是雷自身都给他带来了挫败感，而仲裁一事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消耗了他的精力。虽然他个人遭受了磨难，电影却赚到了钱，而且令他在好莱坞名气更盛。无论是后来被统称为黑色电影的各色影片，还是与其中许多杰作挂钩的雷蒙德·钱德勒，都一下子变得热门了。
逃离米高梅后，雷觉得是时候休息一阵了，于是带着茜茜去了他们最爱的度假地大熊湖畔，在那里享受了他们急需的清静。雷仍旧在化解米高梅公司的经历带来的后遗症：
我去了大熊湖畔，想从满身疲惫的状态中恢复，像你这样不知疲倦的人，恐怕永远也理解不了我的体会。我刚用了十三周给米高梅写了部剧本，我憎恨里面的每一个字，而最糟糕的是，它竟然改编自我的故事。我已经彻底沦陷。现在我还读得进去的也就只有佩里·梅森的故事。
大熊湖畔的空气稀薄且干燥，有利于茜茜肺部的康复，气温也足够温暖，他们只生过一次火。除了劈柴以外，这里几乎无事可做，所以到最后，雷总算是从他沦陷进去的洞穴中爬了出来。而且他产生了创作小说的冲动，在大熊湖畔这也不是头一遭了。也许他重拾了过去放弃的草稿，也许他已经静静地写了一年。到11月回洛杉矶的时候，他正在规律地写作，并且乐在其中：
我正努力完成一部马洛故事。在给那些混蛋写了那么多电影对白后，我又爱上了纯粹的文字，剧情大概已经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
1945年，雷对于电影行业的观点逐渐改变，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在派拉蒙和米高梅所受的许多委屈。他用这篇文章表达了失望之情：
除了最上乘的戏剧外，这门艺术可以让其他一切都显得琐碎而造作，除了最上乘的小说外，它能够让其他一切都显得啰唆而缺乏原创性。比起钱财，有些艺术家更关注其他方面，这门艺术不应该沦落到很快就让他们感到疲乏的地步。
雷发自真心地呼吁把电影当作艺术而不只是产业来对待，我们丝毫都不感到意外，因为他虽然经验不多，却相信电影艺术的力量。雷始终都努力理解自己所运用的形式，比方说，他会不断地重写短篇小说，令它们契合通俗杂志，在电影行业，他也始终坚持这种做法。从与比利·怀尔德共用办公室，到在派拉蒙拥有独立办公室，他始终努力把握这种媒介，并由此产生了有悖行业常识的观点：“电影的根本艺术是剧本，它是电影之根，没有剧本，电影就无从谈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雷个人的向往，在他想象出来的这个单纯的时代里，作家是至高无上的。可是好莱坞并非如此，在创作《蓝色大丽花》和《湖底女人》的剧本时，雷已经对银幕上的内容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掌控，但它们同样证明雷的向往并没有实现的可能。他和同时代的编剧是历史上最后一批因为文学成就而被好莱坞招兵买马的作家，然而在电影公司的体制之下，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作家。这是由制片人在上、编剧在下的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如果说电影制作全凭公司意志所摆布，那么编剧就算有天资又有什么用呢？正如雷所言：“这一体制的本质在于，一面不允许人才存在，一面对人才进行剥削利用。”
公司高层和制片人似乎具有一种共识：但凡从行业之外引入的作家，必须接受好莱坞的再教育，将他们借以获得这份工作的天资的棱角都磨平。就算不把编剧工作当成一门艺术也远远不够，剧本更多是由委员会集体创作而成的。人物、剧情和情境均由剧本讨论会讨论得出，而且此类会议往往不会将剧本改得更丰富、更优秀，而倾向于减少高潮的激烈程度，用陈芝麻烂谷子的套路替换充满新意的事物。电影公司的编剧基本上都是受压迫者，他们只能通过接手的剧本为职业生涯打拼，然而由于他们与电影公司的合同，编剧“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施展拳脚”：
谁也没法保证他最好的台词、最棒的创意和最妙的场景不会遭到修改，或在片场被导演所忽略，或者在后期剪辑中被弃置一旁——其中最简单也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一部电影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内容永远是技术上最容易剔除的部分。
在谈及自己的好莱坞生涯时，雷对于个别对象的批评力度把握得很谨慎。他小心翼翼地说，他个人的经历并不能为某些批评制片人的严厉言论提供佐证，这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许哪一天他还要回好莱坞呢。所以文章的结语倒也没有那么悲观：
腐朽的体制兴许是权宜之计，也许有一天会被淘汰，而那些自命不凡的公司高层会明白，只有作家才能够写出剧本，只有自豪、独立的作家才能够写出好剧本……
1943年至1945年对于雷而言是一段重要的岁月。在这一时期，他踏足好莱坞，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发家致富。即便如此，这些成就却没法令他快乐。他重度酗酒，至少出轨过一次，婚姻也不如30年代的黄金岁月那么稳固了。他也开始明白，这辈子都走不出犯罪题材了，尽管这件事令他感到郁闷，却也不无助益。1945年接近尾声时，他再也不婆婆妈妈地怀疑，觉得自己应该写出更有“价值”的作品，而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眼前的任务。经历过好莱坞的洗礼，雷也正要进入他小说家生涯最为丰产的时期。
（本文摘自《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
